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 9787100196147

在1994年出版的《重商主义：一套经济话语的形成》中，本人，提到了撰写那本书的理由，当时提及的理由今天看来依然有效。首先，尽管人们想方设法要把重商主义概念斩草除根，但在描述近代欧洲的思想、经济、政治环境时，大家仍不免要用到这一术语。因此，我们一如既往地有必要研讨重商主义的含义与影响。其次，重商主义这个概念如今照样遭到普遍的误用。许久以来，虽有不少研究者频频努力，意图消除那个建立在亚当•斯密古典定义上的陈旧解释，可是，既成的偏见仍挥之不去。19世纪时，有人反对其他国家为工业化而实施保护主义，于是把此类工业保护主义跟自由贸易之类的自由经济学对立起来，接着声称，工业保护主义脱胎于错误的重商主义理论。就这样，重商主义被塑造成“错把货币当财富”的一种教义，似乎其所倡导的经济政策不外乎追求贸易顺差。对于这套简单化的说辞，许多人至今还深信不疑。
　　我在本书中无意把重商主义描画为某种整齐划一的体系，仅试图将它定义为约16-18世纪源自近代欧洲的一套话语。当时的人们不但探讨如何借助经济财富赢得国家实力，还探讨了经济财富如何有赖于国家实力等问题。当时在欧洲数国，出现了一系列涉及经济问题的讨论，论及外贸、货币，工业、利率等议题。简言之，重商主义实乃商业竞争和国际竞争如火如荼年代某种“好斗的政治经济学”。当然，重商主义尚不止于此。在有关讨论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新的见解、新的理念也应运而生。例如，人们认识到，外贸并非零和游戏，通过发展制造业及高附加值生产，可以获得国家财富、赢得竞争优势。更有甚者，人们还认识到，商业经济自有其运行法则，供求关系才是背后的主要调节机制。
　　本书的书名不同于1994年那本书，但二者的区别另有更多。新版固然在沿用旧版部分内容之外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但更注重拓展论述的视野。旧版聚焦于经济话语的形成问题，新版则进一步深度关注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以及竞争性商业经济所涉复杂因素如何塑造了经济学的理念及其表述。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认识视角发生了反转，正如书中所示，我依然不赞成人们把经济话语看成仅仅在被动反映“实际事件”，毕竟话语也有其自身的主动角色。然而，我在本书中的重点，是要关注经济话语与实际事件的互动情况。
　　多年来，不少人士对我的旧作提出了各种看法，在欧美及日本的课堂或讲堂里，莘莘学子与我一起探讨了书中关涉的诸多方面。谨将本书献给他们以志谢忱。

在16-18世纪的西欧和中欧，重商主义曾经是新兴民族国家趋之若鹜的政治经济学。本书追溯了这一独特政治经济学的成长过程，描述了欧洲统治者如何以贸易保护和工业激励为手段，致力于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富强和影响。作者在回顾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后指出，重商主义既是一种追求财富的体制，也是一种追逐实力的体制，人们早已开始把财富和实力当作互相关联的竞逐目标。在那个贸易战争频发、列国争强好胜的早期现代，重商主义为欧洲多国所共同采用，堪称主导欧洲的一种普遍现象。本书对重商主义理念与实践的细致考察，有助于世人客观认识这份复杂的历史遗产及其当今意义。

拉斯·马格努松，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重点研究瑞典与西欧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除《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外，还著有《重商主义：一套经济话语的形成》(1994年)、《瑞典经济史》(2000年)、《自由贸易的传统》(2004年)、《国家有形之手与工业革命》(2009年）等。编有《重商主义经济学》(1993年)、《演化与新熊彼特经济学方法》(1994年)、《重商主义文集( 1995年)、《自由贸易论争，1793 -1886年》(1997年)、《美国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文选，1817 -1890年》(2000年)、《英国重商主义理论与实践汇编》(2008年）等。

译者简介：

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所撰论文广见于国内外报刊。译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国富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维特伯爵：俄国现代化之父》、《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反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当代价值研究”等科研项目。

前言

章 导论

第二章 争议重商主义

第三章 财富与实力

第四章 对外贸易顺差

第五章 1620年代的论争

第六章 新的贸易科学

第七章 何谓重商主义

索引

在16-18世纪的西欧和中欧，重商主义曾经是新兴民族国家趋之若鹜的政治经济学。本书追溯了这一独特政治经济学的成长过程，描述了欧洲统治者如何以贸易保护和工业激励为手段，致力于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富强和影响。作者在回顾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后指出，重商主义既是一种追求财富的体制，也是一种追逐实力的体制，人们早已开始把财富和实力当作互相关联的竞逐目标。在那个贸易战争频发、列国争强好胜的早期现代，重商主义为欧洲多国所共同采用，堪称主导欧洲的一种普遍现象。本书对重商主义理念与实践的细致考察，有助于世人客观认识这份复杂的历史遗产及其当今意义。

拉斯·马格努松，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重点研究瑞典与西欧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除《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外，还著有《重商主义：一套经济话语的形成》(1994年)、《瑞典经济史》(2000年)、《自由贸易的传统》(2004年)、《国家有形之手与工业革命》(2009年）等。编有《重商主义经济学》(1993年)、《演化与新熊彼特经济学方法》(1994年)、《重商主义文集( 1995年)、《自由贸易论争，1793 -1886年》(1997年)、《美国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文选，1817 -1890年》(2000年)、《英国重商主义理论与实践汇编》(2008年）等。

