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史(1878-1919) 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 9787100202626

大战的结果之一是柏林、维也纳和彼得格勒的档案开放，并且出现了难以计数的自传，记录并解说当权者们、大臣们、外交官们、士兵们和水手们在斗争爆发前的一代时光中或冲突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这类文献满是争议并需谨慎使用，但已积累起充足的材料使得重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至《凡尔赛条约》签订期间欧洲历史主线的尝试合情合理。普日布拉姆（Alfred Francis Pribram）教授的《奥匈密约，1879-1914》（The Secret Treaties of Austria-llungary，1879-1914）以及关于法俄同盟及与意大利之《协约》的诸黄皮书披露了在大国之间划分成的外交集团的责任与转变。通过下令公开1871-1914年间外交部档案中大多数重要的急件和备忘录，共和制德国（Republican Germany）给她的战胜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些文件的前六卷给出截至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下台时的故事。布尔什维克党人于对抗旧政权和旧外交的运动中再度披露大量急件和电报、条约和议定书，使我们得以估量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统治者的野心。
　　在一部单卷本著作的限度内给一个事件积案盈箱、新思想蠢蠢欲动、发明与发现凯歌常奏的时期做出公正评判，这是痴心妄想。本书的主题是欧洲列强彼此的关系。它是一部论欧洲的历史，不是一部论世界的历史。如果大不列颠因埃及而同法兰西争执或因阿富汗而同俄罗斯争执，那我们必须稍微跨出地中海或里海。但描述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1899年的布尔战争（Boer War）或者1904年的日俄冲突就完全不是我们的义务。处理国内事务也不必定是我们的目标，比如（英国与爱尔兰的）地方自治或（从北欧到世界范围的）女性选举权、（法国的）德莱弗斯案件（Dreyfus case）或废除与罗马教皇的协定，以及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或（俄国）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的农业改革。
　　没人比笔者更清楚，研究在大战的火焰中毁于一旦的欧洲体系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他所达成的任何结论都必然是暂时性的。我们拥有可供稳步追踪发展主线的充足材料；然而每个月都会给我们的认识增加细节，给主角们的人格增添更明确的激赏之情。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知晓更多眼下对我们隐藏的东西，而且他将以比那些被风暴和地震震撼过的历史学家更冷静的精神完成任务。
　　本书意欲作为菲弗（Charles Alan Fyffe）令人高山仰止之《欧洲现代史，1792-1878》（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792-1878）的续貂之作，菲弗著作迄今仍活色生香一如其出炉之际。

历史记述往往采用线性叙事。本书从《柏林条约》讲起，至“一战”后结束，仿佛以时间为线，却构筑了独特的平行叙事空间。由于乔治·皮博迪·古奇专擅外交史，因而本书相当于一部笔墨详尽的“一战”前夕外交风云录。帷前的外交人物和幕后的统治者在历史事件进程中的角色扮演和频繁更迭，透露出各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特征。这本“另类”的历史，为读者认识欧洲各国在“一战”前的交涉打开了另一个面向，可堪教学，可作史料。

历史记述往往采用线性叙事。本书从《柏林条约》讲起，至“一战”后结束，仿佛以时间为线，却构筑了独特的平行叙事空间。由于乔治·皮博迪·古奇专擅外交史，因而本书相当于一部笔墨详尽的“一战”前夕外交风云录。帷前的外交人物和幕后的统治者在历史事件进程中的角色扮演和频繁更迭，透露出各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特征。这本“另类”的历史，为读者认识欧洲各国在“一战”前的交涉打开了另一个面向，可堪教学，可作史料。

乔治·皮博迪·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英国历史学家，擅长史学史，英国近代外交史、思想史，并涉猎德、法、俄等国近代史，有关欧洲近代史的研究总以史料详瞻著称，已译为中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是其备受推重的名著。

译者简介：

吴莉苇，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为自由译者。2000—2014年间发表专业论文近40篇，撰写并出版专著5部（含合著），译著1部。2016年至今已出版翻译专著有《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设计异国格调：地理、全球化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世界》，参与翻译《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前言

