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大航海时代”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自此,西方势力以更大规模东来,中国被西方人以西方的语言和方式转写、整理、阐释、传播,其变异空间和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土。随着视野的扩展,西方人所编东方学作品目录逐渐在近东相关作品之外囊括进远东相关作品。19世纪中叶以后,先后出现了《汉字文法书广总目》(Bibliotheca sinologica,1864)这样的汉学作品专科目录以及《中国目录手册》(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876)这样的汉学作品全面目录。而因入华从事实务(1869—1876)而开启东方学研究的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所编《中国书目:有关中华帝国作品之目录词典》(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第一版3卷,1878—1885,1893—1895,第二版5卷,1904—1908,1922—1924)系统收录了至20世纪20年代初以西方主要语言出版的大多数涉华著述及译作(书、文),以其较早的刊行时间、全面视角、宏大规模、详细附注信息,成为西方汉学文献学的代表性作品,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该书甫刊三分册,即于1880年为其编者赢获世界汉学界重要奖项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作为国内外少有对高第《中国书目》的系统性专题研究,本书拟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东方学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目》这一西方汉学文献学标志性作品的编纂过程与得失,借此梳理西方汉学目录学的发展脉络;进而通过高第这一集东方学家、美洲学家等身份于一身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术生涯,考察其时代西方东方学的某些特征。为达以上目标,本书拟梳理高第的生平及著述情况、两版《中国书目》近半个世纪的成书经过及其异同、演为东西方学界最近百余年间的一个学术关怀的该书索引问题、19世纪西方东方学及汉学目录学发展概况、《中国目录手册》编者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1869年入华,任职于中国海关,后曾转任德国驻华外交部门)兄弟同高第的汉学目录之争、《中国书目》的学术得失等。
精彩内容 “大航海时代”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自此,西方势力以更大规模东来,中国被西方人以西方的语言和方式转写、整理、阐释、传播,其变异空间和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土。随着视野的扩展,西方人所编东方学作品目录逐渐在近东相关作品之外囊括进远东相关作品。19世纪中叶以后,先后出现了《汉字文法书广总目》(Bibliotheca sinologica,1864)这样的汉学作品专科目录以及《中国目录手册》(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876)这样的汉学作品全面目录。而因入华从事实务(1869—1876)而开启东方学研究的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所编《中国书目:有关中华帝国作品之目录词典》(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第一版3卷,1878—1885,1893—1895,第二版5卷,1904—1908,1922—1924)系统收录了至20世纪20年代初以西方主要语言出版的大多数涉华著述及译作(书、文),以其较早的刊行时间、全面视角、宏大规模、详细附注信息,成为西方汉学文献学的代表性作品,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该书甫刊三分册,即于1880年为其编者赢获世界汉学界重要奖项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作为国内外少有对高第《中国书目》的系统性专题研究,本书拟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东方学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目》这一西方汉学文献学标志性作品的编纂过程与得失,借此梳理西方汉学目录学的发展脉络;进而通过高第这一集东方学家、美洲学家等身份于一身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术生涯,考察其时代西方东方学的某些特征。为达以上目标,本书拟梳理高第的生平及著述情况、两版《中国书目》近半个世纪的成书经过及其异同、演为东西方学界最近百余年间的一个学术关怀的该书索引问题、19世纪西方东方学及汉学目录学发展概况、《中国目录手册》编者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1847—1901,1869年入华,任职于中国海关,后曾转任德国驻华外交部门)兄弟同高第的汉学目录之争、《中国书目》的学术得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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