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科记考补正(全三册)9787101139198

自 序

清代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所撰《登科记考》三十卷，是研究唐五代人物、史事、科举和文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该书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成书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和广泛好评。赵守俨先生在《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1版）的《点校说明》中，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主要特点，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取材宏富，而不伤于滥。其取材包括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范围甚广。资料的搜集虽不能说已做到纤细不遗，但确已将唐代科举的重要数据条分缕析，粹为一编。编者对待数据的态度并非以多为胜，而是作了较为认真的选择。如凡例谈到：

图经、家乘，例载科目，而近世府厅州县志袭谬承讹，动遭指摘。……颜师古《汉书注》云：“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今同斯例，概就刊落。惟见于《永乐大典》所引者，皆宋元旧笈，事有可征，尽行采录。

这就是说，编者所用方志，限于去唐未远之宋元旧著，明清所修，由于以讹传讹之处太多，故摒弃不取。本书由《大典》中征引的旧志，不但原书久佚，甚至徐松所看到的《大典》在今天也不可全见，因而这些遗文更为可贵。至于人物生平的数据，编者虽没有明确提出选择标准，但我们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他絶不是信手抄录，而是仅仅摭取其与科举有关和能够说明登第者身世部分。编者的这种谨严的态度和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编选数据，也是值得借鉴的。

二、注意反映有关科举取士各个方面的问题。例如科举取士在有唐一代虽然在不断发展和制度化，却始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考试内容方面，重文艺还是重经术；录取对象，以“子弟”为主，还是以寒门为先，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凡能够反映上述问题的材料，编者都没有忽略，这也说明徐松的史识。又如，本书附载了大量的策赋诗文，初读此书，可能感到这些数据似乎徒占篇幅，意义不大，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唐代取士的标准和倾向，以至不同时期的文风，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大有作用的，所谓“一篇一韵，初若虚文，而治乱之萌系焉”（《唐诗纪事》卷五八）。

三、考证和按语精辟，可取的不在少数。编者对一项制度的原始，多附加按语，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卷五开元五年（717）博学宏辞科下按语说：“按博学宏辞置于开元十九年，则此犹制科也。”同上卷开元二年（714）进士科下引《永乐大典》“赋”字韵注称：“开元二年，王邱员外知贡举，始有八字韵脚。”又指出：“按杂文之用赋，初无定韵，用八韵自此年始。”卷九天宝十三载（754）词藻宏丽科，引《册府元龟》之文，以说明此年为制举试诗赋之始。同上卷天宝七载（748）李栖筠下，据《黄石公祠碑》碑阴齐嵩题记，指出碑文作者李卓即栖筠，可补史阙。此外，订正两《唐书》及其他史籍、笔记的地方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我们校理有关史料应当取资的重要研究成果。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本书的作用已远远超出登科记的范围，实际上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经过考订的唐五代科举史料编年，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学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书。

赵先生同时也指出：“然而古今的任何著作都不会是完美无疵的，本书有许多长处，但也有它的缺点，疏漏错误亦复不少。因此在使用这部书的时候，还需要进行复核。岑仲勉先生于1941年曾写过《登科记考订补》一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指出本书的重复、错误、缺漏多条，现附印书末，以便参考。近几十年来唐代墓志大量出土，这些都是徐松所不及见的，如果能利用这些数据对本书加以补充、订正，成绩必大有可观。”实际上赵先生在点校中还征引了施子愉《〈登科记考〉补正》（载《文献》第十五辑）的成果，他在点校中已经注明。而赵先生本人在点校中亦指瑕、匡补甚多，读者自可明了。其后，赵先生在《唐代登科记与徐松〈登科记考〉》、《从〈登科记考〉谈到古籍整理的格式问题》（皆见《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8月第1版）等文中，又有新的发现和补充（本书亦皆收录）。

对于徐松《登科记考》的补充、订正，迄今所见已发表的专文有：

1.岑仲勉《登科记考订补》（见前。本书简称“岑补”）；

2.罗继祖《登科记考补》，载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十三册*分，昭和十七年（1942）六月（本书简称“罗补”）；

3.施子愉《〈登科记考〉补正》（见前。本书简称“施补”）；

4.卞孝萱《〈登科记考〉纠谬》，载《学林漫录》第六集；

5.张忱石《〈登科记考〉续补》（上、下），载《文献》1987年*、二期（本书简称“张补”）；

6.胡可先《〈登科记考〉匡补》、《〈登科记考〉匡补续编》，载《文献》1988年*、二期；《〈登科记考〉匡补三编》，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本书简称“胡补”）；

7.杨希义《〈千唐志斋藏志〉中隋唐科举制度史料辑释》，载《中原文物》1992年*期（本书简称“杨希义《辑释》”）；

8.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简称“陈补”）；

9.朱玉麒《〈登科记考〉补遗、订正》，载《文献》1994年第三期（本书简称“朱补”）；

10.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登科年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本书简称“吴考”）；

11.黄震云《〈登科记考〉甄补》，载《文教资料》1996年第4期（本书简称“黄补”）；

12.王其祎、李志凡《〈登科记考〉补》，载台湾《台大历史学报》第19期，1996年6月出版；王其祎、周晓薇《〈登科记考〉补续》，载《碑林集刊》（六），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本书简称“王补”）；