章 条约之后

第二章 三国同盟

第三章 争抢非洲

第四章 保加利亚与各国

第五章 奥德同盟

第六章 威廉二世

第七章 亚美尼亚与克里特

第八章 法绍达

第九章 南非战争

第十章 英法协约

第十一章 英俄协约

第十二章 近东

第十三章 英德竞争

第十四章 阿加迪尔

第十五章 巴尔干战争

第十六章 风暴间隙

第十七章 世界大战：阶段

第十八章 世界大战：第二阶段

第十九章 善 后

索引

历史记述往往采用线性叙事。本书从《柏林条约》讲起，至“一战”后结束，仿佛以时间为线，却构筑了独特的平行叙事空间。由于乔治·皮博迪·古奇专擅外交史，因而本书相当于一部笔墨详尽的“一战”前夕外交风云录。帷前的外交人物和幕后的统治者在历史事件进程中的角色扮演和频繁更迭，透露出各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特征。这本“另类”的历史，为读者认识欧洲各国在“一战”前的交涉打开了另一个面向，可堪教学，可作史料。

乔治·皮博迪·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英国历史学家，擅长史学史，英国近代外交史、思想史，并涉猎德、法、俄等国近代史，有关欧洲近代史的研究总以史料详瞻著称，已译为中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是其备受推重的名著。

译者简介：

吴莉苇，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为自由译者。2000—2014年间发表专业论文近40篇，撰写并出版专著5部（含合著），译著1部。2016年至今已出版翻译专著有《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设计异国格调：地理、全球化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世界》，参与翻译《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1881年政变只给亲王带来表面胜利，因为真正的赢家是俄国。其后两年，保加利亚只不过就是俄国的一个省。俄国将军们被任命到内政部、国防部和司法部，驯顺的议会仅限于为预算投票。当这位勇敢的亲王开始针对霸占他权力的人起摩擦时，他被告知，俄国部长们受命于沙皇。两年之后，他藉赴莫斯科参加加冕礼之机满腹酸楚地向沙皇和戈尔（Nicolay Giers） 抱怨俄国人的口信，而当他回国之后便恢复了1879年宪法。那些未被征询的俄国部长们心怀厌恨地离开索非亚，亲王则被奉为国民英雄以及“保加利亚人的保加利亚”这一信条的捍卫者。索非亚和彼得堡之间出现某种像公开战争的气氛，亲王的信没人答复。他给德国皇储腓特烈（Frederick）写信时如是说：“俄国恨我，因为她怕我，但我为此恨意感到欢欣，我全身心地回报这份欢欣，尽管环境迫使我必须在几年内控制我的感情。”当他想要迎娶德皇的孙女、普鲁士的维多利亚公主（Princess Victoria of Prussia）时，与俄国的这份疏远感有增无减，俄国方面则通过散布他私生活上的不实谣言而试图阻止他的婚姻计划。公主年纪太小而亲王的地位还没稳固到让他足以请求皇帝的允准；当他1884年参访德国时，老迈的君王和俾斯麦都告诉他，他的野心无望达成。首相单刀直入地宣告：“这桩婚事不可能，而且只要我是首相，它就不会实现。德国对保加利亚没兴趣。我们的兴趣是与俄国保持和平。现在你是个保加利亚人，你就必须服从俄国。”于是，亲王发现自己在公事和私事上都遭俄国反对和围攻。俄国特务和官员仍留在这个国家忙着与本地不满现状的人串通密谋。俄国赞助人给这个新国家提供的惟一确定服务就是训练了一支军队；但当保加利亚人觉得自己才出土耳其的虎穴又落俄国的狼窝时，他们对此丝毫没有感激之情。

