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粹主义? 9787544780148

中译本序言
◎刘擎
“民粹主义”（populism）是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近年来成为公共舆论中频繁使用的热词，以此描述一种令人注目的新兴政治势力：从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这些政治人物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特点，他们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民众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彻底改变腐败和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在许多评论家看来，民粹主义是一个现成可用的概念，得以把握当下一种重要政治动向的特征。这个概念也因此走出了学术研究的象牙塔，成为公共领域的一个焦点议题。
在近年大量出现的相关著作与文章中，米勒的《什么是民粹主义？》脱颖而出，甚至被誉为“对民粹主义现象好的理论解释”。1这本书在2016年4月由苏尔坎普出版社推出德文版，英文版于8月出版（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次年12月企鹅书局又发行了新版（增加了新的后记），至今已经有20多种语言的译本出版，获得了广泛的引用和评论，颇具轰动效应。
这部篇幅短小的著作得以产生如此影响，或许与作者本人日渐上升的声誉有关。米勒是1970年出生的德国人，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大学学习。1996年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的“获奖学者”（Prize Fellow），七年之后在圣安东尼学院的现代欧洲思想与欧洲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2005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目前是政治理论教授。米勒在欧洲思想史与政治理论领域的研究成就卓著，从2000年起先后出版了七部著作（其中《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和《宪政爱国主义》等已有中译本出版），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赞赏。同时，米勒对社会公共事务怀有热忱，曾于2000年在柏林创办了欧洲文理学院（Europ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这是德国所英语授课的私立文理学院。他还是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当代思想辩论，在重要报刊媒体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在许多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参加会议、发表演讲（2018年10月曾应邀在北京大学举办讲座）。他的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文锋犀利，又有非常出色的学术训练，在当今欧美思想界越来越引人注目，已经成为中生代自由派的思想健将。
《什么是民粹主义？》正是一部介入思想争论的著作。民粹主义的概念相当复杂，也容易被滥用。早在半个世纪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为此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虽然有用，但含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单一的确切定义。1概念上的这种含混歧义一直持续至今，也反映在近的公共论述中。米勒这本书的一个主旨就是要做概念清理。他反对时下对民粹主义一词过度宽泛的使用。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
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影子”，是一种“源于民主世界的内部”的危险。民粹主义要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就必须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也就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终也是反民主的。
米勒对施米特有过深入的研究，特别对施米特的“同质化人民”做过尖锐的批评分析，这使他对民粹主义的反多元主义特征抱有特殊的敏感性。在他看来，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中，绝不存在单一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说单一的政治观点了。这是所有欧美社会的政治现实。英国脱欧公投中有48%的投票者选择留在欧盟，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获得超出特朗普286万张的大众选票，欧尔班在匈牙利策划公投“抵制布鲁塞尔在移民问题上发号施令”，但投票人数未达到一半，实际上失去了法定效力。但所有这些事实都不妨碍民粹主义政客声称他们代表全体人民。法拉奇宣称，英国公投的结果是“真正的人民的胜利”，这意味着反对脱欧的公民算不上“纯正的英国人”；特朗普也曾在竞选集会中宣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联合一体，因为其他人毫无意义”。显然，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的代表。
民粹主义对民主政治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在米勒看来，它首先将政治对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竞争者“非法”并不是在表达政策的分歧（政策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米勒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个妖魔化的例子。美国有一名右翼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琼斯（Alex Jones），是特朗普狂热的支持者，而且收到过特朗普本人的电话致谢。他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克林顿和奥巴马真是从地狱中上来的人，“如果走近他们，你会闻到地狱的硫磺气味”。1在这种妖魔化的驱动下，民主不再是竞争的政治，而是你死我活的恶性斗争，是善恶之间的决战。同样，由于民粹主义者否认社会的多元主义，执意要把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坚持要将异己的人群——那些不支持或不认同他们“人民”观念的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
在对民粹主义的特征做出阐释之后，米勒也对当前相关讨论中的一些流行误解提出了批判分析。，有人相信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相比更具“直接民主”的倾向，这会使政治更贴近民众。但米勒反驳说，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只要他们自己是那个代表；他们甚至可以不反对精英，只要精英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呼吁要让“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但完全不关心广泛的民主参与，他们热衷于政治和道德的断言，而不是促进开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辩论。他们制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间接的）民主程序之外来定义人民。第二，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并不直接相关。在上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低收入人群，大多数经济状况差（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人群投票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将民粹主义的支持群体与现代化的失败者相联系的看法，缺乏可靠的经验证据基础。实际上，特朗普的成功秘诀在于，他使许多白人（仍然占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相信，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衰落，变成了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从而将“白人身份运动”与“美国人民”关联起来。第三，许多自由派分析家认为，民粹主义政客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抗议政治，而“抗议者是无法统治的”，因为在逻辑上人们不能抗议自己。而米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挑战和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总是取之不尽的。
实际上，在俄国、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仅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力量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禁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
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当时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更带有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因此，以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那么，应当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势力的蔓延？米勒对此并没有完整的方案，但提出了几点明确的主张。，需要防止对民粹主义一词的滥用。不应当将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同为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不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有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米勒的著作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自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比如，耶鲁大学的斯坦梅茨—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教授指出，米勒的著作深受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思考影响，尤其是勒福尔（Claude Lefort）和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的著作。因此他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建基于反极权主义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所针对的敌人如今已不复存在。这使得米勒完全没有触及民粹主义与宗教之间的重要关系。1爱丁堡大学的沙巴尔（Emile Chabal）教授认为，米勒的研究注重民粹主义的形式特征而忽视了其实质内容。各种民粹主义在道德宣称的垄断性上具有形式相似性，但其内容的合法性来源相当不同，有些诉诸超验的宗教信仰，有些标举传统，有些则依据“国家”或“革命”等世俗观念的话语建构。如果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内容缺乏分析，那就无从解释为什么有些民粹主义者能成功，有些则不能，虽然他们同样都声称“代表人民”。2
对于民粹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近几年尤其活跃。3米勒这本小书的论述既不是全面系统的，也未必足够深入，但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如其书名所示）对澄清“什么是民粹主义”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并由此针对当下的政治现象提出许多敏锐而深邃的批判分析，这是这本书获得广泛影响的原因，也是值得读者思考与借鉴的价值所在。

