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考古学 9787108071873

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这是一种身份的伦理；它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让我们在写作时获得自由。——福柯

《知识考古学》犹如思想的空中楼阁，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的考古学反对连续性、起源、总体化的观念史，通过对话语形成与陈述进行分析，呈现作为主体的“人”和知识在话语实践中被建构的过程，深入剖析“人之死”的主题，终建构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考古学。

此次推出的是全新中译本。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去世。

福柯的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章 导 论

第二章 话语的规则性

1.话语的单位

2.话语形成

3.对象的形成

4.陈述样态的形成

5.概念的形成

6.策略的形成

7.评语与结论

第三章 陈述与档案

1.确定陈述

2.陈述功能

3.陈述的描述

4.稀缺性、外部性、累积

5.历史的先天性与档案

第四章 考古学的描述

1.考古学与观念史

2.原创的与有规则的

3.诸矛盾

4.比较的事实

5.变化与诸转换

6.科学与知识（savoir）

第五章 结 论

索 引

译后记 福柯与他的考古学

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这是一种身份的伦理；它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让我们在写作时获得自由。——福柯

《知识考古学》犹如思想的空中楼阁，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的考古学反对连续性、起源、总体化的观念史，通过对话语形成与陈述进行分析，呈现作为主体的“人”和知识在话语实践中被建构的过程，深入剖析“人之死”的主题，终建构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考古学。

此次推出的是全新中译本。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去世。

福柯的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代法国的“哲学剧场”上，哲人们纷纷戴着思想面具登台亮相，各自兜售着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像极了古希腊时代的哲人们。毫无疑问，米歇尔·福柯是“哲学剧场”的主角之一，他的哲学犹如万花筒般变幻着“思想面孔”，令人耳目一新却又困惑不解，让人着实难以勾勒他的思想肖像，把握他的哲学精髓。

考古学是福柯早期思想的核心主题，既贯穿了“考古学三部曲”（《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又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焦点。福柯采取旧词新用的方式，改造了考古学的含义，他的考古学不再是地质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有关话语、知识与话语实践的考古学，要像考掘考古学的遗物和遗迹一样呈现层层累积、错综复杂的话语与知识。《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通过区分疯癫与理性来考察精神病学的诞生，探讨疾病的新话语可能呈现的断裂时刻，旨在确定一种在疯子与正常人、疯狂与理性之间的沉默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则关注1790—1815年间医学话语的深刻变化，医学知识的对象、观察疾病的技艺、疾病记录与检测、描述疾病的词汇与医学概念都进行了总体调整和改变，标志着启蒙运动向19世纪过渡的曲折变化，正如其副标题所标示的那样，探索着“一种医学凝视的考古学”。《词与物》（1966）通过“知识型”来探索西方不同时期“词”与“物”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研究普通语法学向语文学、博物学向生物学、财富分析向政治经济学的转换，着重研究这些科学的话语变化，尤其指出了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两次重大的非连续性，由此来确立人文科学考古学。而《知识考古学》（1969）则深入探讨历史学科，将考古学与观念史相对立，“试图要创造一种有关人类说出来的东西的、截然不同的历史”。〔1〕福柯以令人眩晕的巴洛克风格构建了一种概念丛生、晦涩难懂的考古学，陈述、话语形成与话语实践成为核心概念，由此从以陈述为主导的话语形成转向了侧重实践向度的话语实践，从以时间为轴向的历史学转向了以空间为向度的考古学。

如果说“考古学三部曲”是福柯具体的考古学实践，从不同的视角与维度对考古学进行探索与研究，为我们理解考古学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诸多案例，那么《知识考古学》则致力于话语本身的分析与研究，将考古学确定为探讨话语实践的理论与方法，对考古学进行系统阐述与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福柯的思想发展历程。“一般说来，《古典时代疯狂史》用相当大且令人费解的篇幅来描述所谓的‘体验’，由此指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匿名的、一般的历史主体。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多次尝试的对结构分析的求助，有可能回避所提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后在《词与物》中，明确的方法论标示的缺失能够使人相信那些根据文化总体性所进行的分析。”（AS，26-27）方法论问题的确是福柯一直想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他在撰写《词与物》时就考虑以前言的形式来阐述方法论的框架，但他的老师伊波利特和康吉莱姆建议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再进行专题论述，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计划撰写《词与物》的续篇《过去与现在：再论人文科学考古学》。他在1967年4月曾对乔治·费卢斯（Georges Fellous）透露过，“我现在准备进行的工作是一项方法论的工作，关涉着语言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存在形式”〔2〕，这便是他在突尼斯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知识考古学》，他从理论和方法上对“考古学三部曲”进行分析与反思，指摘了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因而《知识考古学》亦被认为是福柯前期思想的概括与总结，是《词与物》的“理论补充”或“理论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