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传统

大处着眼，寄怀深远
——读郑敏先生的《新诗与传统》

姜?涛

郑敏先生是“九叶”诗人中的常青树，创作和思想的活力一直旺盛不衰。她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借由西方后现代的语言理论，质询白话文运动“反传统”姿态对新诗的负面影响，在当年反思激进主义的思想氛围中，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新诗乃至文学研究的圈子之外，对话者、辩难者不在少数。有年轻一代先锋诗人就正面回应，提出新诗与“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继承与转化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具有决定性，因为新诗的“现代性”恰恰体现为传统之外对“另一种审美空间”的追求，甚至断言：新诗本身已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样的争议对于新诗而言，当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从古典诗歌的审美系统中破茧而出，新诗与传统的所谓“断裂”，既是它的起点，似乎也构成了某种历史的“原罪”，有关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保守与先锋、“中国性”与“非中国性”的争执，后来也一直不绝如缕，内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问题结构，制约了，也激励了百年新诗的历史展开。从这个角度看，郑敏先生的质询，并不外在于这样的问题结构，甚或可以看作是这一结构性张力在“世纪末”的又一次显现。这本“小书”收录的长短文章，一多半都是写于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记录了她一个时期之内在这个向度上密集的思考、持续的掘进，其中的观点和论述方式，多有重叠，也能见出其心情的急迫、恳切。
作为一位4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郑先生在晚年为何重提传统、重新“发现”传统，且苦口婆心、反复申说，这当然不简单是一种态度的翻转，也并非是受“时潮”影响，而是有其内在脉络，也是出于对当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关切。根据郑先生的自述，她的诗歌创作有两个高峰时期：一是在西南联大时期，跟随冯至等先生习诗，向往诗中的哲学境界，开展出独具个性的智性书写；二是在80年代中期，诗人重访美国，译介美国当代诗，研究解构主义，意识到要“竭力避免理性逻辑的干扰，而让积淀在我的无意识中的力量自己活跃起来”，因而有了新的觉悟，写出系列组诗《心象》。应该说，这第二次写作高峰的重临，不只是一种“归来”，更多是艺术上的一次自我突破、转换，而且与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当代先锋诗潮，处于一种同步与共生的关系之中。或许正因如此，对于年轻一代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诗中透露的文化意识，郑先生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她的“传统”之论，也并非干燥的学院讲章，而是时刻针对当代诗歌的种种问题、弊病，洋溢一种对话的热情。
郑先生提到，在40年代西南联大，卞之琳和冯至这两位老师，在诗风上分属“英德两派，各不相干”。如果说卞之琳的诗，偏于英法的现代主义，比较能用机智的巧思，处理繁复的现代经验；而冯至的写作，则更多亲近歌德和里尔克的风格，兼具艺术性与哲理性，又内涵杜甫的人间情怀。从文学走向哲学，又回到文学的郑先生，不知不觉中似乎更欣赏冯至含蓄隽永，又带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品质的写作。她常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诗歌与哲学是近邻”，以哲学精神为底蕴，以人文思想为内在经纬，寻求一种生命意识的完整表现、一种古典的造型之美，这或许是郑敏先生评价“当代”，回溯传统的一个基点。因而，对于20世纪艾略特一路蒙太奇式的现代美学，她虽有深入的体认，但从内心的趣味上讲，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对于当代诗坛上五花八门的“实验”“创新”，对于上世纪80—90年代泛滥的所谓中国式的“后现代派诗歌”，更是持一种检视、批评的态度，认为反抒情、反诗语，写日常、泛散文化的倾向，会让诗歌变得平庸、琐屑，而一味追求“个人化”也会导致精神天地的狭小。引入传统的维度，郑先生不厌其烦地谈古典诗歌的境界、格律、辞藻、结构，看似常识的重申，处处聚焦于当代的“纠正”，或者说以传统为论说的场域，目的在于打破新诗现代性的迷思，指向了一种新诗发展前景的热烈期待。 
当然，从某种“局内人”的角度看，郑敏先生对90年代之后的当代诗歌，似乎还少了一点近距离的同情，所谓平庸化、浮泛化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并不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全部，90年代之后的当代诗歌也不乏从个人的角度深入现实、深入历史的努力。但抛开具体的现象评价，单一的、逐新趋异的“现代性”逻辑能否继续支撑新诗的展开，当代诗如何在更开阔的文化与历史视野中想象自身的前途，这些确实是诗歌写作者、批评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郑先生谈新诗与传统，同时也谈诗的文化责任、历史位置。在《诗与历史》等文章中，她对于后现代与后工业社会带来诸多弊病，对于高新科技、全球化导向的新的战争与奴役，以及以诗为代表人文思想往何处去的困惑，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由诗及文化，及历史，及人类的整体处境，对诗之文化使命、历史意识的重申，在我看来，这是郑先生这一代诗人、学人浓郁人文情怀的一种表达，也是她经由“传统”反思“当代”更为深层的要义。
论及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新诗的历史与未来，郑先生着眼于大处，寄怀深远，但不能忽略的是，她对具体诗歌作品的细读、品鉴，也尤为精彩，如对弗洛斯特诗中“高层建筑结构”的阐发、对穆旦诗中矛盾张力关系的揭示，以及对冯至《十四行集》音乐性的讨论，都堪称经典。郑先生是英美文学专家，对于20世纪的现代诗学和批评理论，有相当纯熟的把握，她的解读能深入到文本的肌理之中，提炼出诗意生成的独特结构。这种现代诗学的眼光，也延伸到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中。本书收入的多篇文章，都围绕了“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习什么”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结合具体作品，非常细致地探讨了古典诗歌在境界、结构、辞藻、音乐性、画面性，色彩、炼字等方面的审美特质，即便只是常识性的谈论，也往往暗含了一个现代诗人的独特洞察，赋予经典的诗篇、名句一种新的现代气息。
郑先生多次论及古典诗歌的“境界”。她认为“境界”，是一种伦理、审美、知识混合而成的对生命的体验与评价，是一种民族心灵的呼吸。她说诗歌如果缺少了“境界”，缺少了有形又无形的呼吸，便会“顿失光泽，只是一堆字词”。郑先生自己的文字，饱满酣畅，就保持了一种青春的光泽，也有一种舒放自如的呼吸之感，并非出于一种淡漠的专业心态，时刻跃动鲜活的写作经验，也传递了对诗歌文化的信心。在郑先生看来，新诗应该立足于广袤的人文精神，不断汲取传统的甘泉，这样才能有更远大的前途；那么由这样的汁浆内在滋养，于语言的枝头，不断绽放感受与思维的新芽，无疑也是“新诗”之“新”的美德所在。

