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日本老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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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炳月著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1212
出版时间2013-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2元
货号8632019
上书时间202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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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日籍解放军官兵是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在中国是，在日本尤其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太特殊了。不过，恰恰是这个“边缘群体”的特殊历史，诉说着生命个体在历史面前的渺小与无助，展示着20世纪东北亚社会的诸多复杂性。在他们身份的巨大转换中，“国家”“民族”等概念都暴露出了某种强制性和虚幻性。
董炳月所著的《寻访日本老八路》重点对于历史过程中生命个体或小群体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生。
作者简介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60年生，江苏睢宁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1987），东京大学文学博士（1998），日本靠前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2006年度）。2000年11月至2002年3月任东京《留学生新闻》主编。著有《“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东张东望》、《“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鲁迅形影》。译著有《鲁迅
<故乡>
阅读史》、《“建国大学”的幻影》、《国家与祭祀》、《蒙古新疆旅行日记》等。
目录
题记
引子：东京秧歌
一 二森范子：与龙之子共生
二 “八路夫妻”：相原协与相原庆子
三 中村义光的三个名字
四 温泉乡不眠夜
五 幅敬信：孤独的“日本兵”
六 “满洲新娘”的崎岖人生路
七 在天山庄看中国地图
八 柳邦男：永远的“中国情结”
九 沟胁千年的革命生死恋
十 成冈睦美：从大蒲柴河到敦化
尾声：“国籍”暖昧的人们
后记：未讲完的故事
内容摘要
“东方文化节”的次日，为了搜集日籍解放军官兵的相关资料，我去了高山女士的旅行社。高山女士能够认识许多从中国归来的日本老人，主要是因为她经营旅游业。那些日本老人经常参加她的旅游团到中国去旧地重游。他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而高山的照顾很周到。高山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年日本战败后滞留东北的日本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是我爸，日本是我妈。”她是日本人所谓“残留妇人”子女，80年代初从中国回到日本，特殊的身份使她更容易获得那些日本老人的信任。举办“东方文化节”，既可以促进中日两国人的交流，又能够扩大客源，一举两得。2002年的文化节已经是第四届。她把前一年文化节的录像带播放给我看，于是二森范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去年的文化节上，二森范子和日本小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西映二一起当主持，所以镜头经常对准她。可能是因为认真化了妆的缘故，去年的二森看上去比今年年轻得多，秧歌也扭的更正规一些。
提及《与龙之子共生》，高山说公司里就有一本，并拿来给我看。该书是一家名叫“书房”的小出版社出版的，上面有二森范子的签名。书的销路似乎不太好，现在好像还没卖完，高山说二森曾托她的旅行社代售。我说我要买一本，她马上给二森打了电话，二森说“家里还有，那一本送给他”，于是那本书就成了我的。二森老太太不知道，她的声音通过电话传过来的时候，她的形象也在电视屏幕上的秧歌队伍中时隐时现。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通读了《与龙之子共生》，于是，另一个二森范子浮现出来。
1929年，即“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两年，二森范子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的一户农民家中。那时她还姓“高桥”，“二森”是她三十岁时结婚之后的姓。她的家乡位于日本本岛东北部，是贫困的山区，兄妹七人加上父母、祖父母，十一口人生活在一座二层木楼中。木楼楼上住人，楼下用作马厩、仓库、水房等。关于童年时代的生活，二森写道：
