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伦理与现代中国9787208163331

第二章施韦泽的中国思想研究28
一、 施韦泽考察东方思想的理论框架29
二、 施韦泽关于中国思想和哲学的总体评价32
三、 施韦泽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特殊关注36

第三章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44
一、 欧洲对中国思想的兴趣44
二、 中国和印度、西方的伦理之比较49
三、 中国伦理思想的命运53

第四章中国儒学的再认识59
一、 中国伦理的集大成者59
二、 孟子和孔子学说的革新者63
三、 孔子和中国思想的未来67

第五章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74
一、 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75
二、 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信仰80
三、 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85
第二篇近代新民
第六章梁启超论国性暨文化97
一、 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98
二、 国学：国语、国教、国俗102
三、 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106

第七章《新民说》的伦理思想及其发展112
一、 “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113
二、 “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16
三、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120

第八章梁启超论儒家哲学126
一、 儒家哲学是什么126
二、 如何评价儒家哲学129
三、 如何昌明儒家哲学132

第九章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136
一、 “孔子教义*作用，实在养成人格”136
二、 智仁勇“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139
三、 “修养人格，*要是身体力行”142

第十章梁启超论“清白寒素”的家风 148
一、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149
二、 “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151
三、 “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154
第三篇伦理传统
第十一章以小生命融入文化和自然的大生命161
一、 大生命与小生命161
二、 心世界与物世界164
三、 天与人、自然与文化167

第十二章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172
一、 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基层172
二、 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175
三、 道德为文化的*领导179

第十三章儒学的伦理道德特质及其现代命运184
一、 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184
二、 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189
三、 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194

第十四章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形神统一”201
一、 文化是具有形神统一内在结构的生命体202
二、 形神统一也是伦理道德的文化生命结构205
三、 形神统一结构由小文化向大文化的推进209
第四篇综合创新
第十五章坚持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独立性217
一、 坚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意义217
二、 弘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方法221
三、 实现民族文化独立性的路径225

第十六章文化创新与文化观230
一、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231
二、 文化的一元说与多元说235
三、 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239

第十七章冯契“追求自由与善”的伦理思想246
一、 转识成智——道德哲学基础的奠定246
二、 自由劳动——道德价值体系的基石251
三、 自觉自愿——道德行为特征的确认256

第十八章张世英“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伦理观263
一、 哲学是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263
二、 “主客二分”和“万物一体”作为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266
三、 把道德意识建立在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基础之上270
四、 哲学家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273

参考文献278
附录核心价值与文化传统——陈泽环先生访谈录282
后记 中国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形成的国家298

