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1939-1945978751533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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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索尔·弗里德兰德尔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ISBN9787515337906
出版时间2015-10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8589310
上书时间202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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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意图是“从历史角度真实记录大屠杀，把凶手实施的政策、周围社会的态度和受害者的世界放在一个完整的框架里”。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记述纳粹德国大规模谋杀欧洲犹太人的权威历史著作。2007年，《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精)》获得德国莱比锡书籍博览会奖。同年，他凭借该书和对纳粹历史的研究获得德国书市和平奖。2008年4月7日，普利策奖获奖名单公布，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凭借《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获得普利策一般非虚构类文学奖。
作者简介
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出生于布拉格，1939年逃往法国，1948年移居以色列。他现在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历史。
1997年，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迫害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3-1939》出版发行，这是他的两卷历史著作《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的卷。他在前言中说，他的意图是“从历史角度真实记录大屠杀，把凶手实施的政策、周围社会的态度和受害者的世界放在一个完整的框架里”。弗里德兰德的第二卷《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也是一样。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记述纳粹德国大规模谋杀欧洲犹太人的非常不错历史著作。
2007年，《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获得德国莱比锡书籍博览会奖。同年，他凭借该书和对纳粹历史的研究获得德国书市和平奖。
2008年4月7日，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凭借《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获得普利策一般非虚构类文学奖。
目录
译者序
致谢
引言
部分：恐怖（1939年秋-1941年夏）
第二部分：大屠杀（1941年夏-1942年夏）
第三部分：浩劫（1942年夏-1945年春）
内容摘要
V
当杀戮在海乌诺姆顺利进行时，始于1941年11月1日的贝乌热茨集中营建造工程进展迅速。3月初，**批被遣送的犹太人就运抵了靠近集中营的卢布林地区。一开始，地方当局的协助是必须的。1942年3月16日，当地人口与社会福利局的官员弗里茨?劳特尔与格罗博科尼克负责遣送事务的主要专员、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赫尔曼?赫夫勒讨论了这里的形势。赫夫勒主动作了说明。在沿登布林-特拉夫尼克铁路的贝乌热茨已经建立了一座集中营。赫勒夫作好了每天接收四批或五批遣送人员的准备。他对劳特尔说：这些犹太人“只要过了［总督政府的］边界，就永远回不去了。”对犹太人的毒气灭绝第二天就开始了。
*初，卢布林隔都37,000名犹太人中有约30,000人被灭绝。与此同时，从该区不同城镇（扎莫希奇，彼阿斯基和伊兹比卡）以及从利沃夫地区运来了另外13,500名犹太人；6月初，又有来自克拉科夫的被逐犹太人抵达。四个星期内有大约75,5000名犹太人在三大“莱恩哈德行动营”（为纪念海德里希而命名）之首的贝乌热茨营被杀害，到1942年底，仅在贝乌热茨就有约434,000名犹太人遭灭绝。仅有两人在战争中幸存。
