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2017年卷·下9787520323116

【本期特稿】：农村妇女口述史研究

主持人语：性别正义的信息基础：农村妇女口述史的

意义

性别平等意识下乡：土改时期的妇女动员机制研究

农村集体化时期女干部身份认同的性别困境：口述史的

集体记忆

制度结构与心智构念的选择：集体化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

再形塑

——基于农村妇女口述史的分析

村干部的政策执行策略：地方性知识运用与政策投机

——基于农村计生干部的口述史分析

【专题研究】：宗族、国家与治理

血缘关系韧性：国家与宗族关系的新认识

——基于广东蕉岭县福岭村陈氏宗族的调查

组合型：传统宗族村落的形态及其治理

——以江西郭氏符竹村为例

分合均衡：明清徽州宗族有序治理的内在机制

——以安徽歙县雄村曹氏宗族为例

【博士论坛】：产权、公共服务与乡村治理

合作性产权：传统乡村场域中地权的界定、维护与治理

——基于洞庭湖区湖村的形态调查

组织化供给：传统村落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及当下启示

——基于重庆河村“会社”的历史形态调查

当代农村发展与治理

农民工非制度维权偏好的代际差异研究

基层政权、下乡资本与农户：农地流转中影响农民利益的

三维透视

——以成都市郫都区花园镇为例

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之路：历史进程与结构力量

——与阎云翔商榷

海外农村研究

国家何以成功：家团底色下的韩国“新村运动”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2017年卷 下）》：

　　西方经典人口学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等带来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的普及，一个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逐渐步人现代人口发展模式（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中国于20世纪的集体化时期，更确切的说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物质生活水平贫困的时代背景下，以极快的速度实现了人口结构化转型。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80年18.21‰，人口生育率①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挑战了西方传统经典人口学理论的适用性，曾一度被海外学者称为一个难解的“人口学之谜”。之所以成为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全面实施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

　　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是政策因素还是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这个问题首先被西方学界敏锐地发现并进行热烈的讨论，其中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在广大地区的高强度执行，导致了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并欲借此抨击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口学界作为回应，开始对这个问题给予重要关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口学界不仅要对70年代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做出解释，还要论证80年代及其之后影响人口发展的非政策因素问题，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仍在继续，且政策强度在不断提高。这两项研究的内在实质相同：论证政策因素与非政策因素（经济社会因素）各自在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从学者发表的文章看，争论双方均找到了支持两种论断的有力证据（林富德，1986；林富德，1987；邬沧萍，1986；穆光宗，1998；秦芳芳，1983；秦芳芳，1987；陈萍，1990；陈友华，1994等）。甚至有学者提出，70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政策因素导致，80年代是政策因素与非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0年代之后则主要是非政策因素起主导作用。（陈卫，2005）国内学者对集体化时期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存在模糊认识，既不能漠视计划生育政策在推动节育方面的突出贡献，也无法否认人口发展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因而把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两者中哪一方起着根本或是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社会因素促进生育率的降低，其实质是家庭及妇女生育意愿的主动下降。即使是论证非政策因素在中国人口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学者，也没能解释清楚集体时期农村妇女节育意愿出现的原因。造成上述研究难以取得突破进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口学偏向于宏观理论探讨与宏观计量，微观层面研究及微观事实的调查明显不足；二是人口研究中家庭及妇女的主体性视角缺失①，她们真实的生活状况、生育态度及生育意愿不得而知。②

　　当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实际时，学者们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的生育行为有了更深入、更具解释力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翟振武，他认为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可以限制人口生育，“按人口分配”则强烈刺激了人口增长，“按劳分配”与“按人口分配”的混合式分配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更加显著。另一位突出代表郑卫东，基于日照市东村完整的档案资料及进一步调查，抓住集体制度运转的指挥棒——工分、分配与生育的关系，得出了具有启发性的重要结论。他也认为集体财富的分配模式成为影响家庭生育的重要因素，但与翟振武观点不同的是，认为多生孩子对家庭经济支撑能力的贡献并不明显。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普遍多育的表象下面涌动着节育的要求，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逐渐呈现。翟振武和郑卫东将集体化时期的起始时间定义在1949年，整个集体时期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也没有完整研究（二者研究的时段均选定在1949-1973年），并且两人的观点相互矛盾，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中国农村研究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编的连续出版物，从1996年出版至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他们秉承着顶天立地的原则，办出了中国农村研究以调研为主的田野调查华中派。本出版物，每年两期，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所选文章也为该院组织的中国农村研究的具有一定分量的文章。该书稿已经列为cssci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