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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冲及 孙正聿 等著 华景时代 出品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ISBN9787503572166
出版时间2022-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9427123
上书时间2024-11-24
编者的话
2022 年 5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集体学习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由此可见,继往开来、以史为鉴,是践行党中央号召,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的必要一环。
有鉴于此,我们邀请了一批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面向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读者,编写了这本《以史为鉴:中华文明的演进与选择》。
本书以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为主轴,重点突出,抓纲举目。从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考古探源和严谨论证,到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有关国家治理和反腐实践的现代启示,再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清朝统治的注定灭亡,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选择,终,回归到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帮助读者读懂、读通、读透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为了保证较高的出版品质,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颇费心思,并有如下几个特色:,格局宏阔,脉络清晰。本书虽然入选篇目不多,但高屋建瓴地清晰勾勒出中华文明演进至今的总体轮廓。第二,篇目组织系统,视角多元完备。本书充分利用各类人文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力争为读者提供多重视角,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华文明演进的肌理与逻辑。第三,论述权威,思想深邃。入选本书的作者均为各自所在学科中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其文字平易晓畅,论述举重若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可以充分体会到专业学者的深刻洞见,还可以领略文字与思想之美。
希望本书能够获得读者的喜爱,让“以史为鉴”这个书名体现出它应有的分量,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本书以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为主轴,重点突出,抓纲举目。从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考古探源和严谨论证,到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有关国家治理和反腐实践的现代启示,再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清朝统治的注定灭亡,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选择,终,回归到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帮助读者读懂、读通、读透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读者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可以提高历史文化素养,增强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理性而明智地认知过去、现在和未来,认清历史发展进程的大逻辑和大趋势,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阅读本书,跟几位史学大家一起培养历史思维,把握当下、走向未来。
金冲及,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
孙正聿,哲学学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教育 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
刘庆柱,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卜宪群,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韩毓海,人文学者,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庆柱
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 001
卜宪群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治理及现代启示 045
我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071
金冲及
清朝统治集团的后十年 099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45
韩毓海
建立良好的历史观 163
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 195
孙正聿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225
注释 24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本书以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为主轴,重点突出,抓纲举目。从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考古探源和严谨论证,到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有关国家治理和反腐实践的现代启示,再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清朝统治的注定灭亡,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选择,终,回归到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帮助读者读懂、读通、读透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读者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可以提高历史文化素养,增强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理性而明智地认知过去、现在和未来,认清历史发展进程的大逻辑和大趋势,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阅读本书,跟几位史学大家一起培养历史思维,把握当下、走向未来。
金冲及,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
孙正聿,哲学学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教育 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
刘庆柱,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卜宪群,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韩毓海,人文学者,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朝统治集团的后十年(节选)
到了晚清,中国的社会矛盾本已尖锐。甲午战败,赔款 2.3 亿两白银,那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长期在 8000 万两白银左右,这赔款相当于 3 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使整个财政经济状况陷于大破产的境地。《辛丑条约》又要赔款 4.5 亿两白银,这就完全无法应付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举借外债,这更大大加深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和屈从;另一条是对民众加紧敲骨吸髓的盘剥,这就使国内本已异常尖锐的社会危机更大大激化了。
前面讲到清朝的年财政收入一直在 8000 万两白银左右,到 1911 年猛增到 3 亿两白银。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财政收入如此大幅度的增加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对百姓盘剥的加紧。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增加的捐税还成为筹措新政费用的主要手段。贪官污吏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老百姓就更活不下去了。《国闻备乘》中写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投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三年之间,户部再火(引注:指户部衙门两次发生火灾),天意盖可知矣!”
到 1910 年,清朝财政状况已支撑不住,出现全国性的财政金融大混乱。清政府除举借外债和横征暴敛外,又采取新的措施滥铸铜元和滥发纸币,用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掠夺。铸造铜元是 1902 年冬袁世凯在直隶开始实行的。由于它在铸造过程中可掺亚铅,币值不断下跌,出现一泻千里之势。下层劳动民众收入低微,持有的一般多是铜元。铜元价值暴跌,遭受灾难的还是他们。滥发纸币的结果,还造成政府财政信用破产,在城市中出现银号、钱庄大批倒闭的风潮,引起巨大恐慌。这些都是以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中的自发反抗斗争愈演愈烈。其中突出的,一个是抗捐斗争,一个是抢米风潮,前者如山东莱阳抗捐斗争,后者如湖南长沙抢米风潮,都是震动全国的。
连向来温和的梁启超也在《国风报》上写道:“中国亡征万千,而其病已中于膏肓,且其祸已迫于眉睫者,则国民生计之困穷是已。盖就国家一方面论之,万事皆有可补救,而独至举国资本涸竭,驯至演成国家破产之惨剧,则无复可补救。”“就个人一方面论之,万事皆可忍受,而独至饥寒迫于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受。所谓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虽有良善,未有不穷而思滥者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当之矣。”“愁惨之气,充满国中。呜呼,凡百险状,盖未有过此者。”
1911 年 5 月 2 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致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一封信,对局势作了这样的概括:“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4 天后,他又写了封信说:“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闹。”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人们对清政府的愤怒已达于极点,“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突出的事实。奇怪的是,有些著作或文章对这些事实仿佛都置于视野之外,或看得无足轻重,而将笔墨挥洒在清朝政府某些改革措施上(当然有些措施的积极作用也是可以如实加以肯定的),并且把它极度放大,似乎如果不发生革命,对中国的现代化反倒更好些。那就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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