1942年3月底或4月的某一天，前奥地利警官、安乐死专家弗朗茨?施坦格尔来到贝乌热茨会见绝灭营长官、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克里斯琴?沃斯。当40年后，施坦格尔在被监禁的杜塞尔多夫监狱这样描绘了他的贝乌热茨之行。“我是开车去那儿的，”他告诉英国记者吉达?谢利妮，“‘去那儿的人首先抵达的是位于道路左侧的贝乌热茨火车站。那是一层的建筑。那气味……’他说。‘哦，我的天哪，那气味，到处弥漫。沃斯不在他的办公室。我记得他们带我去找他……他正站在一座小山上，旁边是一个个的大坑……一个个坑……满满的……填满了。我无法告诉你，不是几百具、而是几千具，数以千计的尸体……哦，我的天哪!就是在那儿，沃斯告诉我——说这就是索比堡的用途。他宣布由我正式负责。’”大约两个月后，始建于1942年3月底的索比堡开始启用，高度警惕的总指挥施坦格尔经常穿着白色马术制服巡视该绝灭营。
在索比堡启用的*初三个月，有大约90,000到100,000名犹太人遭到杀害； 他们不是从奥地利、保护国和“老帝国”直接来的犹太人就是经过卢布林隔都转运的犹太人。就在索比堡启动灭绝屠杀的同时，特雷布林卡绝灭营的建设开始了。
“莱恩哈德行动”营的灭绝行动遵循标准程序。乌克兰帮凶通常拿着鞭子，将犹太人从火车上赶下来。如在海乌诺姆那样，下一步是“消毒”，受害者必须大厅脱光自己的衣服，留下所有随身物品，然后，赤裸着身体战战兢兢地通过一个狭窄的门厅或通道，被赶入一间毒气室。门被关死后，开始施放毒气。*初贝乌热茨仍然使用瓶装一氧化碳，后来由各式各样发动机取代。在那些早期的毒气室内，死亡来的十分缓慢（10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有时候可以通过窥视孔窥见受害者的痛苦表情。当所有人死后，还是像海乌诺姆那样，负责清空毒气室的事留给了犹太人组成的“特别突击队”，这些人在稍后也被毁灭。
贝乌热茨周边和整个卢布林地区谣言四起。1942年8月，波兰医院主管克卢克夫斯基提到：“犹太人人心惶惶[可能一开始就是“绝望”]。我们明确知道每天有两列火车驶抵贝乌热茨，每列火车有20节车厢，一列来自卢布林，另一列来自利沃夫。在不同的轨道上被卸下后，所有犹太人被强制赶入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所。一些人被电死，一些则被毒气毒死，尸体被焚烧掉。”克卢克夫斯基继续说：“犹太人在来贝乌热茨的路上经历了许多恐怖的事情。他们已经意识到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些人试图反抗。在斯雷布里斯林火车站，一名妇女用一枚金戒指为她濒死的孩子换一杯水。在卢布林，人们目睹了许多孩子被从快速前进的列车上扔出窗外。不少人在到达贝乌热茨之前就被枪毙了。”
4月12日，在提及前一天犹太人被遣送出扎莫希奇的事之后，克卢克夫斯基写到：“来自扎莫希奇的消息令人毛骨悚然。有将近2,500名犹太人被遣送，几百人在街道上被枪毙。一些人进行了还击。我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在斯雷布里斯林充满了恐慌。上了年纪的犹太妇女在犹太墓地里过夜，称自己宁愿死在这儿，死在自己家族的墓地里，也不愿被杀害和埋葬在集中营里。”第二天：“许多犹太人已经离开镇子或者隐藏起来……一群暴徒聚集在那里，寻找时机洗劫犹太人家中的所有物品。我听说，一些人早已经从被强制驱逐出去的人家偷走了所有能够带走的东西。”
到1942年4月，海乌诺姆、贝乌热茨和索比堡使用毒气灭绝行动全面铺开；使用毒气杀害从奥斯维辛开始，迅速用于特雷布林卡。与此同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第二次清扫），使用枪杀或毒气车的大规模灭绝行动在几周内就将吞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是在苏联、加里西亚、卢布林地区和波兰东部的某些占领区，“标准的”就地杀害方式仍在该年冬季普遍使用。在同一时间，整个东部和上西里西亚地区的苦役营也在运行当中；这*后一类营地中有一些是中转区、劳动营和杀人中心的混合体：例如卢布林附近的马伊达内克，或者利沃夫郊外的雅诺夫斯卡路。在混乱的苦役和灭绝行动之后，千百万犹太人仍在普通工厂、车间、劳动营、隔都或者城镇中艰难劳作，几十万犹太人仍生活在前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更向东的地区。尽管随着全面驱逐的继续，德国犹太人口急剧下降，但是在西部，绝大多数犹太人尽管生活受限，却并感到危险迫在眉睫。不过，德国人的手正在迅速合围。在2至3个月内，被占欧洲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已经无法过上**水准的日常生活。
