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刻帖研究

在关于书法的学习与交流中，经常听到对“碑帖”的合称，即把黑底白字的拓本一律称为碑帖，碑和帖实际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刻石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别。

古代铭功纪事的石刻，称为碑；尺牍、书疏，称为帖。叶昌炽《语石》：“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统呼为碑，及墨而拓之纸，则又统呼为帖，虽士大夫未能免俗，甚矣其陋也。夫碑之不可为帖也，石刻之不尽为碑也。”①虽然都是传拓于纸上，但碑帖二字并不可混为一谈。从形式上分，竖者为碑，横者为帖，不过碑与帖的区分不仅仅在于石头的横竖形式，更取决于它们的性质和用途。从内容上看，碑的主要功能是把某些特定内容告知他人，如某人的事迹、某事的始末，以及统治者的规章、法令等；帖一般是把名人手迹摹刻于石上，供人欣赏学习；刻碑的目的在于宣告传播，刻帖的艺术目的更浓厚，在于书法的学习研究。

一、帖的概念及其产生

帖的本义指手札、署纸等，后来泛指供书法学习者临摹的范本，既包含墨迹，也包含石刻，墨迹如王羲之《姨母帖》、杨凝式《韭花帖》、米芾《蜀素帖》，石刻如《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本书讨论的为后一种概念。古时没有墨迹影印的技术，为满足学习、研究的需要，遂将书迹摹勒上石以广传播，这便形成了“碑帖”一词中“帖”的含义，碑帖之“帖”，完整的称谓则是“刻帖”或“法帖”。沙孟海在《碑与帖》里，给予“帖”明确的定义：“五代以后公私汇编历代名家书迹，摹勒上石，以广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为帖。”②

古人购置法书名迹，既有收藏欣赏的需要，更有临摹学习的需要。但是名迹稀见，且价高难求，而对着原迹翻阅临写，也易于污损，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对原迹进行复制。在影印技术未传入中国之前，复制的办法主要分为临、摹、刻三大类，临书便捷，但易于失真，论及精确复制，还是摹本与刻本。

古人摹书，最高明的方法乃是“向拓法”，即暗室中开窗，于光亮处以透明薄纸覆于真迹上，以双钩的方法摹得字形，再于其中填墨。此钩摹之法以唐时技艺最为高超，复制品工艺精妙者可下真迹一等，如唐摹“神龙半印本”《兰亭序》《万岁通天帖》等，在当时已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品，时至今日早已等同真迹。“向拓法”对笔、纸以及摹手的视力、耐心细心程度、艺术的感悟力等要求都极高，唐以后几近失传，宋时仅米芾、薛绍彭可为，元时也仅赵孟须等通晓其法，元人陆继善曾从赵孟烦处学得此法，将褚遂良所摹《兰亭序》另行钩摹五本，摹本之一有柯九思、揭傒斯、黄溍、陈方等名家跋文，柯九思等人俱为一时名公，见识不凡，能在同时代摹本上作跋，正说明“向拓法”之难。

这种方法虽然精确逼真，但工程进度实在太慢，并不利于大面积传播。

古人创造的另一种复制办法是将之刻为法帖，即勾勒字形并刻于木或者石上（以石为多），捶拓后即可化身千百，这个制作过程与雕版印刷颇为相像。帖石多为横式，因为相较竖碑，横石刻制以及捶拓更为方便（少量帖石仍为竖碑，如《南宋太学石经》，在每块竖石上横刻三组经文内容，采用竖石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庄重)。因为可以批量复制，所以在石印术产生之前，刻帖是古人复制法书最主要的方式。刻帖在宋、明、清时极为盛行，著名官刻如宋《淳化阁帖》、清《三希堂法帖》，私刻如明《停云馆帖》《戏鸿堂帖》、清《快雪堂法书》等，都颇负盛名，在书法传播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丛帖是《淳化阁帖》，为北宋太宗淳化年间摹刻，所收皆为内府所藏，刻前先向各州征集天下法书名迹，各州所献多为墨迹，亦有进献石本者。宋王应麟记：“（太平兴国）三年九月辛亥，升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恒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①很显然，升州所献为刻帖，这不仅说明《淳化阁帖》之前已有将书迹刻帖的行为，也说明在真迹不存的情况下，石本与墨迹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但是刻帖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刻帖难以传达原迹中的墨色、飞白等特征；第二，从书迹的勾勒到上石、刻石、捶拓、装裱，经历的工序太多，而每道工序都会给字迹带来不同程度的失真变形；第三，因为帖石高度和墨迹不可能一一尽符，故上石时有可能对原迹进行重新分行，这就破坏了原有的章法。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刻帖是大范围传播书法唯一可行的途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