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9787208171046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室主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专家。著有《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历史与理论》《翻译与现代中国》等著作。

霍艳，青年学者、作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我们的时代，他们的文学》。

中国和世界的1950年代

——汉语新文学“构成性规则”的初步发现

澳门大学中文系朱寿桐

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这种“构成性规则”的初步形成，恰恰是在

随着1940年代末新中国的成立，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化地块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以及外国等分立的格局。这些地块之间的文化和文学运作以差异性的强调为基本态势，但随着汉语新文学整体性问题的凸显及被关注，这一话题的“构成性原则”正以某种必然的趋势得以呈现。

一、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概念的挤逼

1950年代初，首先出现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挤逼“新文学”概念的学术文化趋势。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

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概念为胡适1916年《誓诗》中开始使用，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推广这一概念，并迅速得到了同道中人的响应。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可见那时候他们已经在书信讨论中较普遍地使用“新文学”的概念。“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出现于胡适在1917年5月发表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胡适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四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发起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四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代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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