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伦理学家中，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又译为阿尔贝特·史怀泽、阿尔伯特·史怀哲等)，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独特的思想家。作为举世闻名的伟人，施韦泽体现了古希腊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基督教博爱精神和启蒙运动人道主义理想的完美结合。作为西方、印度和中国思想的研究者，他又是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这方面，美国比较哲学专家阿契·巴姆（Archie J.Bahm）认为施韦泽是20世纪*个真正的比较哲学家。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弗洛姆则指出：“阿尔贝特·施韦泽和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大概是*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成就的人。”[1]而伟大的科学家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也始终盛赞施韦泽是20世纪西方世界的“一个伟大人物，正争取成为世界的道德领袖。”“他是*一位可与甘地相比的、对这一代人有道德影响的西方人。和甘地一样，这种影响主要是由于他以他自身生活实践作出的榜样的力量。”[2]对中国思想界和读书界来说，令人惊讶的是，施韦泽的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中国思想渊源。有鉴于此，本章以下拟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生平和思想的时代意义和中国渊源，从道德个人主义、文化伦理主义、生命自然哲学和中国思想定位等四个方面作一简要的发挥，并由此开始探讨施韦泽的中国文化观。
一、 道德个人主义
笔者曾在《敬畏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的*篇《伟大人格》中概括分析过施韦泽的不凡一生和伟大人格，包括纵向的生平概括：反思痛苦和幸福权利的青少年时代、进行文化批判的中年时代和反对核战争的晚年时代；以及横向的人格分析：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伟大人格的文化意义和当代启示进行了一些阐发，应该说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关于理解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图景和解读，对于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相关思考和研究，还是有益的。当然，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图景和解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式”的，即主要还是从其人格和文化理想与中国文化的“亲和性”角度着手的，对于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涉及的则较少。虽然，就施韦泽不凡一生和伟大人格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言，“亲和性”方面固然重要；因为，正如中国古人所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但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吸取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以刺激和推进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了解和反思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方面，也许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从而，以下拟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对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时代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施韦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不会有异议。但是，正如在比较施韦泽和梁启超时已经初步指出的那样，就涉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同样作为道德高尚的人，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很大。例如，中国古代的道德典范诸葛亮和岳飞，都首先是政治人物，然后才是道德人物。而施韦泽则是一个道德人物，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艺术家和学者，但不能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当然，施韦泽不仅思考政治问题，而且也并非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不过，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必须直接从其工作和其对神学、哲学、音乐的思考中产生。从而，与卷入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相比，施韦泽更愿意与涉及全人类的问题打交道，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一个愿意与别人对话的人。应该说，中西道德典范的这种区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施韦泽继承了耶稣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基督教个人道德传统，诸葛亮、岳飞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体现。这两种传统各有长处和弱点。儒家政治道德传统有助于中国古代政治的改善，对中华民族可大可久之生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也有使知识分子过度关注政治生活，而忽视其他社会领域活动的弱点。基督教个人道德虽然不着重直接改善当时的政治，但它为人们从事社会领域的道德活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例如，施韦泽虽然不直接从政，但由于其治病救人道德活动的广泛影响，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影响甚至也渗透到政治领域。事实上，政治活动，不仅并非人人可以从事，而且不宜人人从事。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发扬古代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同时，还应该摆脱过度的政治道德中心论，拓展自己道德活动的领域，在即使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在工商经营、福利慈善、学术研究、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等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这么做了，这样也许就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然，就施韦泽人生和人格对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时代意义而言，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则是其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想。例如，在比较中西世界观时，国学大师钱穆明确地指出，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部分从整体生，不明其整体，即无法了解其部分。这是中国人观念。”[3]这就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确定了在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人注重整体（即“社会”）的倾向，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此外，在一段时期内，中国也曾经出现过把集体主义等同于大公无私，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的观点，似乎既体现了中国人注重整体“社会”倾向的影响，也反映出某种激进和偏颇的看法。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作为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人物，施韦泽却反复强调要“坚持*个人和独立的行为”，“要作为个人和自由人而奉献”，表现出一种绝非“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奉献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道德个人主义”的倾向。那么，对比如此鲜明的中国重整体社会和西方重部分个人的伦理观点，究竟哪种更为合理呢？对此，笔者认为，中国重整体社会的道德传统自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如果能够自觉地吸取诸如由施韦泽“道德个人主义”所体现的西方重部分和个人传统的积极因素，就会在当代中国形成更合理的道德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
这就是说，在个人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上，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如何更多地发挥个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思想，防止物质主义文化对人的思想能力的削弱，防止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导致个性在集体中的萎缩，防止整体的非道德化导致个人的迅速非道德化，以及把责任奉献和自由个性统一起来，我们确实可以从施韦泽的行动和思想中获得重要的启示。此外，在这方面，施韦泽关于“伦理的个人伦理提升社会的伦理”的思想也是发人深省的。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我们通常的思维模式是个人对社会伦理的服从，而不太强调个人对社会伦理的提升，这样实际上也就可能忽略了：真正的人道、真正的伦理进步是由富于道德创造力的个人来推动和实现的。因此，这种过多地基于现实社会秩序及其管理角度思考道德问题的路径，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忽略了施韦泽关于社会伦理、公共行动往往只与集体利益能够直接联系的事实相关，而个人伦理则与更为重要的“创造促进集体的信念”相关的思想，确实也会造成许多弊端。因为，个人可以通过自愿牺牲而实现人道，但社会则可能会以无情规律的名义要求个人牺牲，从而蕴含着非人道的危险。施韦泽这些明显具有异质性的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进一步说，施韦泽不凡人生和伟大人格的“道德个人主义”，不仅表现为其个人直接道德活动中的“责任奉献和自由个性的统一”，而且也体现在他对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理想的探寻和追求之中。一个道德人物首先应有其直接的个人道德活动，这是*重要的，否则就不成其为道德人物。但是，如果一个道德人物，在其本人直接的道德活动之外，还有对社会、国家和人类理想的探寻和追求，那就更全面、更深刻了。必须肯定的是，施韦泽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对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探寻和追求，同样对于我们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在当代市场经济达到了空前程度的全球化之后，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似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各种社会理想都被作为乌托邦而被人们扔在一边。在这样的情势下，是否应该仍然坚持探寻和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我们对此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在此，施韦泽坚持和发展欧洲启蒙运动追求个人和人类趋向完善的目标、世界公民和人类博爱的目标，反对西方国家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反对市场经济无限制的物质主义，反对社会生活的过度组织化，反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浅薄化，倡导要按照文化的伦理本质来建构现代国家，向人们提供生存和行为的优良的物质和精神前提，以*终达到完善的文化人格、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境界，特别是在晚年还努力进行了反对核武器的斗争，从而成为一个追求崇高社会理想的典范。这一切，对于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国民经济有了迅猛发展，有必要对今后的发展道路作些思考的21世纪的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来说，同样都是富于启示性的。在努力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自觉地坚持文化的伦理本质、国家的伦理本质，更自觉地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的社会理想，既能够捍卫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权益，又善待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权益，以走向天下太平的文化人类目标，与其说是多余的，毋宁说是不仅与中国的未来，而且也与人类的未来都是命运攸关的。这里，施韦泽的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理想既与中国儒家的社会理想相关，又与西方的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关，尽管至今人们对此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太多，但确实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理想。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日益从文化、文明的角度研究中国，强调“中国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形成的国家”，其实质是突出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性，并由此为当代中华文化繁荣提供必要条件。为参与和深化这一努力，本书围绕“儒学伦理与现代中国”问题，探讨了施韦泽、梁启超、钱穆、张岱年、冯契、张世英、庞朴、崔大华、朱贻庭等中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中华文化观。他们虽然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观点不同，但对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历史命运和未来展望等问题都发表了有价值的见解，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从中汲取智慧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