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经济史稿(全三册)9787516668047

上册：

第一章 历时背景

第一节　自然环境 002

第二节　社会环境 013

第二章 城市和人口

第一节　秦汉六朝时期 025

第二节　隋唐时期 032

第三节　宋元时期 039

第四节　明清时期 048

第三章 商业和交通

第一节　秦汉六朝时期 062

第二节　隋唐时期 076

第三节　宋元时期 095

第四节　明清时期 133

第四章 农 业

第一节　土地开发与水利建设 182

第二节　粮食生产 217

第三节　其他种植业 256

第四节　水产、畜牧和狩猎经济 279

第五章 工 业

第一节　矿冶业 319

第二节　纺织业 341

第三节　陶瓷业 371

第四节　盐业 392

第五节　医药业 426

第六节　造船业 438

参考文献 451

中册：

第一章 潮汕经济近代化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

第一节　经济近代化的内涵与汕头开埠的标志性意义 001

第二节　潮汕经济近代化的时代背景 003

第三节　非均衡推进的潮汕经济近代化过程 011

第四节　近代潮汕经济运行的多维度复合循环范式 041

第二章 工 业

第一节　传统工业的复兴与发展 073

第二节　新兴工业的出现与壮大 094

第三节　潮汕工业的近代化 109

第三章 农 业

第一节　潮汕农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121

第二节　种植业 127

第三节　林业、畜牧业和渔业 133

第四节　潮汕农业的近代化 144

第四章 商 业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潮汕商业 161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潮汕商业 167

第三节　潮汕商业的近代化 177

第五章 外经贸

第一节　对外贸易 197

第二节　侨务和华侨投资 209

第三节　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232

第六章 交 通

第一节　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变迁 239

第二节　陆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变迁 247

第三节　航空事业的发展 258

第四节　邮电事业的发展变迁 263

第七章 城乡建设

第一节　清代潮州府城与县城 275

第二节　近代汕头市区的规划与建设 278

第三节　城市园林 292

第四节　城市公用事业 302

第五节　村镇建设 307

第八章 财政税收

第一节　1860—1911年的潮汕财政税收 317

第二节　1911—1949年的潮汕财政税收 335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税收 342

第九章 金 融

第一节　货币流通 349

第二节　金融机构 358

第三节　侨批业 366

第十章 公共服务

第一节　近代公共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383

第二节　社会慈善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397

第十一章 近代潮汕经济的“因商而兴”

第一节　潮汕国内贸易结构的近代化 409

第二节　“入超”与“抵补”：

近代潮汕地区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演化 419

第三节　关于近代潮汕进口贸易结构的演化 432

第四节　近代潮汕出口贸易结构的演化 482

第十二章 近代汕头市区城市形态的“顺商而变”

第一节　1860年前后至1921年，

自发形成和发展的汕头埠城区布局 499

第二节　1921年前后至1949年，

汕头市城区布局的有规划建设拓展阶段 505

第三节　“顺商而变”：

1923年《汕头市政之工务计划》的实现机理 517

参考文献 538

下册：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1949—1978年：工业化的有计划推进和区域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 001

