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史9787200150407

自　序

我祖籍山东蓬莱，朋友戏言我是从蓬莱仙境走出来的。先祖地少土薄，不能糊口，来京打工。那时人力比畜力便宜，面粉作坊主用人力推磨，我的先祖在北京打工，就是干这种活儿。听祖母说，我祖父只有两身衣服，一身棉衣，一身单衣。冬天过后，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就成为夹衣，春秋时穿。入冬以后，再把掏出的棉花絮进夹衣，就成为棉衣，冬天时穿。至于夏天，只有一条单裤，穿脏了，晚上睡觉前洗一洗，天亮前干了穿上。一年或两年回乡探一次亲，往返三千里路，背着干粮，晓行夜宿，全是步行。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们兄弟，加上我的子女，已经五代人生活在北京。曾祖父和祖父，按照旧时习俗，青年来京，打工谋生，晚年回乡，百年之前，落叶归根。但从我父母双亲开始，不再回乡，叶落北京。我们就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对于北京人的生活、习俗、礼仪、文化，或听长辈言传，或经自身亲历，或读文献笔记，或从报刊所知，就我来说——对旧北京人的悲苦，是非常熟悉的；对新北京人的幸福，是满怀欢喜的。
我曾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西大街的北京市第六中学（习称“男六中”）读书，那时的体育课经常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参加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白天庆典游行，夜间提灯晚会。回忆当时，激情澎湃，如在昨日。一瞬之间，新中国成立已71年，我同祖国的前进相伴而行，虽然道路并不笔直平坦，却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经历、学志、职任、兴趣——凝聚到一点，写一本北京文化史的书。这本书，从何时开始写作的呢？
20世纪50年代，吴晗先生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事未竟而风浪起，留下半拉子工程。“文革”结束不久，当时主持编务工作的北京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室张习孔先生，和我是街坊，有时互相串门。他找我：“小丛书”缺《北京史话》，请您执笔。不便推托，应承下来。写完稿子，交中华书局编辑胡宜柔先生。胡先生满怀热情，极其认真，逐字逐句推敲，逐条史料核实。经过修改，《北京史话》于1982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烧炷香，礼众佛。3年后，北京朝华出版社马悦编辑，约我撰写《古都北京》，三磨四催，终于应允，我撰写文字，严钟义先生摄影配片。1986年，图文并茂的《古都北京》中文、英文版问世，后出德文、法文版。当时改革开放新政推行不久，中文译成西文的书很少，这本书图文并茂、印装精美，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书展上，分获两个奖项。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杨瑞雪社长、刘海涛主任之请，我和严钟义先生再度合作，将《古都北京》做文字修订和图片增删，以《中国古都北京》为书名，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英文版，分作特精本、精装本、平装本3种版本。此书，中国香港、美国相关单位给了两个奖项。2016年，朝华出版社王涛社长，又重新推出《古都北京》（修订本）的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
2000年，我撰写的《古代北京》一书，在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中华文化宝库”丛书之一。
2010年，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蔡赴朝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傅华等，共同主编一套“领导干部半日读”丛书，其中有约我写的《北京文化史举要》一书。这本书我不仅更加简明地梳理了北京历史的文脉，而且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提出中华文明是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所组成，并以三个千年变局为线索，对北京3000多年文化史进行重新梳理、分析与整合，重点论述自元大都以来，北京是中华文明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5种文化的中心。于此，我在2012年由北京出版社再版刊行的《北京文化史举要》一书中，做了简要的论述：

中华古代的文化发展，大体可以概括为五种文化形态：一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二是西北地区的草原文化，三是东北地区的森林文化，四是西部地区的高原文化，五是沿海及岛屿地区的海洋文化等。在古代中国，高原文化、海洋文化都具有重要地位，都对中华文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都没有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过主体的或主导的地位。而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都时间或长或短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据过主体的或主导的地位，发生过主体性或主导性的重大历史作用。

