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 9787224141245

盐业和盐税作为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 时期经济、 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巩固边区建设、 保障革命需要、 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边区盐业发展和盐税征缴过程中, 不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盐业管理制度与税制体系, 而且孕育了革命者顽强、 拼搏的奋斗精神,成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税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作者是一位常年沉浸于搜集、 整理和研究中国革命根据地税史的学者, 笔耕不辍, 著作颇丰。当打开本书时, 他流畅的笔触定会给您带来阅读快乐。不过, 多数读者同时也会产生一个疑问, 那就是, 生活中人人熟悉的食盐有什么可写的呢? 其实, 边区盐业和盐税对多数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 因此, 展卷细读中您就会发现, 作者在讲述盐业和盐税的发展历史时, 一直试图带领读者感悟边区盐业和盐税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每一个发展细节, 从而达到了解、 认知、 熟悉、 掌握这段历史的目的。 纵观全书, 注重细节记述, 是本书一个鲜明特点。

作者除记述盐业盐税史实外, 还特别收录了毛泽民等 9 位边区税收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的历史功绩, 当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与人物跃然纸上时, 本书自然就避免了一般学术著作可能带给读者的艰涩和枯燥感。 以故事形式讲述革命前辈的奋斗经历和税收功绩, 读起来亲切感人, 极具教育意义和感化作用。 这种写作风格, 也成为本书的优势。

作者记述了红军西征胜利后, 定边、 盐池两地归属苏维埃政府治理, 于 1936 年 9 月开征了盐税, 所以盐税是陕甘宁根据地早开征的税种之一, 位于工商税系列的主要税种之列。 1941 年后, 边区政府加强了财经管理, 为扩大边币流通范围, 使其成为边区的法定货币, 并促使边币及时回笼, 政府在征税时只收边币, 拒收法币, 从而稳定了边区金融和物价。 盐税的征收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写作本书必然是艰辛的, 作者需要通过大量史实向读者展示边区盐业和盐税的发展过程。 陕甘宁边区历来土瘠地贫, 不利于种植, 农作物产出极为有限, 可是食盐资源丰富。 尤其定边和盐池两县所产食盐质量上乘, 在盐业史上素有好名, 盐业成为边区时期当地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 产盐区的商品贸易、 人民生计、 交通运输、 政府经费及军费支出等, 与食盐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0 年以前, 边区食盐产销可以自由生产、 运输、 销售, 政府不予干涉。 日军占领山西运城, 控制潞盐生产销售, 淮盐也因陇海铁路被切断而停止运输, 造成内地盐价昂贵的局面。 此时, 食盐一跃成为边区的贸易资源, 是换回边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特产。 为加强对食盐生产和销售的领导, 1941 年留守部队盐务局成立后, 开始提高食盐产量, 扩大贸易, 形成了产、 运、 销贸易链条。 要销售就离不开运输,要运输就需要人力、 物力和财力, 常年大宗运输仅靠个人力量根本无法完成。 于是, 边区政府动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运输合作社, 直到抗战结束, 运输合作社依然活跃在运输一线。

书中还专门介绍了公盐的来龙去脉。 边区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于 1941 年, 动员人民开始运输公盐。 从负担性质方面分析, 公盐运输属于无偿摊派, 是动员人民帮助政府运盐的一种力役。 1943 年之后,在人民自愿原则下, 在绥德等地区部分或全部改征代金。 公盐代金是一种临时捐, 并不是税。 公盐代金总额随着边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逐年减少, 至 1946 年 2 月, 公盐和公盐代金就被彻底取消了。

记述盐业发展史时, 作者不惜笔墨, 极尽详细。 比如, 在边区政府统一领导下, 各个产盐池不断修盐坝、 打盐井, 积极生产, 食盐产量和量都有所提高。 为加强管理, 遏制走私, 1942 年 5 月, 边区贸易局制定了食盐专卖制度, 成立了食盐专卖委员会, 由边区政府指定贸易局负责食盐专卖, 实施“内地自由买卖, 对外统一销售” 的政策。 类似这样的细节, 作者都会详考, 娓娓道来。

盐税的理论和专业性较强。 作者用史料和数据为读者讲述边区盐税的发展历程, 分析盐税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税收专业角度解析盐税的性质: 征收产地税时盐税属于货物税税种, 征收销售税时则属于营业税范畴。 盐税是以食盐销售数量为课税对象, 按照定额税率征收的一种税。 由于边区食盐资源丰富, 生产过程简单, 食盐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所以盐税具有税源充实、 负担普遍、 征收简便稳定的特点。

