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精)9787503970184

杨荫浏先生的中、印音乐比较研究对我的启示

    陈自明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宗教、文化、艺术和音乐交流十分频繁，但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后，两国之间的接触、交往和文化交流就大为减少了。直到印度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的电影在中国受到欢迎，中国人也才有机会接触到传统深厚、丰富多彩的印度音乐舞蹈，但也仅限于常任侠先生写过的一些介绍印度音乐舞蹈的文章。对中、印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只有杨荫浏先生的文章《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关系》。此文从七个方面对中、印两国的音乐文化进行了比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些都对我从事印度音乐学习、研究有所启示，并引导我做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中国和印度均为文明古国，早在2000多年前两国就已开始接触、交流，其中既包括经济、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的。在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就已经提到中国和中国的丝绸。

    在经济、物质方面，两国早就互通有无。从中国传人印度的除了丝和丝织品之外，还有茶、花生、瓷器、枣、栗、桃、梨、石榴、白糖及钢铁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有珠宝、奇石、干姜、娑罗树、菩提树、胡椒、豆蔻、郁金香、茉莉花、沉香、天竺桂、犀角等。更有意思的是，据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考证、研究，唐太宗曾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红糖技术，然而到明朝，中国制出了白糖，又回流到印度，可以说是真正的双向交流。

    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许多印度僧人不远万里到中国传经、布道，不少中国高僧历尽艰辛去印度取经、求法。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还学习到印度人的哲学、文学、艺术(如音乐、舞蹈)等，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后来，中国佛教中的禅宗也回流到印度，成为印度佛教僧人研究的对象。

    中国著名的大学者梁启超还统计出佛教为汉语增加了三万多个词汇，其中不少成语、典故已在中国文学界广为应用。如“慈悲为怀…I极乐世界…‘六根清净…‘昙花一现…‘皆大欢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法无天…‘僧多粥少”等。

    实际上，佛教传入中国后，使中国的哲学思想增添了不少新的成分，主要的就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涅榘”等。中国在唐朝以前的小说中，很少出现神仙鬼怪。而在唐宋传奇小说中，就常常有神仙、鬼怪的描述，这些大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观念，反映出印度宗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时间中国文学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景象。除了唐宋传奇外。唐代的“变文”也受到印度的影响，变文的内容多为佛经故事的唱本，也有中国古代故事，这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文体，在敦煌石窟中有很多遗存。’

    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后，两国之间的接触、交往和文化交流就大为减少了。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泰戈尔来华访问才重启了中、印文化交流之门。然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他一生共创作了2006首歌曲，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两倍，他还作有三部音乐剧、三部舞剧。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都是他的作品。

    直到印度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的电影《流浪者》《两亩地》等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一时间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唱起了“到处流浪”的歌声。20世纪504F代，印度著名的乌黛·香卡舞蹈团应邀来中国演出，印度文化代表团带来了印度的舞蹈、歌曲和器乐，中国人也才有机会接触到传统深厚、丰富多彩的印度音乐舞蹈。当时只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常任侠先生写过有关印度音乐舞蹈的一些文章。但是，对中、印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只有杨荫浏先生的文章《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关系》。此文从七个方面对中、印两国的音乐文化进行了比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第一，音韵学方面。公元65年，汉明帝派人去天竺取得《佛经》，后来由僧人们翻译成344部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为了彻底掌握印度梵文，研究了印度利用字母拼音的方法，写作了《婆罗门书》。这便是中国音韵学最早的萌芽。后来中国的音韵学对中国的声乐曲调、戏曲、说唱音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乐器方面。这里主要指的是5世纪左右中国南北朝时期从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而印度在2世纪已有类似曲项琵琶的乐器，估计琵琶是从印度传来的。琵琶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原有的弹拨乐器阮的影响，从4柱改为16柱、17柱直至24柱。演奏技术也由用拨弹的技术发展为左右两手变化无穷的手弹技术。曲调也结合了中国历史故事和生活内容，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这说明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亲密关系。

    第三，音律方面。6世纪，中国曾因琵琶的传人而在音律方面受到印度的影响。

    第四，歌唱方法方面。3世纪，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已根据印度梵呗的唱法制成了“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这就影响了中国宗教歌曲的唱法。

    第五，音乐和舞蹈方面。除宗教音乐外，印度民间音乐也于4世纪传入了中国。6世纪末......

从1840 年开始，横亘在中国文化面前的所有困惑与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即解决好古今、中外、雅俗这“三大关系”或曰“三大矛盾”。100 多年来，中国文化界几乎所有的争论与分歧、努力与实践，无出其外。至今，此难题仍在，且继续考验着我们。

120 年前，杨荫浏先生出生在一个氤氲着书香乐韵的江南殷实之家，他似乎是为解决这“三大关系”而来的。他自幼既随阿炳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广泛、深入学习民族乐器和民间器乐，又跟外国传教士学习英文、钢琴和西洋作曲理论；他既继承了中国文人“左琴右书”的传统，成为昆曲“天韵社”的中坚，又在一生中始终关注着被社会轻视和菲薄的“俗乐”，他对江南十番、河北吹歌、西安鼓乐等乐种的研究以及对湖南民族民间音乐的普查，奠定了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他不但打开了对中国道教音乐、佛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之门，而且在青年时代便开创了基督教音乐的华化之路，其主编的《普天颂赞》至今仍回荡在中国教堂的穹顶之下；他不但借助从民间音乐中学到的乐谱谱字使唯一可靠的宋代音乐——姜白石的17 首歌曲重现，而且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借曲填词，让岳飞的《满江红》唱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他不但以毕生的精力写作并不断完善其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而且始终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甚至跑到乐器作坊用他的乐律学研究心得指导工人制作乐器；他不但精通经史子集，从古文典籍中淘沥出众多被世人忽略的音乐史料，而且他的第一本中国古代音乐史是用英文撰写，接通了古今中外。纵观杨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认真、严肃、客观、自豪地说：杨荫浏，是在音乐领域打通古今、中外、雅俗的第一人！

今天，我们怀念杨先生，怀念那个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群体——和杨先生一起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研究之路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建立与成长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们。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为解决中国文化“三大关系”，建立一个通古达今、雅俗共赏，在海纳百川时不失根与魂，在面向未来时不忘来时路的中华音乐文化而奋斗！

田青

2019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