第二节　1978—1992年：农业、工业的交替快速增长与“因商而兴”的回归 007

第三节　1992—2010年：潮汕经济的多元发展和多点布局 016

第四节 贯穿于潮汕经济运行中的深层矛盾及其演化 033

第二章 工 业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潮汕工业 063

第二节　1978—1991年的潮汕工业 084

第三节　1992年以后潮汕工业的多点布局和多元发展 099

第三章 农 业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潮汕农业 117

第二节　1978—1991年的潮汕农业 142

第三节　1992—2010年的潮汕农业 156

第四章 商 业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潮汕商业 165

第二节　1978—1991年的潮汕商业 177

第三节　1992—2010年的潮汕商业 186

第五章 外经贸

第一节　1949—1978年潮汕地区的外经贸 199

第二节　1978—1991年潮汕地区的外经贸 209

第三节　1992—2010年潮汕地区的外经贸 219

第六章 交 通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潮汕交通 243

第二节　1978—1991年的潮汕交通 255

第三节　1992—2010年的潮汕交通 267

第七章 城乡建设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潮汕城乡建设 291

第二节　1978—1991年的潮汕城乡建设 314

第三节　1992—2010年的潮汕城乡建设 329

第八章 财政税收

第一节　1949—1978年潮汕财政税收的探索发展 343

第二节　1978—1991年潮汕财政税收的改革与发展 359

第三节　1992—2010年潮汕财政税收的发展 368

第九章 金融业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潮汕金融业 391

第二节　1978—1991年的潮汕金融业 401

第三节　1992—2010年的潮汕金融业 414

第十章 公共服务

第一节　1949—1978年潮汕公共服务体系的初步建设 433

第二节　1978—1991年潮汕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 446

第三节　1992—2010年潮汕公共服务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455

参考文献 471

后 记 485

上册：

第二章 城市和人口

文明诞生的标志，一般认为，至少应包括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和国家制度的建立三个要素。城市对地方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城市，即所谓“城，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最初是一种具有防御和商品交换功能的人类定居点。除了天灾人祸而遭废弃外，中国古代的城市，总体上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扩张和再建设的过程。其形成与人口因素密不可分。

古代潮汕也是如此，由零星聚落点开始，逐步交集成片，随着历时人口的增加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聚落点的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和膨胀，其周边再产生若干的市镇。经过持续的积累和建设，到了近代之前，潮汕大地已经出现了同时期闽粤区域中较具规模的城市群。

第一节　秦汉六朝时期

先秦时期，潮汕居民曾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聚落，这些聚落的建设，我们仅能凭借有限的材料进行猜测：譬如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陈桥文化，综合斧、锛等遗物以及文化遗迹信息，也许意味着当时存在类似“巢居”的干栏式竹木建筑，类似《礼记》所载的上古之人“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又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潮阳左宣恭山下文化层出现了竹木柱、硬土面和坑窑等，竹木架构建筑清晰可判，虎头埔陶器在潮汕的广泛分布则透露出各聚落点有着联系；且如青铜器时代的浮滨文化，其中的饶平塔仔金山墓群等级分明，从两座主墓二层台设计以及规整的造型，可窥探出，当时房屋等建筑物已然具有一定的水平；再如浮滨文化后期至先秦发现的遗址，都透露出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将生活生产区与墓葬区分开，这是存在着建设规划并走向成熟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时间的后移，各种材料有所递增，潮汕的聚落和人口概况逐渐有迹可循。

一、汉式建筑的出现

纳入华夏中央版图之初，潮汕的遗存发现大为减少，这多少反映出，继两周战国时期越人南下之后，更为强悍的外来文化再次强势打断潮汕地区此前相对独立的文明进程，也影响到当地的建筑文化。这在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中便得到体现。

澄海龟山遗址包含汉代和宋代的两个大的文化层，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文化层，因此，多称为“澄海龟山汉代遗址”。遗址虽然仅残存一部分，但仍是广东首现的达到2万平方米的汉代遗址，也是经科学发掘的中国十大汉代遗址之一。其建筑物级别高于广东同期关隘城堡军事设施，低于宫殿式建筑，是汉代岭南一处较具规模的建筑群。在迄今没有稍具说服力反证，又2003—2005年考古学家们对揭阳榕江流域更为彻底考察而未有发现的情况下，本史稿认同邱立诚先生等考古学家的猜测及说法，澄海龟山汉代遗址极大概率是南越国延至汉代的古揭阳县治所。

该遗址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内称为“龟山”之小山丘，地理坐标为116°45′，北纬23°31′，地处韩江两大出海口之一的东溪河（亦称莲阳河）西岸，韩江自西北向东南流经。按《广东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的结论：第一期可能为西汉前期后段；第二期有测年数据，综合判断大致为西汉中后期，主要建筑遗迹有F3和F4；第三期为东汉时期，主要建筑遗迹有F1和F2。

