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19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海)9787545820010

在2018年11月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演讲中提出：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沪苏浙皖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互通互联和资源共享。2019年5月，国家颁布的《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定位是“一极三区一高地”，即全国发展的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全面提升长三角的文化软实力，整体性地彰显长三角特有的江南文化魅力，把江南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可投资、可流通、可保护、可增值的文化资产。

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源”，是具有较高的人文和审美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公共性”，是一种潜在的产业价值；所谓“文化资产”，是指文化从业人员创造的、受到法律保护的知识性专有权利，成为显性的产业价值，具有“专有性”；要推动长三角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开发，必须把文化资产与资金、技术等相结合，才能进一步形成“文化资本”，即可投资、可增值、可变现的价值量，从而形成“增值性”。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不但成为文化资源的传承之地，而且要成为文化资产的富集之地和文化资本的淘金之地，成为文化投资的高效能投入产出之地。正如古人所说：“有等襟抱，方有等一等真诗”。

长三角地区的概念与长江流域与江南地区的范畴密切相关。所谓“江南”在历史上泛指长江下游的区域。而根据历史传统，狭义的江南即江海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水乡江南”，是江南文明之核心区。熊月之教授曾将江南一带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阶段，六朝以前称吴越文化；第二阶段，六朝以降至近代以前，称江南文化；第三阶段，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的开埠与崛起，称上海文化。 以后，他又将江南文化的发展细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到西晋、隋唐到两宋，元代到明清，鸦片战争以后，历经了多次的流变。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江南地区的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但也有因时而异的特点。熊月之教授指出：“江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开放包容，择善守正；二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三是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四是尚德重义，守望相助。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上海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由于长江流域的内陆腹地和辐射范围远远超过珠江流域，地理的优势和交通的便利推动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随后又成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从地理的角度看，上海本来就是江南地区的一部分。近代上海作为吸收大量移民而形成的大都市，其主要人口80%以上来自周边的江南地区，上海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一跃成为江南经济龙头、对外贸易枢纽、文化融合高地。与此同时，上海近现代以来还融合了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如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徽派文化、湖湘文化等，特别是大量吸纳了西方文明的许多元素，包括科学技术、社会制度、贸易规则、社会管理等，经过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而形成了海派文化。可以说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的现代版。

从城市文明发育的角度看，江南从明清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的层级非常清晰，而且各自的特色很鲜明。如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是重要的长江和运河贸易节点，湖州一带成为重要的丝绸产业基地等，松江是全国闻名的棉布业中心，苏州、无锡是重要的米业市场和粮食加工中心，也是棉纺织产业中心，南京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机械工业和军工基地之一。正是由于江南各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密切往来，城市经济间的层级分工体系与互补性进一步强化，才逐渐形成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城市共同体，并且逐步培育了中国为发达的城市文明和都市文化。美国学者施坚雅根据大量资料指出：“长江下游的实例，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区城市体系反复重组，但该区的几个大城市却没有一个趋于衰落”。 这种大城市群的发育和绵延，对现代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终形成，并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六大都市经济圈之一，成为中国经济发达、增长速度快和经济外向度的地区之一。与国内其它城市圈相比，长三角城市圈的腹地经济基础，城市群层级的成熟度、内部区域文化的繁荣度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与江南城市群在历史上形成的分工合作、共存共荣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实力为强盛、对外开放度的区域之一。从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等数据看，长三角已经跨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与此相关联，长三角的发展活力越来越依赖于内生动力、创新驱动、国际联接，而跨越了改革开放初期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和资本三大传统要素的投入模式。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创新驱动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产业创新形成新型产业体系，以自主创新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文化创新培育面向未来的社会共识和创造热情，以制度创新培育优良的社会生态，以战略创新形成协同创新的体系等。创新驱动固然需要相应的要素和投资需求，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资源创新等，而它的核心要素是创造性的人才。文化创新理念正是人才宝贵的动能和基因，它鼓励人们投入各种创造活动，把探索未知的领域视为人生的高尚理想，对失败抱以宽容，鼓励颠覆陈旧的技术模式和社会规范，它鼓励人们更加注重审美的创造与体验，并且把美感因素作为创造新产品和新业态的杠杆之一，敢于把创新构想付诸实践和运用想象力、创造力形成新的生产力组合。从2006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联合发布“全球创新城市热图”（Innovation Heat Map），它依托于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的创造数量、创新活动的多样性和创新规模，把全球城市的创新能力划分为四类：“涓涓的细流”、“涌动的温泉”、“汹涌的海洋”、“萎缩的池塘”。根据该项研究，中国的上海、深圳等上升到“涌动的温泉”状态，新一轮的城市升级大分化正在加速，文化创新正在登上城市创新驱动的舞台中心，正如研究后工业社会的知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文化已成为我们文明中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我们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法合理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新是创新驱动阶段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方面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把“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文化资产”，形成大量的优质文化资本，正是激发长三角文化创新力的重要内容，也是长三角积累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