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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勇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60488
出版时间2020-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28元
货号9755532
上书时间2024-07-18
一
面对故宫(旧称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故宫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实实在在的岁月,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他的每一个饱满的日子,他的欢笑和泪水,全都消失了,被一阵阵风、一重重雨扫荡干净了,就像一个侠客,身形被黑夜隐匿,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在故宫,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故宫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巨大的空间,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困难。清朝皇帝乾隆,在故宫里一再大兴土木,是故宫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爱的,还是八平米的三希堂。他为自己退休建造了宏伟的宁寿宫(故宫的太上皇宫),但他退休后还是住在养心殿,挨着他的三希堂。
二
所以说,故宫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肇建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它,依然会感到心惊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 ,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故宫),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 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
伟大的建筑都有实用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超越实用的。就像艾菲尔铁塔,几乎没有什么实用性,以至于在法国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造它的时候,这一设计方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包括小仲马、莫泊桑在内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赶在巴黎的天际线受到损毁之前联名上书,表达他们“强烈的、愤怒的抗议”,称“连商业化的美国都不想要的埃菲尔铁塔,无疑将成为巴黎之耻”。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是从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吃午饭开始的。这不是因为埃菲尔铁塔上的午餐好吃,而是因为那里是巴黎看不到埃菲尔铁塔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埃菲尔铁塔不仅丑陋,代表着庸俗的工业趣味,而且无用——连塔顶餐厅的菜肴都不那么好吃。古斯塔夫•埃菲尔为了使它的设计更有合理性,曾给它赋予了若干实用功能,比如空气动力测量、材料耐力研究、无线电研究等,但对具有深厚审美传统的巴黎人而言,这样的辩护太过无力。但几十年后,剧情却发生了神奇的反转,埃菲尔铁塔不仅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成了巴黎重要的地标建筑,它每年的游客量比卢浮宫还多两倍。与卢浮宫比起来,埃菲尔铁塔无疑是一座空洞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它有高度(1929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建成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的峰),有其他建筑无法企及的体量,仅凭这些,就使它成为一个符号,罩在巴黎的头上,挥之不去。就像故宫,它的象征性,是通过它不近人情的宏大来实现的。
三
故宫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它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升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刹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故宫没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故宫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故宫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故宫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故宫面前,话语是那么无能为力。
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故宫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故宫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重重,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故宫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故宫的真正定义。
简单说,故宫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故宫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故宫里又是有市场的,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以上是从城市功能上说的,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着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沆瀣一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四
在我看来,故宫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帝制终结了,但故宫没有死,而且永远不会死。2018年初秋时节拍摄《上新了,故宫》,我和演员蔡少芬、邓伦和剧组其他成员在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也不见铜龟、铜鹤在腹中升起的袅袅的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地运动,只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值班员排着给进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故宫有自己的“生物钟”,它的声与色,在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到兴奋和惊奇。
时间无声地流过故宫,却在故宫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故宫不是一个固体,永恒不变,而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尽管那变化,可能极为细小,就像一个人的额头生出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故宫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根本的不同。
五
2020年,故宫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故宫,写故宫的十个甲子。只是故宫、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
写作本书,前后用了将近五年,但集中写作的时间,我用了三年多,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建造故宫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我的写作速度,是与营建故宫的速度一致的,这让我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一种更真切的体验。我还发现,写故宫与建故宫在有些地方极为相似,它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故宫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 。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营建这座城是有方法的,否则,像这样一座占地72万平方米的超级工程,在那个没有起重机的年代,是不可能在十五年之内(主要工程在三年半内)完成的。表达故宫,必然也要找到方法,才有可能找到一根杠杆,撬动这个庞大的主题。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三岛由纪夫写《金阁寺》,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我不可望其项背,但他们的作品,至少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御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文字不仅是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是构成了一座建筑。
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是一盘散沙,而所有可供阅读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人为组织的历史。没有这种人为组织,也就没有历史。比如《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就是一种组织历史的方式。自从司马迁创造了这种组织方式,它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书写,《二十四史》中后来的那些史书(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合称《二十五史》)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标准的历史写作方式也被称为“正史”。