在奥斯维辛，使用毒气杀害犹太人是以小组形式进行的。1942年2月中旬，在“施梅尔特组织”的上西里西亚劳动营里，大约400名被认定不适合工作、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被从鲍伊滕运至这里。
在此形势下，和先前以“齐克隆B实验”杀害苏维埃囚犯一样，主营（奥斯维辛一号）焚尸场中复原的停尸房被改造成了一座毒气室。由于与集中营管理大楼靠的太近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当犹太人经过时该楼的员工必须撤退，并开动一部卡车引擎来掩盖受害者死亡时的哭喊声。此后不久，经济管理总局建设部的领导汉斯?卡姆勒视察集中营，下令进行一系列快速改进。原本用于奥斯维辛一号、拥有5座焚尸炉的新焚尸场被转移到奥斯维辛二号——比尔科瑙，安置在新营地的西北角，靠近一座废弃的波兰农舍。这座农舍，即“一号掩体”，内很快建造了两间毒气室，并于3月20日投入使用。它的**批受害者是另外一组年迈的“施梅尔特犹太人”。
V I
1941年底，杀人分队在苏联被占领土上发动了“第二次清剿”，规模比**次还要大。清剿行动在1942年全年一直没有中断。据来自纳粹国防军军需督察的一份报告说，在一些地方，例如帝国总督区的乌克兰，除了1941年中到1942年中屠杀过程有过短暂的放缓外，大规模处决一直在进行，从未停止过。
纳粹国防军的报告暗示，军事行动结束不到几周，系统处决犹太人的行动就已经开始。参加行动的军队主要隶属维持秩序警察：他们得到乌克兰后备军的协助，并且“不幸，常常还有纳粹国防军成员的参与。”这份报告描绘的大屠杀“让人不寒而栗”；不论男女、老幼都被包括在内。这一大规模杀戮的范围与苏联被占领土上的谋杀范围不太相称。据这份报告所说，有将近150,000到200,000名帝国总督区的犹太人被灭绝（*终人数大约为360,000名）。只是到了行动*后阶段，只有少许“有用的”犹太人（特殊手艺人）没有没杀害。在这之前经济因素通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初，正如我们所见，屠杀的强度因地而异；*后，到1942年末和1943年初则殊途同归：几乎都是全部灭绝。“**次清剿”期间，在别动队、警察营、乌克兰后备军与和国防军的共同行动下，乌克兰西部的屠杀——沃利尼亚和波多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囊括了将近20%的犹太人口。然而在帝国总督区的首府罗夫诺，大约有18,000人被杀害，占犹太人人口的80%。
从1941年9月到1942年5月，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C队和行动队5队]将总部设在了基辅，组织了对帝国总督区乌克兰的控制(RKU)。作为乌克兰的HSSPF，党卫队将军普鲁茨曼和他的文官副手、德国专员科赫合作得很顺利，他们都来自柯尼基堡。科赫把所有“犹太问题”都授权给普鲁茨，后者转而又交给了安全警察的首领。但是，正如历史学家迪特尔?波尔所强调的那样，“文官当局和安全警察在大屠杀上合作很友好：双方都十分主动。”
由于被控领土地域广袤以及当地人口语言多样，德国人*初要依赖当地民兵的协助。几个月后，这些民兵便成为了正规后备军，即“护卫队”。治安警察小组和宪兵队的成员通常是德国人，“护卫队”在人数上很快超过了他们，并加入到所有德国人的行动中，包括一些灭绝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例如1941年深秋灭绝部分明斯克犹太人的行动。当时，立陶宛“护卫队”表现突出。
后备军包括乌克兰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一份波兰秘密报告在提到1942年后期清洗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基隔都时说：“自10月15日以来，清洗犹太人的行动就一直持续着。在头3天就有12,000人被枪杀，处决地就在布罗那-古拉。当前，藏起来的剩余犹太人也正在被清除。这次清洗是由保安处移动队和地方警察组织的，其中波兰人在地方警察中占了很大比例，他们通常比德国人还要狂热。一些犹太财产被用来装备德国家庭和办公室，一些则被拍卖售出。尽管在清洗期间发现了大量武器，但犹太人却表现得消极。”
希特勒曾一度决定把他的前线总部迁到（乌克兰地的）文尼察。该地区的犹太人就必须消失。于是，1942年初，227名生活在总部计划地附近的犹太人就被“托德组织”转交给“秘密军事警察”，并于1月10日这天被枪杀。第二批近8,000名生活在赫梅尔尼克附近的犹太人也在同一时间遭枪杀而亡。接着就轮到文尼察的犹太人了。文尼察的处决行动被推迟了几周，但是在4月中旬秘密军事警察的报告中提到，镇子上有4,800名犹太人被处决。*后在当地安全警察指挥官的命令下，7月份该地区将近1,000名为德国人工作的犹太手艺人遭到杀害。
洛泽和科赫两名德国专员狂热支持大屠杀行动。科赫特别要求，为了降低乌克兰当地食物需求、满足德国日益增长的食物要求，必须除掉所有乌克兰犹太人。结果在1942年的会议上，地区专员同意了安全警察头目卡尔?普茨的建议，即除了500名有特殊技能的手工艺者外，帝国总督区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将被灭绝：这被定义为“百分百解决方案。”