1942 年以前, 盐税收入一直名列工商各税之首, 在边区税收体系中占据显要地位。 像管理盐业产销一样, 边区政府对盐税的征管也经历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1942 年 1 月, 边区政府财政厅从留守部队后勤部接管盐务局后, 对盐税征管进行了严格整顿, 成立了缉私委员会, 建立了缉私队, 制定颁发了缉私条例, 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缉私工作, 并制定了盐税征收的会计与报解制度, 建立了传票制度, 明确了结账、 存核、 报解、 制表等程序与日期, 完善了征管及会计制度, 促使盐税征管顺利步入规范轨道。

作者专设章节介绍了修订盐税征管制度的诸多细节。 比如, 边区政府每次修订货物税条例时, 都会对盐税征管做出详细规定。 作者敏锐地发现, 盐税变化明显主要的特点是税率调整频繁, 而且每次调整都包含了边区经济发展变化的诸多信息。 但不论盐业机构设置、 盐政修订、 税制变更、 盐产规模等如何变化, 经济环境如何复杂, 全国抗战期间, 盐税收入始终较为稳定, 盐税收入占比的是 1938 年, 占到了工商税收的 68. 55%, 收入总额多的是 1945 年, 约达 1. 80 亿元。 开征盐税不仅促进了边区盐业的兴旺与发展, 而且适时缓解了边区紧张的财政状况, 盐民生活水平与生存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和改善。 作者用大量篇幅记述盐税征管的细微变化, 也正是盐税重要地位的一个写照。

书中总结道: 边区盐税发展与盐业政策变化存在同兴共荣、 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 盐业和盐税配合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今天的税收管理工作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边区的盐税征管实践告诉人们: 只有发扬全心全意服务人民、 依靠人民、 廉洁奉公、 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 只有完善管理、 健全机制、 提高干部业务水平, 才能从政策上、 制度上、 管理上保证盐业和盐税工作的正常开展。 边区盐业和盐税是在战争背景和艰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事业, 虽然其发展过程和规律不具有普适性, 但历史证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边区盐业和盐税才能为取得抗战胜利、 进行边区公共权力与公共设施建设等提供可靠的经费保障。

总之, 作者身在当地, 不惧艰苦, 翻山走村寻访知情人, 从民间搜集了丰富史料, 使该书内容充实丰满、 有血有肉, 既具有专业性也具有可读性。 唯愿大家通过阅读此书, 学习边区盐业和盐税历史, 感受边区税务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 在革命前辈坚定信仰、 无畏生死铸就的精神熏陶下, 不断得到启迪、 鼓舞和激励, 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王文素

2021 年 3 月 6 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食盐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战略性物资；边区盐税始终是边区税制中的主力税种，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边区较早地建立了自己的税收队伍，并逐渐完善了税收征管模式和税收法律体系，为新中国建立税收制度和人才储备奠定了基础。《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共分为 11 章 27 节，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科学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研究法、列举法等研究方法，将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制度和队伍建设的历史样貌详细地、系统地呈现了出来，不仅丰富了史料，而且填补了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的研究空白。

林喜乐：中国革命根据地税收和陕甘宁边区财税史研究专家，陕西省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调研员、《陕西税务》副主编、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陕甘宁边区税收史研究，20 年间，走访了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所有旧址和健在的税务工作者，并抢救性保护、整理了大量税收史料。著有《陕甘宁边区税收史》（主笔）、《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延安十三年税收纪事》、《陕甘宁边区税收史记》、《红色税收记忆》（国家税务总局项目）等。参编作品有《陕西省志·税务志》（上下卷）、《税收百家史话》、《历代贪官史话》等。其中《陕甘宁边区税收史》《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分别入选 2019 年度、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历史溯源/ 1

创建革命根据地/ 1

西征战役/ 6

产盐区自然环境及社会状况/ 12

地理气候/ 12

人口及社会状况/ 28

产盐区概况/ 34

盐业政策/ 36

战争时期的盐业/ 36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盐务/ 50

边区食盐生产/ 66

产量与质量/ 66

产盐保障工作/ 75

边区盐业管理/ 79

管理机构/ 79

管理制度/ 91

边区运输业/ 103

消费合作社组织/ 103

运输合作社组织/ 114

食盐运输业/ 125

运输道路/ 145

食盐销售/ 160

食盐专卖/ 160

食盐统销/ 164

盐税沿革/ 194

古代盐税/ 194

民国盐税/ 202

边区盐税/ 206

盐税征管/ 206

盐税缉私/ 229

盐税管理特点/ 237

公盐和公盐代金/ 246

公盐和公盐代金概况/ 246

公盐运输/ 250

人 物/ 260

盐税制度/ 293

大事记/ 322

参考文献/ 343

后 记/ 348

食盐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战略性物资；边区盐税始终是边区税制中的主力税种，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边区较早地建立了自己的税收队伍，并逐渐完善了税收征管模式和税收法律体系，为新中国建立税收制度和人才储备奠定了基础。《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共分为 11 章 27 节，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科学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研究法、列举法等研究方法，将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制度和队伍建设的历史样貌详细地、系统地呈现了出来，不仅丰富了史料，而且填补了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的研究空白。

