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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于恩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519277284
出版时间2019-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2元
货号10807948
上书时间2023-12-22
(二)中古时期
从唐(618—907)的后半期开始,一直延伸到宋朝(960—1279),中国人口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巨大的事件,这些事件一方面永远改变了赣江流域的人口结构,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南部高地的社会和民族构成。
第一次剧变是一次大规模的南部迁徙浪潮,始于安史之乱(755—763)。这次灾难导致中国北方人南迁的大规模人口混乱,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在葛剑雄等人确定的迁移流中,我们在这里需要直接关注的,是一个广泛的东南流动的难民,穿越下游的长江流人南部的江苏、浙江北部和安徽南部。当时许多移民留在这些地方,但更多人继续向西进入鄱阳平原。他们要么在那里的不同地方定居,要么在赣江以南更远的地方进入吉州(即现代的吉安)区域,以及继续走到流域的南端。这条主要河流的一部分也是较小的一条,直接从长江中央江淮地区穿过长江流入平原,当他们向南推进时便加入主流的移民。这些进入江西的行动被认为是相当沉重的,必然会对该地区的人口构成产生重大影响(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1993和1997的专著有提及。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由于下游流域的最佳地区被占领,相当数量的移民将更进一步进人南部高地。
第二次的大型南部移民浪潮,始于1126年北宋朝(960—1127)亡于女真族(金)入侵者,引发了“靖康之难”,并显著影响了江西和邻近地区。这些事件导致大规模人口迁移出中国北方,从入侵初时开始,并在随后的南宋时期持续,在女真人人侵期间和之后,都有大量的北方人迁移到江西(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1993和1997的专著有提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安史之乱时期广泛的人口流动的再现,并再次将新的北方移民投人南部高地。
安史和靖康之乱的迁徙浪潮,导致了赣江盆地的早期人口被淹没,使北方早期中南地区的移民语言,几乎完全取代了低地早期中南汉语,侵蚀后汇聚成一种新的方言类型。在笔者看来,这些事件是称为“共同赣语”的主要起源,是演变为现代赣方言的祖语(Coblin,2015)。①来自北方的同样移民浪潮,最终导致南部高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加和压力,现在我们必须考量其社会和语言效应。
事实上,谢重光在他的文章《畲族与客家的早期关系史述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笔者据此得出以下总结。在九世纪中期,即在安史迁徙时期的后半期,中国历史开始报告越来越多“野蛮人”(即夷僚,后来称僚或者蛮僚,稍后还有山僚和峒僚)的叛乱和抢掠。这些都是当时对非汉人的传统术语,而谢更引用了进一步的证据,例如统领的姓氏,表明有关群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可以鉴定为畲族祖先的人,即现代畲人的祖先。
随后,从南宋时期(1127一1279)开始,历史资料证明了种族间冲突,和社会不和谐事件数量的另一次飙升(尤其见谢重光2007年的文章中有提及),并一直持续到元代初期(127 1一l 368)。这直接对应于靖康迁徙的时期。有趣的是,与福建南部的宋代有关扰动,则在历史上首次用“畲”这个词作非汉反叛分子的名称。
我们认为,理解上述事实的关键,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对此的态度。对畲族而言,他们是半迁徙的适应刀耕火种的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清理土地后耕种数年,然后再将其放弃、回归自然。最终这当然会恢复土地的肥沃和实用性。但他们并无个人合法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或习惯概念,因此不可能将他们登记为土地所有者,并根据中国惯例对他们进行税收评估。
南方高地汉人在这些方面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最初来自长期稳定的农民社会。笔者认为,当他们清理土地,准备种植土壤,并选择最适合他们新的高地田地的特殊高地作物的经验,受益于畲族祖先的监护。但同时他们会与这些非汉人导师分道扬镳。对于高地人来说,一旦他们清理了一块土地,就会永久停留不走。由于他们在培育耕地和通过添加肥料来维持其生产力方面,拥有数千年的经验,因此他们田地产量纵然会不可避免地降低,也不会令他们感到担忧。他们会快速且多样化轮换他们的品种,来保持其田地的最大产量。因此,当他们在一片土地上定居时,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土地,而不是别人的。但不可避免地,官方迟早会来登记土地,并开始以具有悠久历史且传统的方式征税。
因此,纵使土著使用和占有土地的观念和汉人的截然相反,畲族祖先和高地汉人仍然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在唐前和唐初时期的高地人口密度低,据我们所知,它们的共生关系是稳固的。然而,由于安史和靖康迁移潮,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涌人扰乱了这种均衡状态。来自中原的低地汉人大量涌人,也会导致这些新移民与现有的中国南方高地汉人之间发生摩擦。原因是可耕地的竞争激烈导致,也由于新移民和南方高地汉人间,在语言文化上彼此不同而加剧。这可能导致摩擦,最终是两个汉人群体之间发生武装冲突。随着利益和敌意的减弱,联盟发生了变化和演变,导致传统历史资料中出现了“叛乱”和“山匪”的复杂情景。
(三)高原过渡期
南部高地竞争团体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持续到明朝(1368一1644)。在此期间,他们演变为华南地区各种晚期前现代和现代文化与语言结构。
从特定的汉语群体开始,梁肇庭在书中指出,高地的敌对对抗一直持续到15世纪,而政府直至1485年仍采取积极镇压暴力措施。但这并非全部如是。在元代和明代早期,即梁肇庭界定为“潜伏期”的期间,较早到来的南方高地汉人和较晚的迁来的汉人移民也进行了磨合。随着敌对行动平息,旧的怨恨首先被新兴的容忍所取代。最后,通过友好、通婚和积极的语言融合而消除。因此,梁肇庭提到的部分“潜伏期”,涉及操南部高地汉语、早期开发南方高地的汉人,与后来具有后来北方型语言形式的新移民融合。由此产生的共同语言有一个古老的底层,在其上覆盖了连续的后来的词汇层,这些词汇层与安史、靖康时期移民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特征。结果是所有高地的汉人都使用了一个层次上非常复杂的共同语。除语言外,还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融合。来自高地人的一些元素,反而是在他们来高地之前,最早的汉人定居者的生活中已经出现的。其他的元素则是为了应对新的高地环境而产生的。许多研究,如在施联朱等学者的作品中①也有人提出:在这个早期阶段,肯定会有从畲族祖先借来的某些非汉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后来的、来自长江以北的晚唐和南宋时期移民,也带来不少文化特质。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南方高地汉文化,其个性大致源于其独特的形成过程。
现在转去看畲族祖先。我们能够辨别出两个独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当时经济和社会压力的互补反应。一方面,与高地汉人一起时,许多畲族祖先转为内向,远离汉人。他们尽可能自己抱团,继续讲自己的早期南方高地汉语的古老形式,很少受到新迁来的汉族移民的语言影响,并尽可能与所有外来者保持距离。但是,在接触是必要或权宜之计的地方,他们坚持接触,在任何必要的程度上掌握南方高地人不断演变的汉语方言作为第二语言,并在必须与他们的汉人邻居沟通时使用这种语言。另一方面,梁肇庭认为,在接触激烈的地方,他们比以前更加猛烈地反击,以致畲族与汉人之间的暴力变得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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