在洛泽治理下的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立陶宛，任何大规模灭绝行动通常可以信赖约格去完成。1942年2月6日，施塔克勒要求约格按照如下划分种类汇报其行动队3队处决的总数：犹太人、共产党、游击队、精神病人以及其他；此外，约格还被要求说明其中妇女和儿童的数目。按照三天后递交的报告，截至到1942年2月1日，行动队3队已经处决了136,421名犹太人、1,064名共产党人、56名游击队员、653名精神病患者和78名其他种类的人。总计138,272人（其中包括55,556名妇女和34,464名儿童）。
有时，约格的所作所为过于过分。因此，1942年5月18日，在一名士兵抱怨约格清洗了630名明斯克犹太手工艺者，违背了先前的规定后，盖世太保头目弥勒提醒约格要注意希姆莱颁发的几条命令：“从现在起，16到32岁能工作的犹太男女都应免除特殊待遇。”
有时候灭绝行动给罗森伯格的指定人之一、白俄罗斯总务长、地方长官威廉?库贝与保卫处之间造成了麻烦。1941年底，库贝震惊地发现授勋退伍的混血犹太军人也包括在被从德国驱逐到明斯克的人群之列。1942年初，总务长发起了主要针对党卫军及其地方指挥、安全警察头目爱德华?施特劳赫博士的攻击。库贝并不反对对犹太人的灭绝，反对的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在犹太人被杀之前，从他们嘴里拔下金牙和金牙桥；在处决中，许多犹太人只是受伤，却遭活埋，如此等等。用库贝的话说，这一做法“彻底让人恶心”。施特劳赫被指责是这一问题的要犯，被告到罗泽、罗森伯格，很可能希特勒那里。
3月21日，库贝的抱怨引起海因里希的强烈反应。他开始收集整理针对施特劳赫的指控文件，认为总务长的领导有还不如没有，他周围的人腐败、放荡，在不同场合对犹太人示好。库贝和施特劳赫都不甘示弱，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冲突在1943年达到**。与此同时，在1942年7月晚些时候，施特劳赫屠杀了明斯克隔都剩余19,000名犹太人中的半数。
有时技术上的困难会阻碍杀戮。例如1942年6月15日，安全警察和保安处头目迫切要求再增加一辆毒气车，因为在白俄罗斯投入使用的三辆车已无法处理加速到来的犹太人。此外，他还要求新增20条毒气管[将一氧化碳从引擎输回车内]，因为其时使用的毒气管已经不再是密封完好的了。事实上，毒气车性能所引发的这一系列抱怨反过来又导致了1942年6月5日帝国安全总局“专员小组D处第3分队”的强烈反应。
报告的作者在一份冗长的报告里提醒他的批评者，[海乌诺姆]的三辆车“自1941年12月以来已经处理了97,000人，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毛病。”不过，他还是提出6条重点技术改进，使之更加高效地处理每辆车通常能装载的“零件数”该专家可能认为97,000这个数字很安全，没有作任何的掩饰。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他对“零件”进行了阐述；在第六部分，他再次改变了指代：“根据经验我们注意到，在关闭[车的]后门，车内的灯熄灭后，装载的货物就会顶着门”。这是因为一旦黑下来，装载的货物就会朝有亮光处挤。”
从柏林驶往贝尔格莱德的一列车就会杀死萨杰米斯特集中营的8,000名犹太妇女和儿童，这显然不会给任何人抱怨的理由。1941年夏秋两季，纳粹国防军在“反游击”战中将绝大多数男子作为人质枪杀，之后妇女和儿童被转移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由废弃建筑组成的临时营地中，听候命运的处理。人们一直不清楚在贝尔格莱德的德国管理部门中究竟是党卫军师队长、民事部主任哈拉尔德?图尔纳、还是贝尔格莱德安全警察头目、党卫军旗队长埃马努埃尔?舍费尔提出要求帝国安全总局运送毒气车。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这辆毒气车于1942年2月运抵贝尔格莱德。3月初杀戮开始。到1942年5月9日，萨杰米斯特的犹太妇女和儿童、贝尔格莱德医院所有的病人和职员以及附近营地的所有犹太囚犯都被毒气杀死。6月9日，舍费尔通知帝国安全总局负责调配车辆的头目：“对象：特型索瑞尔车。司机……格茨和梅尔完成了特殊任务。他们正同毒气车一道返回。由于车厢后部有损坏……我命令用火车运送。”
1942年8月图尔纳报告说：“塞尔维亚是欧洲**解决了犹太问题的国家。”
除特定的犹太人外，杀戮行动不能任意扩大到其他群体，即使党的高官认为有必要也不行。因此，1942年5月1日，在写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格雷塞表达了他有信心在2到3个月内完成对海乌诺姆100,000名犹太人的“特殊处理”。他还要求授权杀害患有开放性肺结核的35,000名波兰人。尽管*初他获得了授权，但随后又被希特勒取消。纳粹领导人希望避免任何有关复安乐死的传言。
