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王朝9787508676944

爱德华·吉本在他的自传中有一段自述很有名，在那个段落中他写明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思想萌芽进入他头脑中的时刻。同吉本的大部分作品一样，这本自传也是对事实的精美加工，但某本书的著写源自一刹那的灵感一说至少在我看来是不假的。我的这本书开始于位于格拉纳达的查理五世宫殿的一个狭小房间里——这里的风格同摩尔人纳斯瑞德宫殿的金碧辉煌格格不入。 
阿尔罕布拉档案馆摇摇晃晃的古老桌子上，堆放着各种历史记载和图书目录。人们常说文献有“霉味”，但我想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肯定不会天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闻着陈旧羊皮纸散发出的有机物气味——格拉纳达的夏天让这种气味愈发浓重。 
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不愿意去爬那绵延的库埃斯塔·德·察皮兹（Cuesta de Chapiz）山路，去到那“宽恕之门”（Gate of Pardon，门上面有“法蒂玛之手”）。在去的路上有一些石凳，石凳的后面流淌着一条浅溪。溪水的声音和气味是对爬坡疲劳和沉闷的最好解药。有些早晨，我会推迟阅读那些刺鼻的文本，在山脚下的广场品尝一杯柠檬冰沙。但后来，我更喜欢在到达山顶前驻足一阵，读读信，写写信。在一家廉价平装书书店，我发现了唯一一本看似还可能有趣的书，书皮有些破旧，是一位奥地利作家作品的英文译本——书的作者是亚当·万德鲁兹卡（Adam Wandruszka），书名则是《哈布斯堡家族》（The House of Habsburg）。因为我也是天天埋头研究哈布斯堡家族，所以我花了100 比塞塔买下了这本书。在凉爽的石凳上我飞快地阅读了前几页，到达我在修道院的房间时已经很晚了，在那里我又一口气读完了剩下的部分（书本身不是很厚）。那个下午，那些手稿似乎变得更有趣，更有意义了。在我开始填写档案卡时，我脑中不断回荡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哈布斯堡家族会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在山下的城市修建了那座大教堂，摧毁了古老的清真寺（当然，原因也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他们把壮观的总理府大楼建在努埃瓦广场（Plaza Nueva）的另一端？有一次，我在那里品尝柠檬冰沙时，那里的档案管理员告诉我（可能完全是不真实的），他们每天都在与老鼠竞赛，看能不能在老鼠将这些资料文本吃掉之前将其整理出来。 
因此，这本书开始于西班牙。时至今日，我仍然在使用那些日子里制作的文献卡片和笔记。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书籍，同样，关于其奥地利堂亲的书籍也屡有出现。但关于这两个家族分支的英文作品却很少见到。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对于我来说是谜一样的存在，只是从我的外祖母给我讲述的，她在奥匈帝国度过的少女时代的故事中听到过片段。我记得有一次我曾经说她是德国人而不是奥地利人，她一反常态地愤怒。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在收集材料、寻求我最初问题的答案之余，一直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工作，当然也去过许多其他国家。这本书是我的部分答案。说它是部分答案，是因为一个人倾其一生也不可能就这个问题给出完整的答案，当然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局限。我没有掌握所有的相关语言：伟大的奥地利学者普里布拉姆（A. F. Pribram）在上世纪20 年代早期告诉年轻的英国学者麦卡特尼（C. A. Macartney），他若想胜任这项工作，就需要具有14 种文字的阅读能力（我认为这一数字还没有包括奥斯曼土耳其语和伊比利亚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关注和兴趣很自然地发生了改变。当我沉浸其中时，我开始从哈布斯堡家族的角度去看事情，所有那些曾经（从外部角度）看似平庸、荒谬的事情，原来有着那么多的深刻内涵。我意识到，如果我也可以将家谱追溯到700 多年前，感受到自己同那些逝去的先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我同样会对过去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不是要谄媚君主制，这是我所读到的大部分相关书籍的基调，深入阅读本书的读者会发现这远非我的观点。按照奥地利人的说法，我本质上是“红色”，而不是“黑色”。但这并不妨碍我去欣赏哈布斯堡家族几个世纪以来在棘手的领域中施展出来的手腕和专业才能。 
