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9787308164269

大一学年的时候，我的一个肺瘫痪了。这个遭遇限制了我的职业规划。作个小号手或者职业足球运动员显然没希望了——当然，我的球技或演奏技巧也没那么出类拔萃。生病之后，我不得不在剑桥郡的帕普沃思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此前那里刚刚成功完成首例心肺移植手术。为了不让医护人员抓住机会，怂恿我使用什么新药，我决心埋头钻研一本巨著。于是，我带走了书架上厚的那本书——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以下简称《欧拉》）。

很快，我便茫然无措。此外，我还可能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因为我还接受了吸氧治疗，以防病肺再次瘫痪。不过，当我潜心阅读这本惊世之作，我完全陶醉于作者旁征博引描述的修辞与主题，流连于书后精深的学术附录，震撼于作者怀着一以贯之的热情，阐述（至少）下抵歌德的欧洲文学观念。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比踢球或吹号更有价值的事情。库尔提乌斯呈现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著作，或者文学史，抑或中世纪文学概论。他能使读者看到，西方文学如何通过一系列超越时间（大概从维吉尔到狄德罗）、超越欧洲（从南部的那不勒斯到北部的斯特拉福德，从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到东部的莱茵河，甚至可能还远达易北河）的相互关联。库尔提乌斯向读者揭示，古代与古代晚期的拉丁著作怎样传遍西欧，怎样融入法国的民族传奇，怎样诉诸被他视为伟大作家的但丁与歌德的笔下，甚至怎样漂洋过海来到蒙昧无知的英国北部地区。他对国界的蔑视，可以从某些有违直觉但令人拍案的主张一探究竟（“巴黎是英国的文学首府”；“如果思想的王国要长存，就必须保留几百年来的伟大作家”）。他的主要观点是，古典传统通过修辞研究来自我传播，自我保持；展现连续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再现“主题”，或者修辞中的寻常事物。这其中就包括可以简化为单个词组的观念，如“年迈的孩子”（puer senex）（住院期间，我觉得这个主题尤其引人入胜），或者能从各种角度充分展开的观念，如“世界如书”。

这本特别的书自然也是一个世界。《欧拉》与克默德的《结局的意义》、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堪称20世纪激动人心的三部文学批评著作。这三本书无一例外地展示了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即寻找大量文本背后的大模式与大历史；这就要求批评家必须放眼古今，超越国界。而这三本书也都将如此宽广的视阈，同语文学家对细枝末节的关注合而为一。同奥尔巴赫一样，库尔提乌斯也受过20世纪早期德国的罗兰语文学传统的熏陶。因为是犹太人，奥尔巴赫（1892—1956）不得不于1935年放弃马尔堡的大学教职，然后在伊斯坦布尔漂泊的岁月里撰写《摹仿论》。那时，他尽可能搜集身边可用的书籍。通过生动分析书中范例，他对欧洲现实主义历史进行了猛火式研究。而库尔提乌斯考察从斯塔提乌斯，经里尔的阿兰和无名氏大诗人，再到莎士比亚与卡尔德隆的主题，则是文火式研究。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不过，《摹仿论》与《欧拉》有一个共同特点：两本著作都揭示了为何文学研究不可或缺；文学研究从思想层面，（可能也应）从政治层面看，为何对批评家走出单个地域或时间限制至关重要。

为何说政治层面？这两位德国学者试图在中欧经历二战的大规模破坏后，思考西方文学正典。这也赋予了两本著作以其他批评家罕有的紧迫感。可以说，两本著作乃是文学批评家超越自己所处时代去思考的尝试。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若我们了解一点作者生平以及《欧拉》的成书语境，便可以在把握该书局限与优势的情况下，对它有更深的理解。

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1886—1956），是发掘奥林匹亚的伟大古典学者与考古学家恩斯特·库尔提乌斯的孙子。他的伯祖父也是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1886年出生后，库尔提乌斯便在阿尔萨斯生活——那里在十六年前普法战争结束时，刚刚割让给德国。他的父亲在1903至1914年间，担任斯特拉斯堡的奥格斯堡信条会（the Church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执事。就这样，库尔提乌斯成长于混杂着德国路德教信徒与天主教法语信徒的环境。他兼有古典学和多语言的背景，而且有可能成为中欧人。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宗教经验以及多语言环境，无疑是《欧拉》的一块基石。

库尔提乌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接受了古典语文学训练，他的导师便是体系性极强的罗兰文语文学家格勒贝尔（1844—1906）。后来，他将自己的三本书献给了恩师，包括这部《欧拉》。库氏的学术生涯始于点评《列王记四书》（Li quatre livresdes Reis, 1911）。三年后，他发表了评点去世不久的法国批评家布吕内蒂埃（1844—1911）的著作。很快，他又写了一本巴尔扎克论著（1923），接着便是那本让他声名鹊起的现代法国文学论著。该书也（轻而易举地）让这位德国教授一炮走红，使之跻身魏玛共和国的法国文学批评家之列。此后，他陆续围绕普鲁斯特和纪德（库氏与其有长期的书信往来）撰写论著，并且还完成了一本《法兰西文明》（1930）。另外，他还是德语世界中，少数评价艾略特与乔伊斯的20世纪早期批评家之一。库尔提乌斯先后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0—1924）、海德堡大学（1924—1929）、波恩大学。在20世纪初几十年，他是现代主义者，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现代文学批评家身份。他的模式跟艾略特的如出一辙（20世纪20年代，艾略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复兴“思想的欧洲”）。由于志趣相投，艾略特在1922年曾劝说库尔提乌斯为《标准》杂志撰稿，后来更盛赞他是“伟大的德国人之一”（或许有点言不由衷—&md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