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9787208169722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包含多重意蕴：它既涉及天道观，同时又关联着价值观。从后一意义看，天即广义的自然及本然，人则首先指主体的创造活动（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成果（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对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应超越自然状态？人文世界应当以什么为基本原则？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如何定位？等等，这些问题更多地指向价值领域。当孔子对天人关系的价值内涵作自觉反思时，人类早已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自然（天）与社会（人）的分野，也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对文明的历史进步，孔子无疑有着深刻的感受。他曾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一侧面，指出了这一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④“斯人之徒”即超越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的人。作为文明时代的主体，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状态，而只能在人化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在此，孔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了人文的价值。

文明的成果，当然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化的社会关系中，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内涵。在某种意义上，殷周的礼制便可视为文明进步的表征，而孔子对礼的考察，多少也是着眼于这一意义。他曾颇为动情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固然表现出某种缅怀旧制的保守心态，但在它的背后，却蕴含着一种更为深沉的价值取向：周礼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往古的陈迹，它同时也是一种广义的文明象征，从而，“从周”也相应地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孔子之注重“夷夏之辨”，表现的也是一种类似的价值趋向：夏之高于夷，主要便在于其文明程度优于后者。也正是从相同的前提出发，孔子对管仲赞誉有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0在此，管仲的功绩首先即表现在避免了文明的倒退（“被发左枉”）。

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人文存在，文明社会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了仁道的原则。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早在先秦，便已有孔子“贵仁”之说。当然，“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在《诗经·齐风·卢令》中即已见“仁”字：“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尚书·金臊》中亦开始提到仁：“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不过，以上文献所说的仁，似乎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而并不表现为价值领域中一以贯之的理想或观念。在孔子那里，仁则第一次被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

《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对仁的界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可以看作是对仁的内涵的最一般规定。以爱人界定仁，体现的乃是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它首先意味着确认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在《论语·乡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一次，马厩失火被毁，孔子退朝归来，听说此事，马上急切地询问：“伤人乎？”而并不打听火灾是否伤及马（“不问马”）。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人文的关切。它意味着：相对于牛马而言，人更为可贵，因此，关注之点应当放在人之上。当然，这并不是说牛马是无用之物，而是表明：牛马作为与人相对的自然存在，只具有外在价值（表现为工具或手段）；唯有人，才有其内在的价值（本身即是目的）。在问人而“不问马”的背后，已多少蕴含着如上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