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9787508670324

自 序 
差不多两年半以前，三民书局约我参加编写这套新教材的隋唐五代史分册，我当时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主要是我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 隋唐史专题”这门课，也给研究生开“隋唐五代史研究”课程，早就想编一本教材却没有适当机会。现在三民书局约稿，正中下怀，所以我们是一拍即合。 
我之所以愿意编教材，一方面是长期上课，积累了一些素材和自己的想法。这些看法由于不见于现有的教科书，上课时就会有些麻烦。由于没有相应的教材，有些学生听课后感到无所适从。有时候他们会问：考试的时候是答课堂上讲的呢，还是按一般教科书上写的答？尽管我回答都可以，可是我明白，我在课堂上讲的和现行教科书上的内容差别比较大了。另一方面，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都感到，现行教科书虽然有纲目清晰的优点，但毕竟是几十年前编的，内容太陈旧了。几十年来，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的学术发展显示，旧教材的理论观点姑且不说，其涉及的范围远不能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即使是选用史料，好多都应该更新，采用更合适的甚至新发现的材料。教材应该重编，修修补补不行，要重打锣鼓另开张，另起炉灶，连整个结构框架都应该重新创建。我感到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 
谈到涉足隋唐五代史，我应该说是从上大学才开始的。尽管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无奈我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早年没有受过太好的文化教育。跟历史相关的，也就读过一些故事小说，如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林汉达《西汉故事》《三国演义》连环画册，以及《西游记》《水浒传》（“文革”中因为要批《水浒》，所以看了不止一个版本）等。上大学以后选择研究方向，现代史怕犯政治错误，近代史让人一想起来就是军阀混战、一片黑暗，于是就选了古代史。为什么古代史中要学习隋唐史呢？就是感到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明、最自由、最开放、最发达的时代。想想中国人也曾经光荣过，尽管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自己也感到兴奋起来。 
我认为，从隋统一到唐前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统一、整合、开明、开放。不仅是东汉末以来几近四百年的政治分裂局面得以结束，而且统一格局在地域上更加扩大，多元一体的社会联系进一步加强。隋唐社会文化的发展并非只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因素的凑集，而是在前代北族入主强劲的中央集权趋势拉动下，社会的统治人群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整合各种因素形成新的文化，并赋予其绚丽多彩的新特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因素的加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为政者充满自信、开明豁达，在唐前期造成了持续一百多年的繁荣昌盛局面，其间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唐人的开放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华夷无碍，三教并行，更可贵的是其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中国历代王朝多有修长城作为防御设施之举，唐朝不修，不唯如此，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在河套北岸一线筑三受降城，竟不置壅门（即瓮城）及守城设备，意在有进无退。这些都显示中国社会、中华文化演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十多年前，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出资创立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有人问罗杰伟先生，一个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的唐代特别感兴趣？他回答说，就是感到唐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今天美国的文化精神很接近、很像。我赞成罗杰伟先生的观点，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为“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希望读者在读这本书时也能感受到唐代中国人的这种精神。 
在本书的编写中，我是尽可能把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有关研究成果写进去，例如对于隋末动乱的文化史分析，关于“二世而亡”与长治久安的关系，“贞观之治”的文化史地位，卫官与府兵，东部鲜卑与女主当政，玄宗初年的政治转向，安禄山的宗教信仰，两税法“ 税入三分”的政治意义，唐末新藩镇及内蕃的历史作用，契丹建国与摩尼教的关系，拜火教（祆教）与突厥兴衰，西域的“三方四角”关系，从遣唐使看日本外交变化，拜火教传入中国，等等。但这毕竟是编写教材，不允许全面展开论证。我在书后列出了必要的参考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看。 
尽管如此，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教材也未必尽如人意。首先，它至少目前还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历史教科书的编排框架，如前所述，这不是我个人能随意做主的，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其次，由于教材一般要求尽量采用已为学界接受或公认的观点，我也不能任意别出心裁、故意标新立异。况且，很多权威观点我也是心悦诚服的，读者可以看出来，这方面我参考利用最多的是陈寅恪先生的论著和《剑桥中国隋唐史》。最后，我自己治学领域有限，尤其是经济史和文学史方面，只能利用学界相关已有成果进行编排，取舍凭个人一知半解，未必得当，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 
惴惴小心的两年多过去了，战战兢兢地把书稿交给了书局。洋洋三十余万言，是耶非耶，读者明鉴。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