2020年9月1日?于北大燕园

近读姚可崑先生的《我与冯至》，深为感动，其中关于青年时期及在德求学时的冯至是我所不知道的，读后，对于自己在昆明读书时的冯至有了更深的了解。那时冯先生才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和用一支手杖，走起来确是一位年轻的教授，但他在课堂上言谈的真挚诚恳却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但冯先生是很少闲谈的，虽然总是笑容可掬，却没有和学生间闲聊的习惯。不过联大的铁皮课室和教授学生杂居在这西南小城里的处境，和“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也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加多。在知识传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课内和课外的两个大学。我就曾在某晚去冯至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姚可崑先生、冯至先生和我坐在一张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盏油灯下不停地织毛衣，时不时请冯先生套头试穿，冯先生略显犹豫，但总是很认真地“遵命”了。至于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的过往想必就更亲密了。生活使得师生之间关系比平时要亲近得多。当时青老间的师生关系无形中带上不少亲情的色彩，我还曾携小冯姚平去某树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鸟羽。但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的基调，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与《浮士德》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阅读了20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多的是冯友兰先生、汤用彤、郑听诸师。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我和其他“九叶”诗人很大的不同起点。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某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铸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当然，这里我还必须提到另一位是我们20世纪40年代那批青年诗人必须感激良深的中国了不起的作家和出版编辑大人物，那就是巴金先生，若不是他对于年轻诗人的关爱，我和好几位其他所谓“九叶”诗人的诗就不可能留下它的痕迹，今天中国诗史上也就不会有“九叶诗派”一说了。巴金先生身为伟大的作家，却亲自编选了我的诗集《诗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而且那是一本多么字迹凌乱的诗稿！巴金先生对年轻诗人的支持和关怀，情谊如海，而我始终没有能向他老人家道一声真诚的谢谢，常为此感到内疚。
冯至先生在昆明时，据姚可崑先生在《我与冯至》中所记载，生活十分拮据清苦，但却写下了《十四行集》这样中国新诗里程碑的巨著，虽说全集只有十四行诗二十七首，但却融会了先生全部的人文思想，这种很有特色的人文思想，在色调上是通过痛苦看到崇高和希望。在十四行第二十三首，先生描写了新生的小狗如何穿过阴雨获得光明：