如同科夫纳在维尔纳发表的宣言所示，受政治动员的犹太青年运动的各级组织发出了要求犹太人进行武装反抗的号召。**批在东部或西部以“游击队”身份反抗德国人的犹太人通常隶属于非犹太地下运动的政治军事组织。然而1942年初在白俄罗斯西部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希望拯救犹太人的独特犹太团体：即已经简要提及的比尔斯基兄弟会。比尔斯基是在斯坦科维奇地区生活了60多年的农民，该地地处利达和罗夫格罗蒂克这两个白俄罗斯中等城镇之间。尽管他们拥有磨坊和土地，却和周围的农人一样贫穷。作为村里**的犹太人，他们在绝大多数习俗上都完全恪守犹太传统。他们熟悉那里的人和环境，尤其是附近的森林。年轻一代有4兄弟，他们是图维亚、阿萨尔、祖丝和阿尔克泽克。
1941年12月德国人杀害了罗夫格罗蒂克隔都的4,000名居民，其中包括比尔斯基的父母、图维亚的**任妻子和祖丝的妻子。在阿萨尔和图维亚的领导下，犹太人于1942年3月和5月分两组连续逃入森林。很快这两组人都接受图维亚的领导：一个较大规模的家庭成员和从附近隔都逃出的犹太人都加入了名叫“Otriad”（游击分队）的游击队；他们获得了武器和粮食保障。尽管困难重重，到德国占领结束时，比尔斯基兄弟已经在森林营地中集结了1,500名犹太人。
虽然比尔斯基团较为独特，在被占苏联的隔都内组织起来的其他犹太抵抗运动通常能够获得犹太委员会领导的支持。例如在明斯克，一位会一些德文的工程师，并因此有可能被任命为犹太委员会领导的非共产党员伊利亚?莫什金与隔都与城市共产党地下运动负责人赫什?斯莫拉尔保持着定期（每周一次）联系。这种定期联系——莫什金*终为之付出了生命——在更靠近西部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前波兰地区并不典型，因为人们担心德国对隔都人群的报复。至少在一个时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明斯克形势相比的是比亚韦斯托克隔都。在那里，埃弗拉伊姆?巴拉什的犹太委员会和莫迪凯?泰内鲍姆的地下组织保持了一年多的联系，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一事例上。
精彩内容
第一章(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9月1日星期五早晨，那个卖肉的小伙子过来告诉我们：广播里的一则声明说我们已经占领了但泽和走廊地带，同波兰的战争正在展开，英国和法国仍然保持中立。”维克多．克伦佩勒在9月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跟伊娃说，对于我们来讲，注射吗啡或者类似的东西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的生活已经结束。
”克伦佩勒是犹太人出身，年轻时皈依了基督新教，后来又娶了一位信仰新教的“雅利安人”。1935年，在德累斯顿工学院教授拉丁语言文学的他被校方开
除，但仍然生活在该市，并且用心地记录着他的亲身遭遇以及周边发生的事情。在那两天，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德国人攻击行动的回应依然晦暗不明。“安玛丽带来了两瓶发泡酒庆祝伊娃的生日，”克伦佩勒在9月4日记录道，“我们喝了一瓶，并决定留下另一瓶到英国人宣战的那天再喝。因此今天轮到喝第二瓶了。”在华沙，一所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哈伊姆·卡普兰坚信此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决不会像在1938年背叛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背叛他们的盟友。在战争的头一天，卡普兰就已经感觉到了这次新冲突所具有的世界末日般的本质：“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端。这场战争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真正的破坏。然而，正是这个文明孕育了毁灭和破坏。”卡普兰确信，纳粹主义终将被击败，但是战争将使所有人都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位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还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对犹太人所造成的特殊威胁。同样是在9月1日，他补充道：“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面临着数倍于此的危险。只要是希特勒踏足的地方，那里的犹太人就肯定没有了希望。”卡普兰引用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发表的臭名昭著的演说，纳粹领袖在那篇演说中威胁