在本书中，米勒定义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它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正当组成部分，而是它挥之不去的永恒阴影。
在米勒看来，危险和误解都源于概念的模糊不清。只有明确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才能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它的挑战。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1970— ）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任教于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和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并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主讲“卡莱尔讲座”和“丹纳讲座”，长期为《卫报》、《纽约书评》等主流媒体撰稿，是年轻一代政治学者中影响较大的翘楚人物。著有《宪政爱国主义》、《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等。

中译本序言（刘擎）
导  论 人人都是民粹主义者吗？
章 民粹主义者的话语
第二章 民粹主义者的行为或掌权的民粹主义者
第三章 如何对待民粹主义者
结  论 七论民粹主义
注  释
致  谢

在本书中，米勒定义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它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正当组成部分，而是它挥之不去的永恒阴影。
在米勒看来，危险和误解都源于概念的模糊不清。只有明确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才能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它的挑战。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1970— ）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任教于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和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并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主讲“卡莱尔讲座”和“丹纳讲座”，长期为《卫报》、《纽约书评》等主流媒体撰稿，是年轻一代政治学者中影响较大的翘楚人物。著有《宪政爱国主义》、《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等。

导 论 人人都是民粹主义者吗？
在当代人的记忆中，从未见证过任何一次美国大选像2015年到2016年正在展开的这场选举一样，如此频繁地调动起了“民粹主义”。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都被贴上了“民粹主义者”的标签。这个词常常被用作“反建制”的同义词，似乎与任何特定的政治观念无关；相对于态度而言，它的内容其实不重要。因此，这个词首先与特定的情绪和感受联系在一起——民粹主义者都是“愤怒的”，民粹主义者的选民都是“失落的”，或饱受“怨恨”之苦。类似的论断也同样被用于评价欧洲的政治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例如，玛丽娜?勒庞和海尔特?维尔德斯通常被称为民粹主义者。这两位政客明显都是右翼。但是，正如以桑德斯为代表的现象一样，左翼的搅局者们也常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一个于2015年1月上台执政的左派同盟，以及西班牙的“我们能”党，一个与前者一样坚决反对安吉拉?默克尔应对欧债危机的紧缩政策的政党。这两个政党，尤其是“我们能”党，强调自己受到了拉丁美洲常被称为“粉色浪潮”的鼓舞：诸如拉斐尔?科雷亚、埃沃?莫拉莱斯，尤其是乌戈?查韦斯等民粹主义者的成功。但是，所有这些政治人物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我们认同汉娜?阿伦特关于政治判断力就是进行合理区分的能力这一观点，那么在谈及民粹主义时将左右两派合并讨论的普遍做法就应令我们迟疑。把种种不同的现象都一律判定为“民粹主义”，难道不正是政治判断力的衰败吗？
本书首先认为，面对种种关于民粹主义的论述（保加利亚政治学家、当今敏锐的民主生活分析家伊万?克拉斯泰夫甚至将我们的时代称为“民粹的年代”），我们完全不清楚自己是否了解所谈论的对象。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我们在判定某个政治人物何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者时也缺乏统一的标准。总而言之，所有政客，尤其在选举主导的民主国家里，都需要诉诸“人民”，都需要使自己讲的故事令尽可能多的民众理解，都需要对“普通民众”的想法尤其是感受保持敏感。一个民粹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成功但不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吗？“民粹主义”这一指控本身可能是民粹主义的吗？或者归根结底，正如克里斯托夫?拉什所坚称的那样，民粹主义会是“民主真正的声音”吗？