林喜乐：中国革命根据地税收和陕甘宁边区财税史研究专家，陕西省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调研员、《陕西税务》副主编、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陕甘宁边区税收史研究，20 年间，走访了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所有旧址和健在的税务工作者，并抢救性保护、整理了大量税收史料。著有《陕甘宁边区税收史》（主笔）、《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延安十三年税收纪事》、《陕甘宁边区税收史记》、《红色税收记忆》（国家税务总局项目）等。参编作品有《陕西省志·税务志》（上下卷）、《税收百家史话》、《历代贪官史话》等。其中《陕甘宁边区税收史》《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分别入选 2019 年度、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边区食盐生产

食盐既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又是统治阶级的经济财政支柱。 产盐区的商品交易、 人民生计、 交通运输及边防军费支出等, 与食盐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食盐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

由于边区生产食盐的技术比较落后, 食盐产量往往受到自然环境、 气候、 人力、 资金、 盐价、 战争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各年的产量大小悬殊,质量高低不一。 排除各种不利条件的限制, 边区政府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不遗余力地发展食盐生产, 限度地发挥了食盐对边区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产量与质量

一、 食盐产量

(一)民产食盐

1940 年, 我国沿海各大盐区相继被日寇侵占, 食盐产销受到了严格控制。 由此, 边区食盐销量大增, 1940 年卖了 30 万驮, 把旧存食盐全部销光。 这一年成了盐荒年。

三边分区的 7 个盐池, 年均可产食盐 10 万余驮, 不仅产量大, 而且质量好。 为了增加贸易, 加强生产是位的。 因三边地区缺少劳动力, 为增加食盐产量, 边区政府除采用合作互惠方法变工打盐外, 还组织专家教边区食盐生产盐民筑田引水晒盐。 为了刺激生产, 边区政府还给盐业生产部门和个人发放贷款。 1941 年上半年, 用于盐业的贷款占到了贷款总额的 17.4%, 下半年盐业贷款更是高达 30%。

由于边区政府不断动员民众和军队打盐, 食盐产量大幅度增加。 1942年, 食盐生产实行“以民产为主, 部队为辅”的方针, 参加打盐的部队相继离开了产盐区, 加上当年雨水不调, 仅产盐 27.16 万驮, 只完成了原定计划 40 万驮的 67.9%。 “1943 年前 9 个月, 即产盐 47 万驮。”①为了增加食盐存储量, 边区盐业公司用小米、 茶叶、 土布换取蒙盐, 然后再转运外销。 比如设在靖边张家畔的盐业支公司, “每天约有百十条骆驼驮盐进店,可购进食盐三四万斤”②。 1944 年, 因 1943 年存盐还有不少, 加上雨水不调, 不需要继续增加产量, 因此产盐不多。 1945 年, 产盐总数为 24.25 万驮, 少生产 15.75 万驮。 边区所产的食盐, 源源不断地运销陕甘宁三省及内蒙古、 绥远等地,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 活跃边区经济贸易,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 年春, 胡宗南、 马鸿逵进犯边区, 盐务局人员均随军转战, 盐业生产随之停顿。

总体来说, 1940 年以前, 边区政府只收盐税不管食盐生产。 因此, 各年产量没有准确统计数字, 估计年产量在 30 万驮( 每驮 150 斤) 左右。

1941 年盐务局成立后, 历年产量才有了比较准确的统计, 见表 4-1。

表 4-1

①黄静波 .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财政建设[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255.

②卓毅然 . 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在延安光华商店和两个盐业支公司的几年[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 73.

从表 4-2 可以看出, 北大池产盐面积, 约有 200 平方里, 产盐也多, 年产量约 15 万担。 小的硝池子产盐面积约 2 平方里, 产量也小, 年产量 1. 5 万担。 不管还是小, 因受落后的产盐技术的影响,受自然气候和人力限制, 所产食盐的数量都受到了一定制约。

1945 年实际产盐 24.25 万驮, 欠产 15.75 万驮。 欠产原因主要有两点: 点是前半年雨少, 旱了两个月, 影响了产量。 比如, 产盐量的苟池, 产盐旺期的两个月内没有出盐; 滥泥池、 莲花池全年只出盐 5 次,比原计划少出 3 至 5 次。 第二点是日本投降后停止了打盐动员工作, 运盐牲口也严重不足。