道，如果发生世界大战，犹太人将会被消灭。因此，犹太人比大多数人都更加热衷于参与公共防务的建设：“每当有号召每一位城市居民建隐蔽所以防御空袭的命令发布，都会有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响应。我也是其中之一。"9月8日，纳粹国防军占领了波兰第二大城市罗兹：“突然传来了可怕的消息：罗兹失陷了!”年仅15岁的犹太青年大卫·希拉科维亚克这样记录道，‘‘所有的交谈都停止了；街道行人渐稀；人们的脸上和心中都为阴霾、冷酷和敌意所笼罩。从市中心回来的戈拉宾斯基先生告诉我们当地德国人是如何欢迎他们的同胞的。德军总参谋部将要进驻的大饭店里装饰满了各种花环；(德国裔的)市民——小伙子和姑娘们欢呼着‘希特勒万岁!’跳上了行进中的战车。街道上响彻着大声的德语交谈声。以前被隐藏的与(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关的一切现在都露出了庐山真
面目。”还是在华沙，波兰外贸票据交换所的一名雇员同时也是当地犹太社团的一名活跃成员亚当‘策尔尼亚科夫正在组织成立一个与波兰政府合作的犹太市民委员会。“首都华沙犹太市民委员会，”他在9月13日写道，“受到了法律认可并在社区大楼中宣告成立。
”他在9月23日进一步写道：“斯塔钦斯基市长任命我担任华沙犹太市民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角色。我将勉力为之。”四天之后，波兰投降了。
在本书中我们将听到许多犹太编年史记录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千差万别，使我们得以一窥处于毁灭边缘的欧洲犹太人世界的异常多样性。在经历了一段宗教传统不可逆转的衰落和文化一族裔犹太性的不确定性不断增长期之后，已经找不到对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形形色色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犹太人派别、社团、
群体以及九百多万个体都适用的明显的共同特征了。
这种多样性是在各自不同的国家历史、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的影响之下造成的。在面对周围的敌视和偏见时，或者在面对自由的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时，无数个体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促进了持续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变动。这些持续的变化造成了大流
散的犹太人社团内部前所未有的巨大分裂，尤其是在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几十年间。
举例说来，如何定位罗兹的那位年轻的日记作者希拉科维亚克呢?通过阅读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撰写的日记，我们发现了一个深受犹太传统浸润的工匠家庭。大卫本人非常熟悉这一传统，与此同时他又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信仰。(他在稍后写道：“最
重要的事情是学校的功课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着希拉科维亚克这种分裂世界观的不乏其人，相互矛盾的主张在战争前夜犹太社会的各种小团体中彼此共存：形形色色大同小异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亲纳粹派、托派、斯大林主义者、各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守教的犹太人围绕无边无际的宗教教条或者“宗族”争执争吵不已。直到1938年年底，特别是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犹太人中竟然还有数千名法西斯党徒。。不过，对于西欧的许多犹太人来说，主要的关切是在保持“犹太身份”的一些要素的同时，与周围的社会实现社会生活同化和文化的趋同，不管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趋势和运动都因国家或地区间的特征以及自相残杀的内部生存斗争加倍增长。当然，有时候还要把臭名昭著的个体怪癖也计算在内。老迈且病人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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