译者简介：

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所撰论文广见于国内外报刊。译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国富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维特伯爵：俄国现代化之父》、《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反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当代价值研究”等科研项目。

第三，完全有必要更具体细致地考察官房学派的时机问题。正如柴博所示，作为一套明确的话语，官房学派一直要到18世纪才真正出现，且应专门指称尤其在普鲁士从1720年代起才出现的那种大学教学内容，不仅包含经济学，还包含法学、行政学、自然科学等等，目的是要促进有效的经济发展、稳定的政治秩序、普遍的民众福祉。总之，官房学派这个名词主要以复数为形式，想必覆盖了一批相关的学科和话语。
　　为恰当理解官房学派，恐怕应该以1727年为起点。是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下令，在哈雷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开设属于新学科的两个教席，哈雷大学聘任西蒙•加塞尔担任“官房、经济与政策事务教席”，法兰克福大学聘任迪特马尔担任“官房、经济与治安科学教席”。加塞尔此前担任哈雷大学法律教授，获得过“战争与领地参事”头衔。迪特马尔则是历史学家，在受聘的同一年，为这个新学科撰写过专著，题为《经济、治安与官房学导论》（1727年），此书以后长期都是一部标准教材。
　　迪特马尔在书中着重描述了其时普鲁士行政、财政、治安的制度。在17世纪，“治安”主要是指采取手段恢复权力与安全，125但对迪特马尔而言，这一概念的含义更多也更宽，“治安”是指父权主义国家设法为臣民谋福利。126或据库尔特•沃岑多夫的解释，治安以提高总体福利为宗旨。127除此之外，迪特马尔的教材中有一部分专论“经济学”，但他对经济学的定义基本上还限于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旧定义，偏重于家政事宜。然而，迪特马尔有个观点在18世纪将成为一项标准，他讲述了两种形式的经济学，一是以个人为对象的特殊的持家理财；二是以社会为对象的普遍的持家理财，旨在制订有关规则，借以保持并扩大全社会的物质资源。迪特马尔本人对“普遍经济学”着墨不多，但18世纪时，这一部分将随该领域每个新作者的撰述而不断丰富，到19世纪，终于成为“国民经济”这一德国特色经济学的主体。
　　官房学家在18世纪的首要人物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冒险家约翰•尤斯蒂（1717-1768年），用安顿•陶彻的话说，这是官房学派的“集成者兼颠覆者”。尤斯蒂出道时是从事学术的教师，先在维也纳的特雷西亚姆骑士学院教书，之后前往埃尔福特和莱比锡，1755年在哥廷根获任治安总管。两年后，因从事不法交易而东窗事发，他只得仓皇出逃，到哥本哈根为丹麦大臣伯恩斯道夫工作，后又离职去往柏林，被任命为普鲁士矿业、玻璃、钢铁工场总监。1768年，因被控贪污政府资金又收押人监，1771年4月获释后回到柏林，次年悄然离世。尤斯蒂的追求目标可从其代表作《国家经济》（1755年）中窥见一斑。的教学和写作始终围绕“福祉”这一概念，在他看来，一个良好的国家必然拥有良好的安排和结构，“人人享有合理的自由，凭借自身劳作获得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产品，用以满足各自社会位置上可意生活之所需”。因此，一个良治之国有义务保障安好的秩序，以便于人们实现自身福祉。此外，尤斯蒂的著作仍采用旧法，把这一学科分为治安、财政、经济三部分。18世纪另一官房学大家是维也纳大学的治安和官房学教授约瑟夫•宗南费尔斯（1733-1817年）。显然，尤斯蒂和宗南费尔斯都受到启蒙运动理念的影响，二位均强调，经济“治安科学”（这是尤斯蒂的术语），重在探解何种原理在引导着一国的财富与幸福。不过，宗南费尔斯和尤斯蒂都无意从启蒙运动理念中得出个人主义性质的结论，相反，他们更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父权主义国家，并为此援引了亚当•弗格森等外国权威的观点。据认为，单靠独立个体之间的自由交往是无法实现福祉的，故而，尤斯蒂和宗南费尔斯成了开明专制论的代言者，考虑到其历史背景，有此看法也不足为奇。在官房学家中，还必须提及两名意大利人：塞扎尔•贝卡里亚（1735-1794年）、皮特罗•维里（1728-1797年），二人都居于米兰，因而当时同属奥地利公民。日后的学说史解读者认为，他们是晚近现代经济学伟大的创新者和先行者。跟同时代的弗迪南多•加利亚尼一样，他们将自身经济运行分析建立在主观基础上。133熊彼特甚至称颂贝卡里亚为“意大利的亚当•斯密”，并在他那里找到了一系列分析上的创见。至于维里，熊彼特奉他为“不变支出需求曲线”的首创者，先于杰文斯使用了“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这一短语。134他们从何获得了如此创新的思想呢？已有指出，在其经济思想与中世纪晚期以来的经院传统之间，存在一条比较明确的连线。例如，奥德•兰浩姆就强调，加利亚尼坚持对价值和价格进行主观分析，这明显受惠于锡耶纳的圣博纳蒂诺和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等14世纪经院学者。这一思路，经由伯纳多•达万萨蒂的大作《铸币论》（1588年）和赫米尼亚诺•蒙特纳里的著作，135后将启发18世纪的经济讨论，并由此为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