(二)部队打盐

1940 年发生盐荒后, 盐务局制订了“以军队生产为主, 盐民产盐为辅”的生产计划。 这年秋, 边区政府组织兵工并发动盐民开始打盐。 三五九旅四支队 2000 余名指战员到定边盐场堡驻防打盐。 战士们自己动手, 在花马池边的土墙上挖窑洞 175 孔, 割草铺地为床, 垒土筑灶为炊。 他们同群众一起, 砍柴压坝, 修田整畦, 打井挖巷, 筑路平地, 进行盐田基本建设。至年底, 修筑盐坝子 801 块。 同年, 驻定边的部队警三旅, 收回苟池盐湖,筑盐坝子 280 块。 是年, 产盐 40 万驮(每驮 150 斤)。

1941 年, 为完成 60 万驮的产盐计划, 专门抽调了 6 个营的兵力从事打盐。 经过一个打盐季节的实践, 实际产盐 70. 25 万驮(每驮 150 斤), 中共中央决定将全部盐税拨充军费。 但终因部队生产的食盐盐质低下, 影响外销商誉, 加上打盐影响了部队训练, 减弱了战斗力, 因此, 暂时停止了部队打盐这项生产活动。

在边区食盐产量不景气的情况下, 1943 年, 盐务局再次组织部队、 机关、 定盐两县农民和机关学校 4000 余人在老池参与打盐, 当年产盐 52 万驮。

1941 年和 1943 年, 军队前后两次参与食盐生产。 三五九旅直属队等 8个单位共 2850 人从事盐业生产。 由于军队的参与, 增加了盐业生产的劳动力, 抗战时期的这两年, 边区盐产量。

(三)影响食盐产量的原因

影响边区食盐产量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产盐量受气候影响较大。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月, 产量就会提高, 如遇自然灾害, 产量就会下降。 比如 1942 年, 原计划产盐 40 万驮,实际仅产 27.16 万驮, 欠产的主要原因就是天气恶劣, 春季无雨, 又多大风, 无雨不能打盐, 风大盐就成了糊状。 特别是 5 月至 8 月是产盐旺盛期,可是统计显示, 这 4 个月当中, 晴天 60 天, 大风 25 天,大雨 8 天, 疾风暴雨 2 天, 半晴半阴 5 天, 微风细雨 10 天, 阴天 9 天。 气候变化无常, 严重影响了食盐产出。又比如 8 月, 食盐即将结晶之际, 从 16 日到 22 日连

续刮了 7 天大风, 将盐吹成了硝糊。1944 年,计划产盐 60 万驮, 结果因雨水过多, 只收了 26. 53 万驮。 1945 年计划产盐 40 万驮, 可前半年整整旱了两个月, 例如苟池, 在产盐旺季竟然没有出盐, 滥泥池、 莲花池全年才出了 5 次盐, 原计划要出盐 8 至 10 次。 可见, 气候是制约边区食盐产量的首要因素。

第二, 受生产力水平影响。 边区食盐的晒、 堆、 装、 运等生产过程主要依靠铁锹、 铁耙、 浪耙、 扁担、 筐子等, 落后的生产工具, 极大地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 受劳动力的制约。 边区食盐主要依赖手工生产。 因此, 劳动力的多少成为制约食盐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1941 年, 在军委盐务局领导下, 由当地党政军组成了盐务委员会, 盐务委员会组织兵工, 发动盐民打盐, 提出完成 60 万驮的产盐计划。 打盐井、 筑盐坝、 辟盐田, 经过一年努力, 产量迅速增加。 1943 年, 边区在盐业生产上重新组织了劳动力, 盐工从 1942 年的 711 人增加到了 1122 人, 还组织了 400 余名战士在老池临时参与打盐, 因有人力保障, 又迎来一个产量高峰。 在其他年份, 军队没有参与生产, 劳动力欠缺, 产量都没有超过 30 万驮。

第四, 政府导向同样影响产量。 比如边区政府在总结 1942 年盐产量下降的原因时指出, 主要原因是没有及时督促, 盐民自行生产, 只有民产而无官督, 可以说只执行了民产官督政策的一半。 1945 年食盐减产的原因是, 日本投降后, 多数人认为食盐销路有限, 存盐又多, 放松了督促, 老百姓打盐基本停止了。

第五, 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 边区境内食盐销量有限, 根据当时估算, 边区内每年销盐约1050万斤, 合 7万驮。 如果以平均年产量 38.38 万驮计算, 内销盐只占总产量的 18.2%, 也就是说边区食盐的销售市场主要在边区以外。可是向边区以外的市场销售, 又会受到政治环境和运输能力的制约。 因此, 市场有限影响到了食盐的产量。 比如, 1942 年, 没有实现预期产量的又一个原因是 1941 年生产的 70. 25 万驮盐, 尚存 36 万余驮。

总之, 以上原因制约了边区食盐的产量, 使其表现出了不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