其中第二期的F3是已清理的四座基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该建筑坐北朝南，方向201°，呈三合庭院式。东西两侧为廊房，中间为庭院，庭院北面有踏步台阶通向殿堂；殿堂面宽5.5米、进深6.2米，殿堂两侧为配房，面宽3.25米、进深6.2米；殿堂、配房的后面是一片空地，应是F3的后院。建筑物多处使用瓦当，布局严谨，其出土遗物中铜铁器略多，有箭镞、鼎，陶器次之，基本不见釜、鼎之类的炊具，只有一些容器和盛具，还有作为衡器的瓷权等。种种迹象显示，F3是较高规格的建筑，应是供上层统治者使用的公共活动场所。

第三期的F2，平面形状为圆形，直径3.4米，南面有门道，方向169°，门道屋檐上装饰有瓦当，墙基用花岗石垒砌，厚约0.04米，墙壁高度不明。基址内出土遗物很少，仅见几件陶器和铜器，陶器有盆、盂、瓮和小罐，施釉很好，但不见釜类炊器。综合分析，这座基址面积不大，建筑形式特别，使用小而精美的器皿，与其他几座基址显然不同，应该属于祭坛一类的建筑物。

龟山汉代遗址所出的汉代板瓦、筒瓦、瓦当、铺地砖、墙砖，是目前所见潮汕地区年代最早的瓦房建筑构件，也就是说，这是潮汕地区目前所见最古老的瓦房，但较之全国“战国时代的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盖”的情况显然迟得多。其样式则是仿自中原地区的高台榭建筑形式。而较之广东，用石块垒砌墙基者，可见于乐昌洲仔秦汉时期的城墙和始兴罗围汉代城堡遗址的城墙，但它们均系采用河卵石，龟山汉代遗址则是岭南首见用石块垒筑墙体的遗址。

除了上述建筑材料，澄海龟山汉代遗址还出土有288件陶器（仅计器形可辨者），瓷、玛瑙、石器合10件，铜器32件（未计细小铜渣），铁器90件（未计细小铁渣），以及一批动物遗骸。其中的铜钱，以及玛瑙、铜镜等明显为区外流入之物，都透露出当时潮汕的商业气息。

龟山汉代遗址是利用低矮山岗自然环境，修筑三至四级平台，以天然的高出地面处为台基，作为承受房屋整个荷载的基础而营造的建筑物。它依稀为我们展现这样一幅图景：山上的祭坛、三合院式的办公衙署、长官起居的房屋，室内相应配套严格而齐全，外观汉瓦覆顶，居高临下，威严壮观；逐级而下，是成列状的排屋，皆依山而建，夯土垒筑，这些应是普通居民们或者士兵的居住地。不远处，则生活着大型食草动物水鹿和中型哺乳动物猪、獾等，居民们从事农业种植，渔猎补充。

龟山为距今2000年左右之“南砂—莲阳—澄海—岐山”滨线上的一个点，既可以出海，也可以沿着江河水网深入潮汕腹地，然而陆路则难以走得长远。总体来说，它出入区外更为迅捷，沟通腹地则相对迟缓。这也许暴露出，揭阳县执政者实际施政范围及手段都颇为有限，正如《三国志》追述汉平南越后置郡设县时，称各县“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而需要集权才能较好得以体现的城建规划和基建工作，也便只能是局限于澄海龟山附近：依山筑屋，靠水为港，整体营造几乎都是依赖自然地貌进行。

其他的秦汉六朝遗存，都没有具规模的建筑发现。但自晋代开始，则较为明显显示出聚落增多、人口分布点更为深入潮汕腹地的情况。有些晋代民居不见得比中原差多少，譬如揭阳新亨晋代小木屋遗址，便是如此。

