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978710012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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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 
　　根据我们上面几乎是逐字照录的郭、刘和张三人的记录看，他们对于所看见的东西似乎是完全莫名其妙。斯波蒂斯伍德所演示的对于他们说来是如此一种天方夜谭，虚心向学的郭大使也好，颇通洋文的张德彝也好，甚至于都不能把他们所看见的完整地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在1855年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Hobson）所著的《博物新编》里提到过光谱，徐寿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华蘅芳通信也讨论过光谱，还用水晶图章磨制过三棱镜，但是这些知识显然只是在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三五个人的小圈子里流传。这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最新的科学成果对于道光二十七年会试二甲三十九名赐进士及第的郭嵩焘和他的同事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这一困难是文化交流、冲突、沟通、扩散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再把它细分为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郭嵩焘一行之所以困惑莫名，一是在他们旧有的知识结构中没有可资比较的对应物，所以完全茫然不知所措，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新经验连一个暂时搁置的地方都没有；一是他们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准备还没有形成系统，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规范与他们所要处理的对象全然不合，所以也没有能力作归纳或分类，更不用说理解其意义了。说实在的，他们比当年刘姥姥进大观园还要狼狈。姥姥初见自鸣钟，“当啷”一响，确实让她吓了一跳，但她还能马上和筛面的箩作对比；郭大使尽管渊博，却仍然想不出四书五经里有什么可以和光谱作比附；至于光谱的意义，中国客人当晚可能和刘姥姥对于荣府上下为什么都要用钟表一样，全然不可理解了。第三方面的问题是他们的英文程度尚不足以甚至是最粗略地了解主人为他们提供的相关解释，阻碍了哪怕是最低水准的消化和吸收。对于光谱分析技术而言，中国同治朝知识界的精英实在是不得其门而入。 
　　英文的问题最明显。不用说郭嵩焘，我们现在读了十年英文再出洋的人，哪个不还是觉得英文处处阻碍？张德彝是他们当中英文最好的，他的记录也最可读。尽管他把展示光谱的屏说成是一幅“大白布”，他总算是粗略地记下了当天的实验。如果只有郭嵩焘的记录的话，我们恐怕没有什么十分的把握能重建当天的情景。 
　　他们的全然不可理解表现在对此一活动的记录的异常简略。郭嵩焘是细心向学之人，通常参观游览乃至和人谈天应酬，苟有可记，一定是详加采录。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对五色绚烂的光谱分析术，记录才仅百余字，和他日记中随处可见的对于工厂、博物馆的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字的巨细无遗的记录全不相类，只勉强及于当天他和数位“倾谈逾时而未询其名”的士绅的会晤。嵩焘非独懒于此，盖无从措手也，盖所谓马二爷游湖，“不知他搞的什么玩意儿”。唯一的评论倒还是刘锡鸿用的《易经》，含混地一下子把光谱分析术给罩住了：“英人皆谓之实学，盖形而下之事也。” 
　　中国传统文化对学问的分类，首见于《易经·系辞》：“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说理是形而上，戴震说成形就是形而下。刘锡鸿既然见到了这么多成形的东西，把洋人的这套玩意儿划分在形而下，应当是很妥当了，而不屑之意也尽在不言之中了。可是这样的知识分类系统无法把利用仪器探测自然规律的光谱分析术纳入其中——这个集形而上和形而下为一体的玩意儿是中国文化所从来没见过的，所以他们无所措手足。这第一次看见，有些突如其来，不知如何对付，那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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