在楼下是马厩的屋顶下，雨天晴天总是弥漫着一股马棚的气味。上了小学之后，家人常常让我到河里给马洗澡。我并不是不喜欢给马洗澡，但洗农具会让我感到更快乐。平日帮着干农活，打水，捡柴，那是一个儿童不会闲着的时代。能够把马牵出去玩是愉快的时光。夏天，把河里凉丝丝的水泼到马身上，马很好快乐，温顺的眼睛也好像快乐得眯缝起来。回到马圈，用掺了少量食盐或豆瓣酱的水饮马，马会吱吱喝得很甜。有时候用掺着豆渣、豆饼的干草喂马，有时候把马牵出去吃青草，有时候我还出去割马草。有一天，我骑在光光的马背上正玩得起劲儿，不小心摔下来，左手小指脱了臼，疼得坐在地上哭了很久。那是在乡下，这种小事情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去看医生，小手指变了形，直到现在都是歪的。 童年时代的二森范子，应当是一个健康活泼、有些顽皮的农村少女。
在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的黑暗时代，这位日本乡村少女在“国民学校”接受教育，读中学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进山，割草砍树，参与设置防备美军燃烧弹的“防火线”。随着日军战况的恶化，日本本土山区学校里的高年级学生也开始了战备训练。二森写道：
从小学五、六年级到高等科，我一直当女生班的班长。班长的任务之一是放学时检查教室的门窗是否锁好，因此总是很后离开学校……关上门窗回家的时候，我常常看见男生端着木枪、女生手持木剑训练。那时年龄还
P7-P10
主编推荐
应当受到关注的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还应当包括大历史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即使是十亿分之一的历史偶然性，对于那种偶然性的承担者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过程中生命个体或小群体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生。
精彩内容
媒体评论
引子：东京秧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各种人。——我怀着这样的目的在日本留学、旅行、结识不同类型的人物，终于在2002年春夏之交走进了“日本老八路”这个特殊群体。
本来，由于年龄、生活环境、专业等方面的原因，在我的意识中，日本人当了兵自然就成了“日本鬼子”。但是，1994年2月到东京留学之后不久，这种意识发生了改变。当年11月，东京女子大学在枫叶灿烂的初冬季节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节，学汉语的日本学生用汉语演出中国现代剧作家田汉的剧本《咸鱼主义》。那个剧本创作于1936年年底，是宣传抗日的。我应该校中文教师下出教授之邀前往观看，在排练场见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德永。这位老师虽为日本人，但汉语远比一般中国人标准、流利，而且音色优美，足以做播音员。是她在具体指导学生们排练、演出。日本朋友告诉我，德永老师中国话说得好，是因为她年轻时曾在中国东北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医院当护士。从那以后，我明确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日本人，并开始关心类似的问题。1998年年初，留日归国的方军撰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我便想到那些日籍解放军官兵，不知道他们晚景如何。比起方军笔下的日本老鬼子，他们更应当被中国人了解、记住。
2002年年初，在北京过完春节返回东京，我有了大概三个月的自由活动时间，于是便决定寻访当年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本人，了却数年来的一桩夙愿。把旅游和历史探访结合起来，做一点书斋之外的工作，也不失为一种休息。恰巧，2月24日下午，一个民间组织在东京繁华区新宿举办“东方文化节”，我因此有了一个结识更多日籍解放军官兵的机会。
集会前，主办者高山女士告诉我，参加者主要是从中国归来的日本“残留孤儿”和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日本人，其中有日籍解放军官兵的组织“回想四野会”的成员，所以我欣然前往。文化节的程序进行到一半，各方代表致辞之后，众人开始“恳亲”、交流，高山女士便将一位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老妈妈介绍给我。老妈妈名叫相原庆子，从她的名片上，我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相原医院理事。
相原庆子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这个年纪的人如何在半个多世纪前参加解放军？问起来，才知道她1946年十九岁的时候在东北参加解放军，今年（2002）已经七十五岁了。
她说：“头发染了，所以看不出年龄。”
她说她当年参加的是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在野战医院手术队当护士。因为是用日语交流，“林彪”二字的读音变成日语，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便问：“谁的部队？”
这次她用汉语回答说：“lin-biao。”
不得了！眼前这位日本老太太居然知道林彪！我问她是否见过林彪，她说见过。问她对林彪的印象，她的评价不错：“很温和的一个人，非常亲切！”
她是昭和十七年（1942）从日本去中国东北，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参加解放军，昭和二十八年（1953）回国，当了七年解放军，七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提起当年的从军经历，她很自豪，说：“能够参加八路军，真是太好了。现在家里开着医院，有几亿日元的财产。但是，如果问我是要钱还是要那七年的经历，我会说我要当八路军的经历，我不要钱！”