揭阳新亨九肚村发现的晋代四方形小木屋，颇为精致，该建筑物坐北朝南；长、宽各约7.5米，总面积56.25平方米，地面至屋面通高3.5米；以削成长约3米、方约1.5米的木柱为四周墙体，左、右各5段，后墙三段，前墙二段，右侧留一段空隙为门；木体竖直入土各0.5米，墙基以石块填实；房顶以宽1.5米、长7.5米的5条方木为盖，用黏土填缝，再横铺一层木板，上面又加盖一层严实黏土，四周出檐作滴水；墙木顶端用长度与墙相等的木板，环以竹篾扎实作垫木；室内有木或木材支架为主制成的壁橱、壁灯、甬道、棂窗、壁龛、睡铺等。

按寥寥无几的传世文献所载，两晋一般民众和中下级官吏的住宅还相当简陋。譬如西晋大文人潘安，居处既简陋且狭小，自称“伊余馆之褊狭，良穷弊而极微。阁了戾以互掩，门崎岖而外扇”；又如东晋隆安年间广州刺史吴隐之，居住茅屋，即“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再如未建南朝宋之前的刘裕，出身农家，其故居土壁上挂有灯笼，后来其孙子孝武帝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对于农人来说，壁灯较为奢侈。

这样看来，以揭阳木屋样式及木石黏土等繁杂工艺之混合使用，在同时代对比也显得比较考究。而它们既然出现于民居，自然也可能会应用于“城建”等方面。

二、外来人口的增多

人口方面，潮汕居民由秦、汉初的大幅减少，至六朝时期的逐渐恢复，主要是多场中原战乱导致移民流入造成。其中，晋政权南渡带来的中原移民人口，以及南朝数次兵燹中二次流入的情况比较突出。

较早的批量人口流入岭南记录，来自《淮南子》《史记》等的记载，秦兵50万军出征岭南，其后有“谪徙民，与越杂处”的行为，秦军还曾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同意了15000人。这些人口有士兵、犯罪官吏、商人、贫民等。现存较早的普通人口流入个例记录，则是秦长安人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堕南国，九年不归”。但是，秦代迁至岭南者，有没有以及有多少流入潮汕并定居于此，实际上难以考实。

南越国时期，原籍中原的赵佗立国后沿袭秦汉制，实行“和辑百粤”的政策，仍用土著出仕，又赞成汉越通婚，如末代国王赵建德是南越王婴齐与越妻所出的庶子等，都说明南越国的民族融合政策是比较好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证之《汉书》的记载，透露出南越国后期曾多次袭击相邻的汉诸侯国，劫掠长沙汉人入岭南。这也是南越国惹怒中央政权，导致亡国的因素之一。

汉武帝平南越，迁入部分人口，如“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又有向往岭南可“不出田租”而主动南下者。新朝及东汉末大乱，岭南仍然是相对宁静之地，迁移者也有不少，如东汉末执掌交广军阀士燮，其上溯七先祖便是在新朝时迁入岭南的。

南越国、汉统治时期，流入潮汕的人口已经有一定数量。潮汕汉代遗存中可确认含汉文化面貌的至少有5处，最典型的便是上述龟山汉代遗址。文献上又有疑似实例，如汉末举孝廉的安成长吴砀，事迹见诸《三国志》，较早称其为“揭阳人”的可见文献，则应是明代的《百越先贤志》，后者参修自佚书的《交广记》，《汉唐地理书钞》认为《交广记》成书于晋代之后不久，则该条记载的史源也颇为久远。吴砀无疑是南来名门大族的后人，问题是，《交广记》所称的“揭阳县”是指汉还是指孙吴设的“揭阳”？如是前者，则说明吴砀家族是流入潮汕的汉人；如是后者，由于孙吴曾于今江西境另置“揭阳县”，则吴砀与潮汕无关。

孙吴时期，出现了一条涉及人口数据的记载。孙吴赤乌五年（242）之前的十余年，揭阳县被曾夏等数千人所占据，由于这十余年揭阳县脱离了孙吴的监管，因此，孙吴于嘉禾五年（236）在扬州庐陵郡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