历史不是已逝时间的总和,历史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逻辑。因此,历史如同建筑,有感性的、具有审美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一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确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
这不仅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长的为冬至日,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长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
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划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
古代中国人先有空间观,后有时间观。
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在古代西方,并没有产生时间和空间一体化的人文观念。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
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201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
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走样,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所以,讲建筑,讲空间,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飘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断(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断),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六
关于本书的书名,出于慎重,我专门请教了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任故宫研究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故宫研究院副院长赵国英女士,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叫《故宫六百年》都没有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宫则侧重于这座“旧宫殿”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它们的历史都是六百年。反复思量,我觉得用《故宫六百年》作书名更切合我的本意。
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完成了,并且在2019年国庆节之后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七部作品。我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应红总编辑,责任编辑赵萍、薛子俊,美术编辑崔欣晔,他们为此书能够在故宫六百周年之际及时出版而付出心血;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对我的宽容与支持,感谢李少白先生为本书提供了精美摄影照片;感谢香港《大公报》管乐女士,本书一边写作一边在《大公报》上连载;还要感谢《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几乎在本书出版的同时,用一整期的完整篇幅发表了本书全文,感谢《当代》编辑石一枫兄多年来一如既往地编发我的作品,这是我次在一期杂志上发表一部长卷式的作品。此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作品发表之前,既有按捺不住的期盼,又有难以控制的紧张。
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中国历史悠长,经历过无数次王朝鼎革,也就有了无数座过去的宫殿,因此“故宫”这个词,不是今天才有。《汉书》里写:“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故宫”这个概念,至少在汉代就有了。“故宫”的意象,也在唐诗宋词里出出入入,像唐代刘禹锡曾在《踏歌词》里写:“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宋代蔡襄《经钱塘故宫》写:“废苑芜城裹故宫,行人苑外问秋风。当时歌舞何年尽,此意古今无处穷。”
中国的王朝史里,夹杂着一部浩瀚的宫殿史,只不过宫殿一如王朝,都有着各自的命运与劫数,留到今天、完整如初的,只有这一座明清紫禁城,正如在明朝初年的岁月里,工部郎中萧洵能够看见的,只有一座元朝的故宫。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的技术,元朝故宫的影像,都留在萧洵的文字里,打开他的《故宫遗录》,依然清晰可望,仿佛岁月不曾带走那座浩大宫殿的一片瓦、一粒沙。那是一座地球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宫殿,不只规模浩大,如萧洵在《故宫遗录》里记载的,皇宫(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换算成今天的单位,东西宽约740 米,南北长约1000 米,而且临水而建,水叫太液池(今中南海与北海),水天浩渺,浮光掠影,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王朝的兴衰。水中有岛,名琼华岛,那里是忽必烈的深爱之地,以至于会舍弃奢华的宫殿,住在山顶上的广寒殿里,很多年后,成为明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记下这么一笔:“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即萧太后)梳妆楼。”
入主华夏的蒙古人,就围绕着这片水,建起了自己的宫殿——自那时起,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历史,延续了七个世纪。在东岸,建了皇宫(大内),它的午门(崇天门),大约就在今天故宫太和殿(初建时名奉天殿,明嘉靖时改称皇极殿,后不一一标明)的位置,而宫城内部,则形成了以南部的大明殿和北部的延春阁两大建筑为主体的建筑群;而在西岸偏南,修建了隆福宫,偏北则修建了兴圣宫——这两座宫殿,分别是皇太子和皇后居住之所,与决定帝国运命的宫城隔水相望。黎明时分,水上时常流散着一束束紫青色的雾,高低错落的宫殿群,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宫城角楼风铃的声音会隐隐约约地传来,让藏在苇丛里的鹭鸶、白鹤,悚然惊飞。
也就是说,有过三座巨大宫殿,在太液池的两岸铺开阵势,三足鼎立,而后来的明清紫禁城(今故宫),把帝后的寝宫收拢在皇宫的北部,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元朝在三座宫城和御苑的外围又筑起一道皇城,周围约二十里,皇城的城墙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皇城的正门叫棂星门,穿越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与元大都的正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遥遥相望。
祸起萧墙,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
那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惊叹过的高大城墙,如今只残存西段、北段遗址,共12 公里。
安贞门、健德门,大都北城墙上的这两座高敞大门,如今也变成了北京10 号地铁线上的站名。高峰时期的上班族们匆匆走出地铁站,抬头仰望空荡荡的天空,无暇去顾念这座大城的沧海桑田。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 年),一个名叫宋讷的官员写下一首诗,叫《过元故宫》,诗曰:
郁葱佳气散无踪,
宫外行人认九重。
一曲歌残羽衣舞,
五更妆罢景阳宫。
繁华过处,似水无痕,再浓重的悲哀、再深长的故事,亦仿佛可以吹散在天地之间,不会留下痕迹。
此刻,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故宫遗录》,通过文字来重构“故宫”的历史,就像当年的萧洵一样。只不过我所讲到的“故宫”,已不是他笔下的元故宫,而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他记录了一个在15 世纪之初行将毁灭的故宫,我讲述的则是在那个“故宫”消失之后重新建起的“故宫”。这个“故宫”至今尚在,就在我们的眼前,每一根线条、每一片砖瓦都是真实的。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材料不再是砖石、楠木、琉璃瓦,而是文字,是一笔一笔的横竖与弯钩。当然,在重建里,我还动用了无数次的寻觅、追思与想象,因此这重述不只是借助文字完成的,还要借助情感、血肉与生命。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公历1368 年1 月23 日,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
洪武二年(公元1369 年),朱元璋下令,在自己的故乡凤阳建设中都。
这项自洪武三年(公元1370 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 年)突然停止。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他舍弃了六朝故宫一直延续的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传统轴线,在钟山南麓,填掉燕雀湖,将金陵王气,收束在这座新的紫禁城内。
关于南京城的风水,当年诸葛亮到达东吴,看见南京(当时称建业)眼就曾感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假若朱棣后来不是去了北平,见识了帝国北方的天地浩大,目睹了元朝故宫的气势恢宏,或许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也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六朝金粉的南京城里待上一辈子。帝国的边疆城市北平,也不会在他的手里,重新变回成国都。
正是因为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 年),二十一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帝国的剧情,才在他的手里,发生了反转。
本书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次序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对紫禁城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定都北京的历史意义,展现中华文明在宫殿建筑、园林、绘画、读书藏书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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