她还告诉我她的丈夫当年也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部队当军医。
相原庆子说她参加的是“八路军”，我后来认识的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人也无一例外地以“八路军”自称。八年前在东京女子大学，友人介绍德永老师的时候也是说她参加过“八路军”。算起来，这些人参军入伍的1947年前后“八路军”的番号已经停用，他们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东北民主联军。那么，他们何以自称“八路军”？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八路军”是共产党军队的代名词，这个名词中包含着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实际上，“八路军”这个名称倒是十分符合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与本质。1937年8月诞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主力改编的，成为华北地区的抗战主力军，抗战结束后到原伪满地区接收的共产党部队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的主体也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相原庆子见过的林彪，就是在抗战初期痛击日军板垣师团、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恳亲”之后有跳舞、弹琴之类简单的文艺表演，在那样热闹的环境中无法细谈，我便对相原庆子说另约时间登门拜访，并请她给我介绍到会的其他“日本八路”。她把坐在不远处的一位身材矮小、打扮时髦的老太太指给我，说：“那丫头，是和我一起参加八路军，还把我们的事情写成书了呢。”
“那丫头”这称呼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演出的间隙，相原庆子招手把“那丫头”喊过来。我与“那丫头”交换了名片，知道她名叫二森范子。二森说她写的书名为《与龙之子共生》，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就出版了。相原和二森都是“回想四野会”的成员。
文艺表演结束，文化节进入最后一个项目——扭秧歌。桌椅被移在一边，许多人在腰间系上大红绸，手里拿起了红色大折扇。播音器开始播放秧歌伴奏带，刚劲的锣鼓声响起来，嘹亮的唢呐声响起来，人们围成一圈扭起了东北大秧歌，欢快又热烈。
“你们也扭吗？”我问。
“我们也扭！”相原和二森说着，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大红绸系在腰间，加入到扭秧歌的队列中去，有板有眼地扭了起来。
我在北京的时候，偶尔看到街头有人扭秧歌，不喜欢，甚至有点烦。每周星期二早晨从海淀区的花园村去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乘114路电车在木樨地换车的时候，常常看到木樨地立交桥下一群老头儿、老太太敲锣打鼓扭秧歌。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路上车流滚滚，行人步履匆匆，他们却在那里敲锣打鼓扭秧歌，似乎是成心展示自己的清闲、与大伙儿闹别扭。但是，2002年2月24日那天下午，秧歌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有了新的意义。窗外春光明媚，不远处就是新宿的摩天楼群，而一群国籍暧昧的人在那个大厅里扭秧歌，锣鼓喧天，红绸飞舞……
秧歌扭完，文化节结束，众人开始收拾大厅。高山女士问我收获如何，我说“抓住了两个女八路，但‘会长’去向不明”。她说会长家住山梨县，路远，正要离去，并把正在从大厅往外走的会长指给我。在大厅的入口处，我追上了正在弯着腰换鞋的会长，与他交换了名片。从他的白发、他的沉默、他肃然的表情、他锐利的目光，我感觉到了一种老军人的气息——那与相原庆子和二森范子的亲切平易完全不同。
会长名叫中村义光，身份是日中和平友好会本部会长、山梨县会长，名片背面还印着四个头衔，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回想四野会会长；山梨县四川省友好县民会议理事；中国解放纪念章颁发全国审查员；中国归国者自立指导员。
寻访“日本老八路”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大约在1946年2月上旬，高雄从来自大甸子的行脚商那里得到情报，知道离大甸子不远的西北岔住着七十多名日本兵。商量之后，决定派高雄义带领池北和宇田前往联络。
在寒冷的林海雪原中，高雄义、池北、宇田三人蹚着埋到膝盖的大雪前往西北岔。途中，他们顺道去新川开拓团看望日前接济过他们的开拓团员，在那里住了一夜。次日继续赶路，不知在雪中跌倒过多少回，终于到达西北岔，见到了那些日本兵的头目细川。
细川为前日军中尉，当时他手下的日本兵依然保有日本战败前的装备，轻、重机枪俱全，弹药充足。见到细川，高雄义说出自己的本名中村义光，动员细川的部队与“高雄部队”合并。
细川中尉见三位使者赤手空拳、破衣烂衫，便傲慢起来，冷着脸道：“我们已经和斐子文商定，负责这一带村落的警备。你们不要掺和我们的事情。”
细川说的斐子文，是西北岔的土匪头子。
