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1949-19789787109242821

第一篇 双岭村的土地改革
一、迎接解放
二、成立农会
三、清匪反霸
四、查田定产
五、划定成分
六、减租返押
七、算剥削账
八、均分土地
九、土改成果

第二篇 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的浮沉
一、趁热打铁组建互助组
二、不情愿地建了初级合作社
三、被强迫转为高级合作社
四、两条道路大辩论
五、“大跃进”人民公社
六、50年代的供销社与信用社

第三篇 到绵阳游仙公社整风整社
一、“三年困难”时期
二、救命的半斤粮
三、整顿干部作风
四、设法发展生产
五、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
六、农业六十条
七、农业生产迅速恢复

第四篇 在贵阳中曹公社和北京郊区搞“四清”
一、关于“双十条
二、参加”四清“工作团
三、找不到”阶级敌人
四、选不出贫下中农组组长
五、“没做好”“四清”工作
六、“也不成功”的第二次下乡“四清”

第五篇 1972年写给北京反映定西群众极度饥寒的信
一、为何要去甘肃定西
二、令人震惊的苦穷
三、连夜给沙风部长写信
四、毛寨村三天尴尬与烦恼
五、我分析的三个原因

第六篇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一、大寨原来是这样成为全国典型的
二、被修改了的报道：“从大寨到昔阳”
三、会议有点特别
四、主题是农业学大寨
五、落实相关农业政策的“冲突”
……

第七篇 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第八篇 1976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第九篇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
第十篇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始末
外篇 老家1978年之后的地事之变

后记

　《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1949-1978）》：
　　农户是很有劳动智慧的。这也是我们党领导农村工作时，始终坚持注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插秧时，为防止大家偷懒，事主就会请来一位插秧能手，作为速度标准。这位能手会让其他人先下田，他最后一个下。一般是一个人插五竖行。插秧能手插得快，他要超过了你，他就会向你负责那部分弯一下，“替”你插几横行，故意挡一下。土话叫“牛滚凼”。被“牛滚凼”的人脸上就无光了。所以大伙干活都很勤。我三哥插得快，他经常都是最后下去的人。事主家一天要管五顿饭。
　　老家妇女不下水田，插秧就都是男人的活了。插秧不是重体力活，但其需要机械重复几千次同样动作，对男人们的身体是巨大的考验。一天下来，腰受损最严重。为加快恢复，晚上睡觉时，家里女人就拿一根扁担直直地垫在他男人身下，撑住腰。这样，第二天才能接着去另一家插秧。
　　第二个环节是薅秧。一季要薅三次。薅秧比较轻松，每个人拿一个棍子，先用脚掌松土，随后再踏平。这起到松土锄草作用的同时，还可以把田里的水搅浑。薅秧的活看似不重，一天实际上要不停地干上十几个钟头。薅秧时，一天也要吃事主五顿饭，其中有两顿饭得在田头吃。
　　第三个环节是打谷子，就是收谷子。收谷一般是在8月下旬9月初，一般在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前就全部收完。那时天气就很热了。凌晨三、四点来钟，天还不亮，大家就下地割谷子。割成的谷子捆成小捆，直接摊在地里晒。一般情况下，上午11点钟，就能割完。中午就回事主家吃饭。吃完午饭，大伙睡觉。一直睡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再去地里挑谷子。这时谷子在地里也晒了好几个小时，基本干透了。挑谷子，我们叫“牵担”。挑的时候，谷穗朝下，因此无论路多远，要爬多高的山，都不可以停下，必须一下挑到场坝去打场（打谷子）。然后解开稻捆，将其均匀地平铺在场坝上。再牵着耕牛拉碾子在上面碾。其间还要翻几次，碾几遍。这样谷子才能脱得干净。
　　劳动也有快乐的。比如，谷场打谷时，大伙就会唱号歌（劳动号子）。那时候，一听哪家唱歌了，就知道哪家在打场。歌有很多，想到什么唱什么，很多是临场发挥的。一般都有个领唱的。像领唱的唱：“下田薅秧嘛伙计”，大家就应和：“喂呀喂”……“排对排呀，我俩的话儿”“你说嘛”。薅秧是站着干，整天都在唱。期间要是有妇女经过，那就更不得了，就会有一些肉麻的词。用现在的话讲，是“荤”的。经过的妇女就会骂。但往往是，她越骂，大伙越唱得欢。
　　插秧、薅秧和收谷这三个环节必须是统一做。土改后不久就是事主家喊人。有了互助组后，就是互助组统一安排。总之，土改完成后，村里的互助组很容易地就组建成了，而且大家固定搭配，是固定的常年互助组。
　　互助时工钱怎么算？开始，你到我家做了一个工，我到你家做了一个工，都用本子记着。可记账的纸总是丢。后来，我们就想出了用竹片记工的办法。将山上竹子做成竹片，竹片写上各家各户的名字。我到你家干了几天活了，除吃五顿饭以外，你得再给我一支竹片，记一个工。你到我家干活了，我就给你一支写有我名字的竹片。当时规定，一工是三升谷子，所以一支竹片就能值三升谷子。大家都到八月十五后对总账。比如说，你家有我家的竹片三支，我家有你家的竹片五支，你家就是欠我家两个工。记工时，一般情况下，大人才算，小孩不行。我当时还行，十几岁，能干一些活了，尤其是插秧，算是一把刷子。
　　用耕牛也要记工。我们村十几户，只有一半有牛。解放前都是自己请。有了互助组后，耕牛也是统一安排。谁家的耕牛负责哪一家，早早就会说好。牛工比人工贵不少，使牛一天得付5升谷子，外加两篓青草和一捆稻草。青草和稻草是用来喂牛的，这是规矩。不过，第二年就又变了。互助组后来规定，无牛户固定使某一家的牛；给报酬时，只给稻草就行。通常情况下，事主除留一点稻草自用，大部分稻草就给牛的主人。你觉得哪个更好呢？牛一年四季，都要吃草。春天、夏天还好说，到处都有青草。可到了冬天，牛就只能吃稻草。当年牛可是大牲口，宝贝得不得了。所以，牛主人宁肯不要谷子，也要多备些牛草。
　　对于家庭里缺少男劳力的人家，互助组的作用更是决定性的。我记得，村里有一个叫秦本正的，土改后不久就病死了，留下老婆自个带着六、七个娃。按理说，她家应该过得很困难。实际上，并非如此。土改时，她家按人口分到了足够多的地。有了互助组，地里生产能正常进行。不同的是，她可能要多付别人一些工。她自己可以去帮别人做饭，也能算一个工。她家里主要是娃，吃饭不多。所以，她家生活反而过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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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1949-1978）》为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口述，魏登峰整理而成。段应碧先生几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变革的全过程。在参加工作四十多年中，一直在国家决策部门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工作，对我国相关政策发展演变有着深入系统认识，对“三农”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多次牵头起草每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他就是一本中国“三农”发展史的活字典。　　《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1949-1978）》主要讲述了段老经历的1949-1978年的农村改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