此后，2014年我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发表《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2018年4月，拙著《森林帝国》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我明确提出：北京是自元大都以来，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5种文化所组成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本书以上述观点为主轴，纵向以北京自有文字记载3000多年以来的三个千年、三大变局做经线，横向以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做纬线，经纬交织、彼此综析，阐述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产生、演进和发展的历史。
北京出版集团曲仲总经理约我以《北京史话》《古都北京》《古代北京》《北京文化史举要》等著作为基础，讲一讲北京文化史。于是，我重新研读文献、档案、文集、笔记、舆图、方志、考古、石刻等史料，吸纳60多年来北京考古新收获，论著新成果，参酌踏查笔记，补充所见史料，更新陈旧观点，进行分析综合，拙著撰写而成。
北京历史资料，浩瀚繁杂广博。据统计，朱彝尊《日下旧闻》参考图书约1500种，于敏中等奉敕纂《日下旧闻考》又参考图书约500种，乾隆中期后的著作尚未包括，满、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文相关著述和档案也未包括；另据统计，西方用英、法、德、意、葡、西、荷、俄、拉丁等文与北京相关著述约在500种以上，还有亚洲日、朝、越、泰等文的相关著述——总计当有5000余种，一人之力，难以穷尽。
本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还是以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为主线。这成为本书的一个特色。
本书于文化交流，花费较多的笔墨。除北京与亚洲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诸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外，对中西文化交流更多加以简要叙述。这成为本书的又一个特色。
本书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京师均列出一节该朝“文化殇鉴”，是因都城为当朝的政治中心。这也成为本书的另一个特色。
金无足赤，书无完书。一切事物，都是过程。一本书的出版，只是治学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下站风光，尚未看到。在本书研究与纂著中，如《尚书·大禹谟》所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鉴此，自警——谦虚敬慎，拾遗补缺，架构筋骨，丰满血肉，充实修正，苟新日新，彳亍前行，追求寸进。拙著也尽量如此。
是为自序。

二　迁都北京之争

后金—清朝的都城，先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清尊称兴京；一迁到辽阳，后清尊称东京；二迁到沈阳，后清尊称盛京；三迁到北京。清军进占北京后，都城是留在沈阳，还是迁都北京，当时有一场重大政治争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八旗军，驰抵北京，进朝阳门，入紫禁城，登临武英殿视事。六月十一日，多尔衮召集王大臣会议，议商定都大政。会上，反对迁都北京的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胞兄、英亲王阿济格等。
阿济格说：“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四十五。
]
多尔衮回答说：“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多尔衮说的“人心未定”，指的是北京民众盛传“八月屠民”、清兵要“放抢三日，尽杀老壮，只留孩赤”等流言。多尔衮摄政的当务之急，就是迁都北京，安定民心，并图进取，统一天下。所以，多尔衮上奏顺治皇帝，陈述迁都北京的理由是：

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　《清世祖实录》卷五。
]

多尔衮奏述迁都北京的理由：一是北京舆地形胜重要；二是辽、金、元、明四朝建都之地（辽为陪都）；三是位置南北约略居中；四是符合万民的意愿；五是便于进取中原；六是利于民和国安。
经顺治帝旨准，决定迁都北京，而以沈阳（盛京）为陪都。清没有采取辽朝五京、金朝六京、元朝三京的制度，而实行南北即北京和盛京的两京制。清廷以北京为基地，分兵南下，逐鹿中原，消弭抵抗，一统全国。十月初一，清顺治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焚，便登临皇极门（今太和门），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清初，多尔衮对故明宫殿加以保护和利用，这是保护历史文物的重大贡献。先是，大一统皇朝——秦、周、汉、唐、元、明、清等，除清之外，对旧朝的宫殿，或焚，或拆，或弃，或迁，只有清朝利用前朝宫殿。如果多尔衮下令焚毁故明宫殿，今人就不能看到明北京紫禁城宫殿了！

本书梳理了北京历史的文脉，而且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提出中华文明是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所组成。本书纵向以北京自有文字记载三千多年以来的三个千年、三大变局做经线，横向以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做纬线，经纬交织、彼此综析，阐述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产生、演进和发展的历史。本书是阎崇年先生在《北京史话》《古都北京》《北京文化史》等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以及踏查笔记等，撰写的一本全面介绍北京文化的著作，内容充实，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文化普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