接连落了半月的雨
你们自从降生以来
就只知道潮湿阴郁
一天雨云忽然散开

太阳光照满了墙壁
我看见你们的母亲
把你们衔到阳光里
让你们用你们全身

*次领受光和暖
等到太阳落后，它又
衔你们回去。你们没有

记忆，但这一幕经验
会融入将来的吠声
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

全诗在前十行朴实的叙述后，忽然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带来了像定音鼓的有力的结尾。谁是“母亲”？这是人们会在朦胧中感受到而又不敢言传的诗之关键，而在黑暗中“吠出光明”却是一个既现实又永恒的主题，不但20世纪40年代如此，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会面临这种挑战。
可以说，耐心的读者在这二十七首十四行诗中处处都会找到上述这类现实而又永恒的智慧，它们会突然从冯至式的质朴的语言中破土而出，直逼读者的心灵之感应，使你不得不停下来思索，这才是“沉思”的诗的本质，沉着而玄远，近在每个人生活的身边，远在冥冥宇宙之中。但是在这个有崇尚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强烈倾向的国家，百年来受颂扬的诗家多是以气势为长，或者以辞藻取胜，对冯至先生这种充满内在智慧，外观朴实的诗有所忽视。世间是浮躁喧嚣的，闪光刺目者在短时间内总是首先吸引镜头，这是常情，不是奇怪。自从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古典诗词的冷落，造成以“洋”为范，古典诗词中深沉、玄远的境界为一般诗歌读者所忽略。而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的基调恰是我国古典诗词中超越凡俗，天地人共存于宇宙中的情怀，虽非浩然荡然，却有一种隽永的气质。这与冯先生对杜甫诗的体会和对歌德、里尔克的欣赏很有关系。在《我与冯至》中姚先生写道，“冯至青年时对于杜甫只知道他是伟大的诗人，但好像与他无缘，他‘敬而远之’。在战争期间，身受颠沛流离之苦，亲眼看见‘丧乱死多门’，才感到杜甫诗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越读越感到亲切，再也不‘敬而远之’，转而‘近而敬之’了”。这段话说明冯至先生对于诗的要求非但重艺术，更重心灵和境界，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里深深地融会了杜甫的情、歌德的智和里尔克的“玄”。这自然与诗人本身的学养、经历有关，说到底诗品与人品之间，在追求智、情、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歌以它神奇的力量抵制和暴露虚伪和造作，诗无邪，是诗的本质，并非诗一定都是美和善的，但它拥有一种揭露强加于它的任何虚伪、造作和邪气的本能。“真诚”是冯至先生《十四行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没有丝毫诗人容易有的张扬，夸大，狂傲。
中国新诗从古典的格律走出后，面临一次剧烈挑战的并非内容，而是寻找那新的内容所必需的新的形式。自由诗是一种*的不自由，而不是廉价草率的自由，因为它比格律更不允许露出不自由，是*的“艺术的不自由”。一些诗人误以为自由诗就是爱怎么写就只管怎么写，“和说话一样就是自由体”，殊不知，自由诗一样不可缺少音乐，而音乐总是来自艺术的不自由，唯其他的不自由不允许露出痕迹，也就更高级了。读《十四行集》除了行数和尾韵是有规定之外，汉语，由于其非拼音文字，是无法套用西方十四行关于每行音节的规定的，而汉语本身的音乐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白话诗能和古典格律诗分享的语言音乐，不在话语字数的规定（如七言、五言）而在于词语组的字数的均衡，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或由两组二字组成的四字，或由二字与三字组成的五字。这些词组的均衡、交替、穿插、参差，形成节奏，也即所谓的“顿”。古典诗词五言多是“二、三”（床前／明月光），七言多为“二、二、三”（锦瑟／无端／五十弦），词则常穿插有一、三、六以取得一种参差的节奏感。这些是汉语特色的诗的音乐感，至于抑扬的声调部分则由平仄来管。《十四行集》的诗行在顿挫的节奏感上达到很高级的不自由之自由，以一、二、三、四为词组的基调：

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
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
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第二十）

这里／几千／年前
处处／好像／已经
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未降生前

一个歌声／已经
从变幻的／天空
从绿草／和青松
唱我们／的运命（第二十四）

这类的词组搭配的例子在《十四行集》中比比皆是。朗读时就会感到一种参差的节奏美，既与古典格律诗的*对称整齐不同，但又同出于汉语词组的特色，因此，有千万种的相似的音乐美，足为探讨白话新诗音乐美的诗人和读者提供一个范例。有些新诗虽注意到尾韵，或行数、字数的规律，但却忽视了行内、行间的音乐性的呼应对答；冯至先生的诗歌语言融会了白话书面语，古典诗语的某些韵味和汉语特有的以词组（非音节）为节奏性的音乐感，不能不算是新诗诗语方面的创新。他提醒我们新诗诗语是不应当放弃音乐感的。所谓“自由诗”其实是*难写的，因为它的自由需要更复杂的不着痕迹的音乐性。《十四行集》舍弃了西方拼音语言的音步规定，而创造了汉语的词的结合与顿的音乐美，能不算作新诗的一个里程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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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选我国“九叶诗派”著名诗人郑敏关于诗歌理论方面的重要理论文章。作者回顾了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发展脉络、新诗发展各阶段特点，探讨了新诗与传统、与西方诗歌的关系，新诗与汉语的关系，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关系，阐述了她对于诗的形式美、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的理解，回答了中国新诗能向古典汉诗学什么、新诗应该追求什么的问题，使读者对于这些诗歌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有了全新认识和理解。作者在阐述诗歌理论的同时，分析和解读了多篇我国现当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诠释了诗歌理论如何在具体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实践中得以应用。

谨以此书献给“九叶派”硕果仅存的大诗人郑敏先生100岁生日。 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 或一个意象， 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宁静。——唐湜 中国新诗骄傲于自己有了多元发展中一个新的坐标：郑敏的高度。中国新诗自豪于自己有了丰富创造中一个的领域：郑敏诗美的魅力。——孙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