本书的写作始于格拉纳达，然后缓慢地向中心腹地（维也纳）推进。其实，本书的推进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一种符码暗中表达了他们的使命感和政治目标。这种符码的使用者彼此心照不宣。例如，关于哈布斯堡家族曾经被“上帝之手”触碰过这种信念。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家族中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声明过这种信念。他们会间接地谈论使命，服从上帝的旨意等内容。但是在图像中，我发现这种含糊其词的情况完全不存在了。艺术家们描绘的王朝成员，或是触摸着全能之主的手，或是沐浴在圣光之下。此外，这些图像在不同的时代反复出现。我在维也纳买的明信片上面，弗朗茨·约瑟夫像天堂的云彩一样飘浮在他的军队之上，就像他两个世纪前的先人利奥波德二世一样。起初，我觉得这只是巧合，但后来我慢慢地明白，这不是偶然。通过赞助甚至审查，哈布斯堡家族保证了自己“正确的”形象被呈现给世人。循着这些线索向前追溯，这些图像渐渐地消失在遥远的中世纪，远在马克西米利安之前（这本是我最初的时间起点），一直回到瑞士布鲁格（Brugg）山上的那座小城堡。这一历程限定了本书的形式和时间跨度。 

许多年前，在剑桥，别人指着一位精神矍铄、脚穿着笨重棕色大靴子、正自信地大步走在街上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约翰· 萨特马斯博士，最后一位行走的历史学家。” 萨特马斯博士的学生们被要求一定要到实地去考察，以便对过去的真实轮廓有所把握，然后再深入文献学习研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他的这一形象和他的有效研究方法留在了我的头脑中。我努力走访了尽可能多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遗迹，这一做法的回报远超我的想象。通常，当地热情的研究人员会对来访者敞开胸怀，来访者也大可探究当地传统。我经常在实地考察后发现泡图书馆的学者们提供的版本并非准确无误。也许我的实地考察不能算作骑士对圣杯的寻求之旅，但至少也是一次次探索发现之旅吧。 
要应付如此庞大又如此朦胧的王朝，我意识到，仅使用一般的历史学工具是不够的。所以我尝试使用一些考古学家的思维方式，一些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见解，以及艺术史学家的眼界；但同时也意识到这多少是专业知识的一种欺诈性累积：与其说是深层知识，不如说是一种花式舞蹈。虽然我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技术，但它们为我收集的大量资料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如果说我只是这些学科领域的一个游客，那么显然我是带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完成了我的观光。 
以上是初级层面的冲突。我想我曾经读过1850 年后出版的用至少四五种文字写成的关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书籍，1850 年之前写成的书籍我则进行了选择性阅读。名单上的人现在扩展到四个了。为什么要再添加一个呢？简单地说，因为没有人完全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个人最喜欢的亚当·万德鲁兹卡（自从在格拉纳达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他）和埃文斯（R. J. W. Evans）的作品都不能充分地满足我，而我努力在做的其实是在他们的身后孜孜以求，为他们已取得的成就填补空白和细节。但至少在一个方面，我认为自己挖掘了丰富的矿脉，也体现了本书的价值——没有人对哈布斯堡家族对图像和文字的使用进行过合理的研究。 
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我的大部分论点都是视觉性的，是关于图像的解释；而且，我在文本中提到的图像比列出的图像要多得多。是只谈论那些出版经济学允许印刷的少量图片，还是先展示诠释那些少量的图片，进而用相同的方法引领读者去感知更多的图像？我必须在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对于那些我在文中提到但是没有列出的图片，我努力给予充分的诠释，以便这方面的爱好者可以自己发现这些图片。但是，我有一个原则，任何我没有看到或未经我仔细研究的图像，我绝不会在书中谈论。 
最后，关于本书的结构。这里既有文本，也有次文本。在文本中，我着重于叙述，有展望也有回顾，寻求去感知、去呈现一种模式。但是，本书的注释也不仅仅是学术符号。注释在话语的草原上徘徊，追逐野兔或树上的浣熊。它们比表面的文本为我带来了更多的愉悦感。这就像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的《玫瑰之名》（Name of the Rose）中紧锁之门后面的图书馆一样，那里才是真正的行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