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自觉:乡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9787542666581

申端锋，1980年生于山东曹县。先后于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管理学学士、法学硕士与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学者，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副主编。长期从事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研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10余项，出版专著《景溪村》，发表论文若干，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0余篇，担任多家核心期刊的审稿人和组稿人。

一、导论

（一）乡村文化研究评述/1

（二）乡村文化研究的进路/3

（三）田野调查与资料分析/11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14

二、城市化与乡村文化变迁…

（一）劳动力商品化与乡村文化/18

（二）消费主义与乡村文化/34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52

三、青年农民的城市梦与家庭义务

（一）青年农民的梦想/60

（二）青年农民的劳动力商品化/71

（三）没有城市化的劳动力商品化/83

（四）青年农民的婚姻恋爱/92

（五）成家：青年农民的家庭义务/103

四、中年农民与家庭义务…

（一）中年农民务工与家庭再生产/113

（二）中年农民务农与家庭再生产/119

（三）中年留守妇女的情感与义务/128

（四）子女教育与家庭义务/135

（五）家庭再生产与家庭义务/142

（六）家庭再生产与家本位文化的稳定性/148

五、老人自立与代际义务

（一）老人农业与低成本生活/149

（二）老人自立与代际关系/160

（三）老人带孙子与代际义务/167

（四）老人自立与社会保障/176

（五）老人创造价值/184

六、人情与共同体义务

（一）共同体人情/187

（二）人情与共同体建构/196

（三）人情关系中的共同体义务/200

（四）人情管理：通过人情的纠纷解决/204

（五）人情中断：共同体的脆弱性/209

（六）“大和小不和”：共同体的弱整合/216

（七）私人义务维系的共同体/223

七、集体经济与公共生活…

（一）从集体经济到三元经济/228

（二）小户退出经济作物种植/235

（三）没有参与的发展项目/240

（四）政府主导的乡村发展困境/250

（五）重新集体化的需求与悖论/258

（六）集体经济与公共生活/263

八、社会治理与集体义务

（一）社会管制弱化/266

（二）从维稳式管制到回应性管制/271

（三）资源下乡与回应性管制/276

（四）社会治理创新：从行政任务到集体义务/282

（五）集体义务与乡村德治/290

九、村民自治与公共参与

（一）村庄治理的行政化/293

（二）村庄治理的私人化/303

（三）村民自治中的村民参与/316

（四）以文化建设促进村民参与/323

十、高成本生活与生存伦理

（一）高成本生活/331

（二）低成本生活/338

（三）务工与生存伦理/342

（四）务农与生存伦理/350

（五）劳动与生存伦理/356

（六）生存伦理的异化/361

（七）家本位的生存理性/366

十一、代际传承与家本位文化

（一）代际分化中有传承/376

（二）价值链与家庭圆满/379

（三）家本位文化/384

（四）单向度的家本位文化/395

十二、结论

（一）单向度家本位与公共文化建设/403

（二）道德义务与公共文化建设/407

（三）集体义务与公共治理/416

（四）精神家园：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421

（五）乡村德治：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方案/424

参考文献

一、导论

在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较之于过去更为强烈，乡村文化建设要回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意义系统。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乡村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农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这个美好生活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乡村生活的内核是道德，乡村文化是以道德义务为本位的文化。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是道德建设，乡村文化的理想状态是道德自觉。

（一）乡村文化研究评述

近年来，乡村文化建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已有研究来看，有两个方面的成果较为有代表性，一是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和治理研究，二是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文化宣传部门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和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改进创新服务“三农”：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材料汇编》（2005），中国文化报社编写的《新农村文化手册》（2006）等。此外，比较典型的著作有周赢（2006）的《新农村文化服务》，吴馨军等（2006）的《新农村文化知识手册》，徐学庆（2011）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等，以及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研究论文。

吴理财、夏国锋（2007）提出，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以外部单向输入为主的农村文化发展方式，注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我国农村优秀民间文化相结合、相对接、相融合，创新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从而建构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源式农村文化发展模式。吴理财（2008）还深入探讨了农村文化服务的三种典型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即部门供给模式、“以钱养事”模式和“以县为主”的模式，研究了农村文化服务中不同层级政府的责任与分摊机制，并提出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生产模式和民主决策机制。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治理研究，胡惠林（2012）认为中国经历了从政治治理到经济治理再到文化治理的转换，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完善国家治理，而不单纯是为了经济；吴理财（2016）从公共性消解出发，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是建构公共性，主张从文化治理的角度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陈野（2017）认为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分析了浙江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揭示了文化治理的功能。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一些学者主持了乡村文化建设试验，并基于试验和调查对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贺雪峰（2007）的著作《乡村的前途》，以及何慧丽（2005）、刘老石（2006）等人的一些文章。陈立旭等（2009）以浙江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从中提炼了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农村文化建设规律。朱启臻（2019）提出乡村价值体系理论，论述了乡村价值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王铭铭（1997）基于闽台三村的调研，探讨了村落文化与权力秩序之间的关系。阎云翔（2006）在东北一个村落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呈现了乡村社会私人生活的变迁，随着个体的崛起，公共生活却衰败了，出现了“无功德的个人”。王露璐（2008）运用道德社会学方法，梳理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传统与变迁，探讨了苏南模式的伦理之维，其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符晓波等（2012）通过实证调查，考察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乡村道德的变迁与现状，并提出了重建农村道德秩序的建议。孙秋云（2014）通过实证调查，呈现了电视下乡与乡村日常生活变革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大众传播与农民观念变迁提供了启发。

本书将乡村道德作为乡村文化的核心，采取道德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对乡村社会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进行全面考察，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资料分析，聚焦乡村文化变迁中的道德自觉，呈现了家庭义务、共同体义务与集体义务的非均衡变迁。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是影响乡村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城市化影响乡村文化变迁的途径包括劳动力商品化和日常消费商品化；二是发现了单向度的家本位文化，家本位文化表现出了超稳定性，其局限性是无法发育出公共性和主体性；三是提出了“义务自觉”的核心概念，乡村文化是义务本位的文化，构成了乡村文化重构的基础；四是提出了以乡村德治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建设整体方案，以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