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政治学评论(第9辑)

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 历史与想象之间——亨廷顿对美利坚民族认同的重构 启蒙·排斥·侵略——再论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 城市化、社会政策创新与地域社会公民身份建构——基于东莞市的案例研究 当代契约主义研究 对强力的垄断和对独立者的赔偿——诺齐克政治义务理论的内在不一致 通过谁与为了谁——罗尔斯的契约论与能力缺陷问题 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任 转型中国的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 “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政治信任的因果机制 立法参与研究 促动、引导与制约——从立法听证会看政治文化的三重功效 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基于《物权法》和《就业促进法》立法参与的研究

　《中大政治学评论（第9辑）》： 　　二、社会改革何以可能？ 　　东莞为何能主动进行社会改革以回应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和农民工问题？大量文献证明，政治升迁和追求政绩是我国地方官员进行改革的最大动力（周黎安，2004；彭宅文，2011）。经济最落后和最发达的地区往往难以实现大幅度的经济边际增长。这对于身处政治锦标赛的地方官员而言，要想获得晋升，就必须在其他能够实现边际政绩大幅度提升的领域有所作为。东莞便是如此。从2005年开始，东莞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持续放缓。当时，地方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东莞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将到达极限。而且，东莞市以非国有力量、外资投资、中小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外部经济环境动荡时显得十分脆弱。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东莞的制造业。2009年，东莞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大幅下跌，在珠三角12个城市中的排名从第二位降至第九位。因此，在经济绩效呈边际递减、政治改革风险又太大的情况下，东莞市政府官员只能在社会政策领域寻求变革。而且，经济动荡带来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欠薪、失业和破产。此时，如果地方政府能通过前瞻性的社会政策变革来化解潜在的经济与社会不稳定因子，便会成为比经济绩效更显赫的政绩。正因为如此，早在2007年，东莞市统计局便撰写报告，谏言东莞在经济上无法和广州深圳比较，应当从提升城市的综合发展与人均水平人手来超越广州深圳。这份报告也得到市领导的肯定和批示。 　　同时，中央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政策取向也为东莞发动社会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机会。2002年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开始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以平衡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政策进入了重建期。不过，这段时期虽然出现了把国家带回社会政策领域的趋势，但由于区域间差异和复杂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还是让地方承担起社会支出的主要责任，而且也寄希望于各地方能够因地制宜来推动社会建设。为了提升各地方发展社会政策的积极性，中央也逐渐将成功推动地方政府间经济竞赛的激励机制扩大到社会政策领域，通过考核、评奖等方式将社会政策绩效与官员升迁挂钩。另一方面，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政策激励地方进行改革。例如，2008年年底，发改委出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以下简称《珠三角规划纲要》），鼓励珠三角城市完善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网，提高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完善社会救助；2009年，民政部与环保部分别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与《珠三角规划纲要》配套的发展协议，决定将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社工制度、社团管理与社区建设等试点安排在珠三角城市；同年，广东省民政厅也将东莞市确定为履行与民政部协议的试点城市。除此之外，从2009年到201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三次赴广东考察，强调珠三角等发达城市要加快经济转型、维持社会稳定以及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方面进行创新。而广东省领导层的态度与中央高度一致。2009年年底，广东省政府出台了与《珠三角规划纲要》相配套的《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希望分阶段在全省范围建立起消除城乡差别、地区间和社会群体间差别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个纲要实际上反映出了广东旨在建构以“省域公民身份”为本的社会政策体系的意图。随后广东又出台了《珠江三角洲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评估考核办法》、《广东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督查办法（试行）》和《广东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保障条例》等，通过财政、考核、监督等机制来强化政策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