     局势的纠结程度令人无可奈何。格莱斯顿内阁拒绝从任何方面干涉，而法国的政策每个月都不一样。弗雷西内罢免陶菲克的一个提议被伦敦以不必要，且联合备忘录已承诺支持他，故也确实不可能为由而拒绝。弗雷西内的下一个计划是派遣一支英法分遣舰队去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保护外国人，其他四大国被请求协力要求土耳其当前回避进行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如果法国与英国认为舰队抵达之后土耳其军队的入驻是适宜的，那么土耳其军队可能被英法征召并听命于她们。格兰维尔同意该计划，同时建议说苏丹应当被告知可能晚些时候需要请求他的帮助，并且其他大国亦包括土耳其在内应当派代表出席海上示威。但后一项提议被弗雷西内推辞。
　　爱德华·马利特阁下指出，除非苏丹确定同意各国的行动并预先公布，否则议院与军队恐会联合抵制。然而，因英法派分遣舰队前去亚历山大里亚而着恼的苏丹没心情示好，而且他在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都被指示提抗议。其他各国也因未被咨询而感觉受冒犯，并且对于英法建议的联合让苏丹不要干涉之议加以婉拒。格兰维尔因此努力用一封消除疑虑的电报安抚各国和高门。“从未提议让军队登陆。政府打算当恢复平静和能确保未来时便把埃及留给她自己并召回她们的舰队。如果不能达成和平解决，她们将与诸大国及土耳其协调行动，达成看起来对她们和法国政府的措施。”温言软语骗不了聪明人，苏丹秘密鼓励阿拉比对抗英法的压力。当总督接受英法关于解散其内阁并让阿拉比临时撤离该国的要求时，内阁屈从了；但公众意见要求阿拉比官复原职，而逆来顺受的总督让步了。把他从军事独裁中解放出来的尝试只不过给他的轭打上了铆钉。民族主义者陶醉于他们的胜利，人们时时刻刻期待着袭击欧洲人。
　　海上示威失败了，弗雷西内提议开个会，格兰维尔同意。俾斯麦欢迎这个建议，但苏丹拒绝，他宁愿派遣一个委员会去埃及。然而这个使团注定要失败，因为它的领导者德威士帕沙被指示支持总督，他的同事则被秘密命令协助阿拉比。使团的目标不是帮助总督，而是恢复苏丹的权威——苏丹的愿望是把埃及设置成反对欧洲人入侵的壁垒。
　　在会议召开之前，亚历山大里亚于6月11日发生了预料已久的大爆发，50位欧洲人被杀，更多人受伤。阿拉比现在掌权了，并要求德威士帕沙离开这个国家。因担心性命不保而匆忙离开的不仅有基督徒家庭，也有土耳其家庭。一听说这个消息，弗雷西内就主张立刻召开会议，不管有无土耳其参加，而这会议于6月23日在东道主缺席的情况下于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首日，苏丹通知达弗林爵士，他准备排斥他所憎恨的法国，并将埃及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移交给大不列颠，只保留他所拥有的修正过的主权权益。大使答复说，如果苏丹是保留土地所有权来移交埃及，那么大不列颠不大可能接受这负担，而且他的拒绝已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经过两星期的讨论，苏丹被请求派出一支军队去恢复秩序，条件是不要改变埃及的特权和国际义务；但在土耳其接受有限定的条件之前，改变全局的一步已经迈出。
　　自亚历山大里亚大屠杀以来阿拉比就统治着埃及，弗雷西内开始谈论与他达成协议；但英国政府强硬地回复说，军事党派必须推翻。当加强亚历山大里亚的堡塞之举看起来威胁到进出港湾的船只时，机会来了。7月3日，英国舰队被指示，如果继续修建屏障，就破坏土木工事。此命令被通知各大国，法国受邀协作。弗雷西内推辞，理由是这项孤立行动将违背大会职责，除非是为了捍卫国民的安全，而且也没有现成的军队镇压这次袭击将会引起的叛乱。弗雷西内预言的混乱旋即爆发。一些欧洲人被谋杀，欧洲人街区被付之一炬，城市连续三天被劫掠，这时一部分英国军队才刚刚登陆。阿拉比宣布进行针对英国人的“不和解战争”，然后被从国防部长任上解职。
　　这新闻被以各不相同的情绪接收。苏丹指责这项行动违反国际法，沙皇公开表达他的愤慨。法国已通过撤走船只宣告了她的不赞同，此时回避发表深入评论。专注于讨论土耳其干涉之条件的大会有一刻看起来失去了目标；但大不列颠表现出无意让自己进一步偏离欧洲协调，7月15日，她邀请各国协力确保运河的安全。弗雷西内对这项有限职责倒不担心，英国与法国的分遣舰队被命令巡视运河；但也需要陆军，因此英法发了一份电报请求大会选择国家在需要之时捍卫运河，英法大使们被指示补充说，他们的政府早就担起此项职责。弗雷西内早已确保其初步的信任票，此时承诺在未得议会进一步授权之时不会采取行动。然而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谢绝发布指令，尽管她们不反对英法两国捍卫其自身利益。拒绝发布指令之事警醒了法国，当7月29日弗雷西内请求更多信任时，他指出防御运河不会构成对埃及的干涉，但他被压倒性多数击败了。议会的投票将埃及交给了大不列颠。自舰队驶离亚历山大里亚始，法国弃权之态已然确定。突尼斯早被证明比所期待的更加麻烦；埃及的一场战役暗示了困难与艰苦，而法国也担心俾斯麦会设个陷阱。次日，即7月30日，霍亨罗厄亲王通知弗雷西内，柏林已经准备提议用一种他会喜欢的形式集体保护运河，7月31日和8月1日，类似的通信分别从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那里传来。这位悲痛的大臣在回忆录中写到，如果这些保证信来得早一两天，他也就不会下台了。尽管如此，克列孟梭在劝说神经紧张的议会收缩其职责时仍是在代表国民的大多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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