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精装全10册）：赵州录、马祖语录、临济录、祖堂集、大慧书、正法眼藏、禅苑清规、禅源诸诠集都序、禅林僧宝传、敕修 978753487738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佛教和道教鼎足而立，是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相互排斥的同时又相互吸收，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佛教本是从印度传来的外来宗教，然而它在中国这块辽阔丰饶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土上传播，经过漫长岁月，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密切结合，演变成中国的民族的主要的宗教。隋唐时期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基本结束，此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在这些佛教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在它们的蕴涵深刻哲学思辨内容的教义理论中，有说色空、色心和体用相即的宇宙存在论，有论善恶、净染的心性论，有讲出世不离世间的修行解脱论，有用以沟通色空、色心和体用的“不二”的方法论……这些在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哲学思想领域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哲学思想都离不开对佛教的考察和研究，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禅宗虽奉北魏时期来华的印度僧菩提达摩为初祖，但从历史真实情况考察，实际创立者应是被后世禅宗奉为四祖、五祖的道信(580～651)和弘忍(602～675)。在弘忍去世之后，他的门下形成以神秀 (约606～706)及其弟子普寂(651～739)为代表的北宗，以惠能(638～713)及其弟子神会(668或686～760)、行思 (?～740)、怀让(677～744)为代表的南宗。在 “安史之乱”(755～763)后，北宗逐渐衰微以至湮灭无闻，而南宗则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日益昌盛，并在唐末五代形成禅门五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进入宋代，临济宗又分成杨岐、黄龙二派。两宋是禅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它一跃而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主流派，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文化思想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后，中国儒、释、道三教日益会通融合，佛教内部各宗也互相融通，禅宗与净土念佛信仰的结合为密切，以至形成“念佛禅”。

禅宗虽标榜 “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文字著述多，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禅法语录多。记录惠能言行的语录有《六祖坛经》，记录神会言行的语录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此后怀让、马祖、怀海、希运以及禅门五宗的创始人义玄、灵祐和慧寂、良价和本寂、文偃、文益，后世各宗著名禅师几乎都有语录行世。语录有别集，有合集。在语录集子中既有禅师在开堂、上堂、小参、普说等各种场合的说法记录，也有师徒间的答问，有对前人公案的评说——拈古，也有评述这些公案的偈颂——颂古；有代前人回答质询的代语，也有在前人答语之外另作答语的别语；还有书信、法语、序跋、碑铭、题赞、札记、遗表等。在语录中，有贴近当时民众的通俗白话，有含意清丽玄远的诗偈；在语录外，有卷帙浩繁的史传，包括以语录为主的灯史、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按编年记述的通史。此外，还有论议、杂著、清规等。这些数量庞大的禅宗文献，无疑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界对宗教研究的深入展开，在对佛教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为从事佛教研究的人员和社会上广大读者提供了不少经过校订注释的有价值的佛教参考资料。然而在大量佛教文献面前，为了让研究者和读者使用方便，有必要按类别选择其中重要的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分阶段地做校勘、标点和注释出版。

现在奉献在诸位面前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是一套中国禅宗系列的文献选编，包括《赵州录》《马祖语录》《临济录》《祖堂集》《禅林僧宝传》《大慧书》《正法眼藏》《禅源诸诠集都序》《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10种著作，其中收录了中国禅宗的部分重要史书、语录和清规等文献，皆请学者依据较好的版本做了校勘、分段和标点，并且一律改用现在通用的简化字。

禅门戒律典范—《敕修百丈清规》

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典籍有经律论三藏，了解经的人多，次有论，了解律的人比较少。这符合一般意义上文化交流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授受规律。另外的具体原因，从教内来说，有各种限制；从教外来说，律藏典籍确实庞杂烦琐，而且具体，不能随意穿凿附会，也难以抽象出什么。总之，除过个别戒本外，社会上看过广律的人很少。但是，佛教是东方重要的核心文化，要认识佛教，不能不了解一些戒律知识。经和论是理论，戒律类的典籍才是实践这些理论的指南，所以才有“以戒为师”的规定，有戒、定、慧三学的层次。综合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才具备了全面地认识佛教的过去和现在的基础。

戒律是佛陀在印度所制，传入中国后不能不适应中国的国情，这就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清规”。大而言之，《大藏经》中的律藏典籍分戒律和清规两类。但在早期印度传来的律藏典籍中，只有广律，没有清规，针对团体作事，基本上是依据广律中的揵度。这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都可以看出端倪。戒律和揵度的分张，是中国人的创新，而代替揵度的就是清规，其中有名的就是《百丈清规》。《百丈清规》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典籍，它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百丈清规》也入了《藏》，和六祖惠能的《坛经》一样，都是中国人的著作，是中国禅僧作的“经”，而且，经过元朝皇帝的敕令，《百丈清规》由佛教界的内部制度发展为国家的法律性文件。明代、清代，依然继承了这一定性定位。直至今天，中国汉传佛教的行事依然以《百丈清规》的精神为圭臬。