高雄义见状，知道说服细川的可能性不大，便带着宇田和池北返回大蒲柴河。离开西北岔在雪中走了大约四公里，来到一个大约二十户人家的无名村落。一队全副武装的土匪将他们拦住，一句话也不说，就将他们按倒在雪地上从背后捆起来，扔进一间仓库。三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兵赤手空拳、寡不敌众，连反抗一下都没来得及。
一会儿，他们从仓库里听到那队人马离去的脚步声。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三人正在茫然，远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步枪声中，还夹杂着重机枪、轻机枪的吼叫。他们不会想到，那是斐子文开始收拾以细川为首的七十多名日本兵！
原来，足智多谋的斐子文想要的并不是细川的队伍，而是日本兵的那些精良装备。他花言巧语邀请细川一起驻防，让他负责三个村落，使他的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开来，然后伺机歼灭。这一天，他们得知有三个日本兵来联络，担心秘密泄漏到高雄部队，斐子文的手下便将这三个日本兵抓住，并立即下手处置细川部队。当时斐子文的手下有两百多人。
傍晚时分，喊叫声、说笑声传到了仓库里的三个日本兵的耳朵里。听声音，人数比下午他们被抓的时候多了许多。一会儿，仓库门被打开，一群兴高采烈的匪徒一拥而入，将他们牵到另一处房子里，用粗绳子高高地吊在房梁上，穿过房梁的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柱子上。然后，匪徒们将上着刺刀的步枪分别支在他们下方，刀尖朝上，又在柱子上的绳头处点上豆油灯。于是，豆油灯的火苗开始轻轻地舔那几个绳头。绳头被油灯舔完的时候，三个日本兵就会掉在刺刀尖上。安排好这些，匪徒们便拥到隔壁喝酒猜拳、庆祝胜利去了。
豆油灯的火苗在舔绳头，身下是寒光逼人的刀尖。三个悬在空中的日本兵看到死神狞笑着一步一步向他们走近。
隔壁猜拳行令、说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奇怪的是，说笑声中间或传出日本女人的惊叫声与痛苦的呻吟。他们不知道，有两个日本女子被匪徒们从细川那里抓来，她们是日本兵的家属。匪徒们把她们捆在木桩上，撕下她们的衣服，在她们身上涂了香油，让两条狼狗在那里舔，然后在旁边喝酒看着取乐。
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刀尖上的日本兵们额头和脊背却开始冒汗了。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开始挣扎，高高吊着的身体开始摆动。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摆动的时候掉下去，也许不会掉在刀尖上！于是，他们开始摆动身体，荡秋千一样。
隔壁的说笑声、呻吟声继续传来。
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隔壁的说笑声戛然而止，随即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匪徒们喊叫着跑出去了。
吊池北的绳子最先被烧断，池北的身体擦着刺刀落在地上，刺刀只划破了他的一根小手指。他得救了，并将高雄义和宇田救下来。三个人进了隔壁房间，看到两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女子被捆在木桩上，两条龇着白牙的狼狗还在舔她们，便赶走狼狗，将她们救起。
三人正在为那几声枪响而疑惑，更为密集的枪声在暗夜中传来。为了防止被流弹击中，五个人急忙俯身躲在墙脚。从轻、重机枪的射击声和掷弹筒发射的声音，他们判断出是“高雄部队”打过来了！
果然，枪声停息之后，最先提着枪跑进来的正是高雄本人。原来，高雄义和池北、宇田三人一去不归，高雄手下的密探又得到了细川部队被斐子文全部歼灭的消息，便带兵前来营救。高雄义三人终于能够在地狱入口处返回。
返回大蒲柴河的途中，经过细川的一个排被全歼的村落，他们看到了尸体和血迹构成的地狱景象……
两位有幸获救的日本女子跟随“高雄部队”到了大蒲柴河。家人被杀自己又惨遭凌辱，两个人目光呆滞、不言不语，表情却沉静。当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人们发现她们的时候，二人已经口鼻流血、脸色发青死在地上，旁边扔着两个小小的装有氰化钾的瓶子。日本战败的时候，“满洲国”的许多日本女性都随身带着装有氰化钾的瓶子，随时准备自杀。氰化钾是上级统一发放的。
1946年3月中旬，冰消雪融，春天开始造访南满洲。一天，前往敦化方面做兵队联络工作的原宪兵军曹高柳传回紧急消息，说是敦化一带苏军已经撤走，解放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进驻，并且有可能在近期进驻大蒲柴河，高雄部队是与解放军决一死战，还是为了避免兵力损耗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高雄与手下的几个小头目开会商量的结果，是派特使试着与解放军干部谈判。于是，高柳军曹和盛准尉被推为特使，前往敦化解放军警备二旅第五团团部，与团长和政委交涉。最终达成三项协议：1．高雄部队的武器弹药全部上交警备二旅；2．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日本兵由解放军收编；3．不想参加解放军的送往敦化地区的日本人民团。
八十余名日本兵中有二十多人愿意参加解放军，其中十多名掌握特殊技能的被留在第五团的战斗部队，其他人被编入警备二旅的后勤机关。队长高桥干雄发挥他特务时代学到的医疗技术，进了二旅的野战医院当军医，中村义光也和北川、山口几位小头目一起进了医院的事务室，结束了他的“高雄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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