13.陈冠明《〈登科记考〉补名摭遗》，载《文献》1997年第4期（本书简称“陈冠明补”）；

14.薛亚军《〈登科记考〉正补》，载《古籍研究》2001年第1期。

除专论之外，如傅璇琮先生所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1版）、傅璇琮先生主编《唐才子传校笺》（1-5册，中华书局1987年5月-1995年11月出版），以及近年出版的唐代诸家别集的校注等，对徐松《登科记考》中的错误也多有指正。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反映了近几十年来唐代科举史料研究的新水平。但这些论文比较分散，查阅很不方便，同时其中也还有不少明显的错误。本书对上述研究成果，在经过认真的核查、甄辨之后，予以充分吸收，并以文章发表的年代先后为依据而加以注明，重复者不录。原作为附录的“岑补”，这次也依据所考年代和类别而纳入正文，并予以注明。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和吴宗国先生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2版），则是近代以来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代表性的著作，对本人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获益良多。

徐松对当时新发现的唐代石刻、墓志拓片等材料也有充分注意，《登科记考》中即多有征引；但其后所发现大量的资料，则是他所不及见的。近十几年来正式影印出版的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本书简称“《千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以及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本书简称“《汇编》”）、吴钢先生主编的《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年5月-2000年5月出版。本书简称“《补遗》”）等，都保存了许多与唐五代科举有关的史料，这些史料实为本书取材之渊薮。

徐松对于史料的选择，态度十分审慎而又有所偏重。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唐摭言》、《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玉芝堂谈荟》等，皆甚为其所重而常力主其说。但相对而言，如《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则往往不为其所重而有所忽略。加之《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在版本上的差异，因而会有诸多失误之处。再如对于图经、家乘的使用，徐松的态度亦极为严格，以为皆“袭谬承讹”，故“概就刊落。惟见于《永乐大典》所引者，皆宋元旧笈，事有可征，尽行采录”（《登科记考凡例》）。陈尚君先生就曾认为徐松“态度审慎，但并不科学。文献传误，所在皆有，即使唐人碑志，亦难必其不误，关键是要仔细考证，去伪存真。明清方志讹误甚多，但也保存了不少今已失传的宋元志的旧文，多有可与史乘相参者”（《〈登科记考〉正补》）。故“张补”、“胡补”、“陈补”等文皆获益于方志者不少。又如“陈补”所引明嘉靖刊本《休宁浯田程氏族谱》，即据宋时谱牒增修，甚有史料价值。本书所引用的如元代洪景修编《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明代凌迪知编《万姓统谱》等书，尽管讹误甚多，但其中保存的可靠史料亦为不少，岑仲勉先生在《元和姓纂四校记》中即多有征引《统谱》以证史者。

本书对于徐松《登科记考》的补正，采用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1版赵守俨先生点校《登科记考》为底本（按该书1993年9月北京第二次印刷时个别地方有文字更改，本书亦参校）。凡赵先生校语皆予保留，并加“赵校”字样。在体例上仍以徐松所拟《凡例》为准。其体例本身的学术价值，赵守俨先生已有详论。惟本书在数据的选择使用上则超越了徐松的范围，已如前述。补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凡徐松所缺考失收者，皆予以新的考证和补充，新增加条目前加“*”号。

第二，凡徐松所考有误而需要重新调整或删并者，皆予以辨证而加以移正或删并；移正的条目前亦加“*”号，删并的条目于徐松原考下加“孟按”字样。

第三，凡徐松所考有误而需要删除者，则于条目前后加“*［……］”号，同时予以论证，以便读者了解删除的原因。

第四，凡有比徐松所引更早或更确切可靠的材料，皆予以补充，以丰富和加强本书的史料价值。新补充部分加“孟按”字样。对今人新补亦同。

第五，《记考》第二十八至三十卷的《别录》上、中、下，专门记载与唐代科举有关的史料、笔记和诗文等数据，旨在为读者提供研读之方便。其实这方面可以补充的数据还有很多，如《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全唐诗》以及唐宋人笔记数据等。但此类数据的选录似无明确标准，过多地收录则成庞杂的“资料汇编”，观徐松所录，亦皆择要或与前文相互印证者。故今之补正，仅补充《文苑英华》卷六九六所录薛登《论贡举疏》和《新唐书》卷一六四《归崇敬传》的相关内容，愚以为此皆与唐世科举关系十分密切者。此外仅就原文作些校正或辨误的工作。

......

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一个更加丰富而且可靠的文本，这是我补正《登科记考》的初衷。但唐代科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各类史料的记载也多有讹谬散乱、真伪混淆之处，研究中稍有疏忽，便会造成新的错误。以徐松那样的学者尚有诸多疏误，况予步其后尘而摭遗补漏，必亦难免谬误，故而恳请读者予以指正。

孟二冬

《登科记》始于唐代，为记录历次科举相关内容的专书，然宋代之前的诸种《登科记》均散逸残缺。清人徐松从大量文献中选取科举材料，依据年代先后，编排中举者姓名名录、科举考试相关诏书，以及应举者诗文等内容，撰成三十卷的《登科记考》。同时徐氏又多加考按，以现科举制度兴废及人物概貌。是书为研究唐五代文学、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徐松之后，又有大量新材料、新研究出现。《登科记考补正》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登科记考》为底本，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基础上，又作了大量补正工作：一是根据近些年出土与整理的碑志等新材料增补有关唐五代科举的名录及资料；二是结合新近考证研究成果订正徐松的错误；三是酌情增加关于科举的诗文、笔记、史料等内容。新增补的科举著录人数凡一千五百多人，已超过徐松《登科记考》人数的一半，洵为研究唐五代文史更加完备可靠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