本书试图帮助我们认识和对待民粹主义。这一目标将以三种方式实现。首先，我想要说明什么样的政治人物符合民粹主义者的条件。我认为，批评精英只可算作成为民粹主义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否则，例如希腊、意大利或美国等国中任何批评现行体制的人都符合民粹主义者的定义。以及，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激进左翼运动、贝佩?格里洛反建制的五星运动或是桑德斯，就事论事来说，很难否认他们对精英的攻击经常是正当的。况且，如果批评现在的精英就足以符合民粹主义，那么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毕竟，每个人竞选时都会“反对华盛顿”。
除了反对精英之外，民粹主义者通常反对多元主义。民粹主义者宣称，他们且唯有他们才代表人民。例如，试想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在一次党代会上回击国内众多批评者时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就是人民，你们算什么？”他当然知道他的反对者也是土耳其人。这种排他性的代表权宣示，并非是依据事实经验的，而总是带有明显的道德性质。民粹主义者在竞选公职时常常把他们的政治竞争对手描绘成邪恶的、堕落的精英集团的一分子；他们在执政时则拒绝承认任何反对派的合法性。民粹主义的逻辑同样暗示着凡是不支持民粹政党的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人民的一员——人民永远被定义为正义的、道德纯洁的。简而言之，民粹主义者不会宣称“我们是99%”，他们实际表达的则是“我们是100%”。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以下等式永远成立：任何他们以外的人都可以被斥为不道德的，从而不是严格意义上人民的一员。换言之，民粹主义总是某种形式的身份政治（尽管并非所有类型的身份政治都是民粹主义的）。基于把民粹主义视为某种形式的排他性身份政治这种理解，便可得出民粹主义往往对民主构成威胁。因为民主制度要求多元化，以及承认我们必须要有寻求一种公正准则的共识，使我们作为自由、平等又不乏多样性的公民得以共同生活。将人民视作单一的、同质的、纯洁的观念是一种臆想；正如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言，“人民”一词只能以复数的形式出现。这种民粹主义观念更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因为民粹主义者不仅会借助冲突而得势，煽动极化对立；他们更会将自己的政治对手视作“人民的敌人”，寻求将他们完全排斥在外。
这并非说所有民粹主义者都会把他们的敌人送到古拉格或在本国边境上建一堵墙；然而民粹主义同样也不止步于那些竞选时无关痛痒的修辞，也不仅限于民粹主义者赢得选举后就会偃旗息鼓的抗议言论。民粹主义者还会以民粹主义者的方式执政。这与传统的观念相悖，传统观念认为抗议型的民粹政党在赢得选举之后就会自我消亡，因为显而易见一个人不能在执政后自己抗议自己。民粹主义的治理方式体现出三个特征——挟持国家机器的尝试、贪污腐败与“大众恩庇政治”（通过提供物质利益和体制恩惠换取公民支持，使民众成为民粹主义者的侍从）、系统打压公民社会的行为。许多威权统治者固然也会有相似的行为，但差异在于，民粹主义者会通过宣称只有他们能代表人民以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这使他们能够公然从事这些行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腐败现象的曝光很少伤及民粹主义领袖（如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奥地利极右翼民粹政客约尔格?海德尔）。在追随者的眼中，“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为了真正的人民。本书第二章展示了民粹主义者将如何起草宪法（委内瑞拉和匈牙利是鲜明的例子）。与传统观念认为的民粹主义者更希望通过总统府阳台向赖以依靠的乌合之众直接致辞，以此使自己完全不受制衡的印象相反，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常会人为地制造约束，只要这种约束完全服务于其政党利益。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并非捍卫多元化的工具，反而旨在消灭多元化。
本书第三章会指出民粹主义崛起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尤其是从近年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该章提出了如何有效地回应民粹主义政客及其选民的问题。我反对那种主张对那些“恐惧与愤怒需要被严肃对待”的公民积极施加治疗的家长式自由主义态度，也反对那种认为主流政客应简单效仿民粹主义纲领的看法。而另一个，即将民粹主义者完全排除出政治辩论，也并非一个可行的选项，因为这种做法通过将民粹主义者排除在外，呼应了民粹主义者的排外意愿。在此我会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纲领，作为回应民粹主义者的替代方案。
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以前，一名几乎无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