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集9787302543497

经典重估是时代的需要（开幕词）1
陈众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尊敬的各位同仁：
时世变幻，风云激荡，而我们却齐聚一堂，谈文说学，这是何等奢侈，又何等紧迫。盖因经典重估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使然。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固然不是为了独善其身，但复兴需要文化支撑，因而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典谱系，以便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筑牢国家意识，培植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其次，近几十年由西方主导的批评范式已然意味着经典的“洗牌”、谱系的重构，即一些经典的非经典化和一些非经典的经典化过程。此外，西方的经典谱系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界限也已模糊不清。于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这对谁有利呢？也许是资本吧！当*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性时，资本也便所向披靡，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资本之外，一切皆无！
然而，对西方送来的经典谱系，我们理应有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而非照单全收。这是因为文学经典终究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深刻、*体的表征，也是民族文化*坚韧、*稳定的基石。这是因为文学是“加法”，一方面不因时代变迁而轻易浸没；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翻新和升沉。尤其是文学经典，无不为我们接近和了解古今文化和世道人心提供了鲜活的画面与情境，同时也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个人心性的褒奖对象。换言之，经典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精粹的集成。因此，走进经典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世道人心的*途径。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鲜活的脉动，而其中的经典（及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中有“常”的灵魂。亲近文学经典，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和民族的心脉，但同时也必然面临大到时代社会、小至个人好恶的取舍。
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我们的抱负建立在5 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为了强健和发展文化母体的“拿来”。中华文明隆古至今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这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有恒有易，具通古今之变化，有纳百川之气度。面对困难和挫折，我们的祖先具有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精神，能够浴火重生；其坚忍不拔、易中有恒、恒中有易的伟大精神是无法否定的。而今，我们比19 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也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震古烁今的强国之梦。但是近代以降，西强“我”弱、惯性使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依然盛行，并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然而，文化自信无疑是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基石，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思想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化合”。*在青年时期曾求学于岳麓山下，而高悬于斯的朱熹匾上正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同志的“与时俱进”来自其青年时代就读的老上海交大校训。换一个角度看，不论少数政客如何聒噪，政治经济如何变化，只要中文还在，只要建立在中文基础上的经典还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同胞比血更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就不会消失。正像都德在《*后一课》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法语还在，法兰西将永远存在。”
此外，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我们曾经的故步自封，而是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优秀中国传统、中国风范：一切传承和借鉴终究是为了强健和发展文化母体的“拿来”，并再以其所孕育和托举的中国创造、中国道义惠及全世界、全人类。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的扩展，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可谓史无前例，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前所未有。这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和发展的契机，但同时也冲击、消解着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利驱弊、进退中绳地处理多元和核心的关系，既是历史对我辈国人的考验，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书记提出了令人感奋、掷地有声的“文化自信”，并于2016 年7 月1 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宏伟目标。在此，我取法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就文化多元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某些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可能方法提出一得之见。
首先，何谓文化？有关定义之多，不胜枚举。例如，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大、中、小和上、中、下之别，有认识与实践或知行之说，有“看法”“说法”“做法”“活法”之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人无意否定前人和同道的观点，却有意稍加规约，将可能之谓忝列其中，故视文化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尽管归根结底是价值观）。后者既是建立在以民族经典为内核、以外国经典为旁佐，二者相辅相成的人文理想基础上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民族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时期所必须建构和守望的认同感和世界观。由是，国家利益和全球关怀的辩证统一将是我们的基本高度。这当然是一种概括的说法，不能涵盖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所呈现的复杂性。但是，设使我们将文化视为相对狭义的一般价值观，那么其多元也就意味着国人的价值观正处于发散状态。而所谓核心，也正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倘无一般，何谓核心？这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合理反证。
其次，文化的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微信、微博、“二次元”审美等无疑是文化多元的见证，体现了不同个人、群体（性别、年龄、阶层等）的信仰与诉求。加之五花八门的新老媒体及各种表征，这世界确实充满了喧哗与骚动、自由与狂欢。这与我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相对稳定、单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中的历时性冲击和共时性矛盾不言而喻。例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曾较为牢固地建立在乡情之上，这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故而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能够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被很多人当作理想境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不像中华民族这般依恋故乡和土地。再反观我们的文学，*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以至“落叶归根”成了我们先人的终极追求。
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儒释道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涵括，但它们的共同载体却只有一个——中文。
当有人问及前辈钱锺书先生缘何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回国时，他的回答居然是：因为中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护和丰富母语无疑是我们创造性地转化与创新性地发展优秀文化传统的出发点。正如*书记所言，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永远不能像纪伯伦所说的那样，因为走得太远，以至忘却了出发的初衷。
回到文学经典，无论“兴”“观”“群”“怨”，还是陶熔诱掖、熏浸刺提，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和人类关怀始终都是中华文化及其人文精神和大同理想的出发点。反言之，若国家没有富强，如百年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叙利亚，何谈大同理想？！家国情怀必须建立在有形无形的经典基础之上。但是，我们的“四大名著”和鲁郭茅、巴老曹以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正在被边缘化。这是文学经典一次悄无声息地“洗牌”的结果。何也？何如？何果？这正是我们亟待讨论的。
就近代西方而言，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次经典的“大洗牌”，它凭借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喜剧的拥抱，颠覆了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于是，酒神精神使喜剧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首要题材，而宗教神学的“广厦”在成千上万名喜剧观众的嘎嘎笑声中轰然坍塌。但在19 世纪，浪漫主义对悲剧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青睐再一次改变了文学的发展向度，悲剧精神再次被唤醒，莎士比亚悲剧、塞万提斯小说被重新发现并定于一尊。后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固然更为复杂，但文学这个由“文”与“学”组成的偏正结构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一而二、二而一，通常很难截然区分孰因孰果、孰先孰后。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可以改变批评理念、批评范式，反之亦然。二者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剪不断，理还乱。
此外，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同现代中国文学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首先，“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等）取法“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严格地说，1898 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次自主引进外国小说，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明确视其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故而，“五四运动”又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百日维新”取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了。此外，“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做出了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批中国作家参与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其中就有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元任、李青崖、谢六逸、沈泽民、张闻天、夏丏尊、陈大悲、欧阳予倩、陈望道、李劫人、王鲁彦、李霁野、宋春舫、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巴金、周立波、穆旦、沈从文、丁玲、冰心、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冯至、周扬、卞之琳、李健吾、贺敬之等。总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已然难以截然割裂，而且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势必伴随着经典的重估，反之亦然。因此，重估和守护中外经典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经典重估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国民教育。
2017 年7 月8 日

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评估和重新阐释就是一种创新。这既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将外国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联系起来，也是外国文学经典发挥其独特教育功能的表现。本书入选论文分别从历史到当下、从理论到应用、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重构到文本重释等多个角度，全面而又深入地阐释了外国文学经典的内涵、时代特征、国民教育和接受与传播等诸多议题，展现了独特而有新意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