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轮公司在推进区域一体化、重塑优选物流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并逐渐取代传统优选贸易链核心的港口,成为知名品牌优选港口体系演化、航运网络重组、海运物流格局的关键因素(Tongzon and Sawant,2007)。然而,这一新的港口地理学现象并未受到靠前外港口地理学界的普遍关注。长期以来,以Taaffe、Hayuth、Notteboom、陈航、曹有挥、韩增林等为代表的靠前外港口地理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港口体系陆向腹地交通、产业、城市等要素的演化及其机理与效应,代表性的Taaffe模型、Hayuth模型和Port Regionalization模型(图1.1)已不能对这一海向腹地新特征做出合理、圆满的解释(Taaffe et al.,1963;Hayuth,1981;Notteboom,2005;陈航,1996;曹有挥,1999a,1999b;韩增林和安筱鹏,2001)。例如,Taaffe模型认为随着陆向腹地交通网络的不断发展完善,港口体系内货流有逐步趋于集中的现象,并归纳为孤立港口、支线贯通、港口袭夺、格状线路、港口集中、交通走廊与门户港口形成六阶段模型(Taaffe et al.,1963)。从海向腹地的企业要素、航线视角和物流角度等刻画和分析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已逐渐成为靠前港口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热点领域。
图1.1 Taaffe模型、Hayuth模型和Port Regionalization模型
1.1.3 班轮公司已成为影响港口(体系)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经济优选化的过程中,港口的作用日渐超越了传统海陆交界面的交通节点,而汇集更多的金融、信息、产业等功能,形成靠前物流、客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空间流的连接区域,成为优选的战略性区域和各个国家参与靠前竞争的门户区域(陆大道,2012)。21世纪以前,港口(体系)的发展主要由区位、水深、风浪掩蔽等自然条件,吊桥、集卡、岸线等港口基础设施,通信、银行、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以及腹地交通网络、依托城市等级、临港产业规模等腹地因素决定(Taaffe et al.,1963;Hayuth,1981;陈航,1996;任美锷和杨宝国,1998;曹有挥,1999a;Notteboom,2005)。进入21世纪,以班轮公司、码头运营商、货运代理等因素逐渐成为知名品牌港口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拓展多式联运网络和建立内陆场站,实现腹地服务整合;另一方面与同行企业通过船舶共享、服务拓展和风险共担等措施,形成航运联盟(Slack et al.,1996;Heaver,2002;Notteboom and Merckx,2006;Biehou and Bell,2007)。发展至今,班轮公司是否挂靠、挂靠频率及挂靠班轮公司的规模已经成为影响港口(体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例如,马士基、长荣海运分别于2000年、2002年撤离新加坡港,将枢纽港调整至丹戎帕拉帕斯港;2001年地中海航运将北美东岸的枢纽港由迈阿密港转移至巴哈马港;2001年长荣海运将地中海的枢纽港从焦亚陶罗港转移到塔兰托港。马士基、长荣海运、地中海航运等班轮公司航运网络挂靠港的战略调整使丹戎帕拉帕斯港、巴哈马港、塔兰托港等港口迅速成为优选航运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和区域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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