自从隋唐时代印度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其融合度在禅宗的发展上才达到了“圆融”的程度。从初百丈怀海的《禅门规式》到元代德辉的《敕修百丈清规》，其间数百年的演变轨迹，有着极为丰富的日益“圆融”的内容。以五代为界，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前后各一千年。前一千年是印度佛教传入、发展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后一千年是“中国佛教”自主发展的过程。要认识后一千年的“中国佛教”，不能不观察其宗教实践的演化，不能不研究《百丈清规》。

但是，和隋唐相比，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了解一下《百丈清规》及其实践的情况，应该能有所启发。当代佛门大德印顺法师认为：“佛教，当然是‘正法’中心的。然佛法弘传于人间而成为佛教时，正法就流布为‘法’（经）与毗尼（律）两大类。这二者，有它相对的特殊性能。大概地说，这是智的与业的，义理的与制度的，个人的与团体的，契真的与通俗的，实质的与仪式的，行善的与息恶的。这些相对的差别，不是可以机械地孤立，而有相应的、相依相承的关系。佛教是这二者的综合，因此必须是二者的均衡发展，适当配合。……不幸得很!佛教早就偏于法的发扬了!”印顺法师还呼吁：“弘扬佛法，整兴佛教，决不能偏于法——义理的研究、心性的契证，而必须重视制度。佛教的法制，是毗尼所宣说的。这里面，有道德准绳，有团体法规，有集体生活，有经济制度，有处事办法。”（《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九卷《泛论中国佛教制度》，中华书局2009年版）印顺法师在这里强调“必须重视制度”，呼吁三学精神，振兴丛林法则。所说的“制度”，指的就是清规。社会不能没有信仰，而信仰的本身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佛教只有在世俗性中来体现它的神圣性，才能完成佛陀的大业。佛教信徒只有在清规戒律上以身作则，才能在践行“人间佛教”上走得更远。

研究清规戒律类的宗教实践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即对中国宗教学的建设大有裨益。宗教古已有之，但是中国的宗教学却是一个新的学科。由于各种原因，1976年之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学才开始建构，参考西方宗教学的范式，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本理论为核心指导思想。这两种理论的基础都源自于两千年西方文化的背景，宗教理论的结构和具体概念的内涵与中国宗教的发展实际并不完全吻合。衣服虽然不合身，但有总比没有好。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应该审视建构中国的宗教学基本理论了。中国宗教学的建构自然应该以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为内容来设计。在这方面，《百丈清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案例，中国宗教的特点在里面都有所反映。

《百丈清规》问世已久，但目前所能看到的大众版本极少。记得2006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杨曾文先生来电垂询，问是否有时间校勘《百丈清规》。当时我另忙于他事，虽有兴趣却分身乏术。踌躇间突然想起了我们研究所的李继武同志。李继武同志本科学法律，之后立志研究佛教戒律制度，参与过多项课题的研究，出了不少成果。由他校勘《百丈清规》有一个好处，可以发挥他法学的知识优势，增强了解《百丈清规》的现代视角。与杨先生商量，认为有道理，欣然应允。继武同志慎重地接受这个任务，认真地做准备，花了两年多的工夫搜集有关《百丈清规》的本子，从《禅门规式》到《敕修百丈清规》，以及《敕修百丈清规》之后的各种各类清规，然后在屋子里饶有兴趣地爬梳。后，根据八个不同的版本，校勘整理出现在读者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新本子。正文后有两个附编，一是有关的资料，二是一篇研究性文章。在文章中，继武同志把他四年来对《百丈清规》研读的心得汇总在一起。拜读过之后，觉得不但全面，而且其中援入现代法学的理论与视角来分析，有不少新意。如对《百丈清规》结构的分析，对其法律属性的研究，对现代国家宗教立法的影响等，都有比较实际的意义。当然，见仁见智，愚意以为，对印度僧众规则和中国儒家制度的分析似还有些不到位，能补一些实例可能会更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百丈清规》是个小题目，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个大题目。这只是一个有新意的起点吧。

书稿完成后继武同志请我作小文以记之。我是穿针引线人，也乐于锦上添花。愿继武同志的学术研究有更多的突破，也愿社会上有关清规类宗教实践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