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科的智库研究9787566324085

 董晓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校百强智库中国法洽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

导论

新型外语智库建设促进高校外语学科转型发展

理论篇

外语教育是现代化必备的文化基础——对印度语言教育的思考

语言教育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西方语言规划观对我国语言教育的启示

从“小龙虾”火爆，看产业学院办学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中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重要性

“中国英语”：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启示

法庭口译人才培养及其制度建设——美国法庭口译规范化的启示

语言政策构建国家认同——俄罗斯语言政策的调整及启示

高职单招：火热中要注重规范

民间力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推手

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突出多元融合

文化话语权事关国家安全

明确定位目标：大众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地方职教立法别只做“复读机”

法律翻译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Legal Translation Provides Chinese Sol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西方教育思想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高校外向型智库推进外语学科建设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

《论语》在俄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构建外语教育话语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语言战略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与启示

发展中国特色翻译学，唱响新时代中国声音

创新“一带一路”翻译人才培养模式

美国教育“平权”：道阻且长

重视《大清律例》英译本的研究价值

English Translation of Qing Legal Codes Influence Increasingly Studied

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高校智库建设：国际视野中的经验与启示

甲骨文表情包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破解博物馆文创“同质化”

《茶经》译介推动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

文创：传承传统文化的新兴载体

新时代学术评价要有“三新意识”

美国名校为何“嫌贫爱富”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ea Classic Promoted Chinese Tea Culture to World

翻拍剧要走出“毁经典”的怪圈

抓住“真文化”，而不是“假标签”

给高技能人才“事业编”，更要给其用武之地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事业新发展

“一带一路”与中国茶文化

品《茶经》：从功能到审美

网文多路出海

战疫有“智”：将疫情“危机”转化为课程思政教育的“契机”

《管子》的强国富民思想

在线教育，重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破“SCI至上”是对学术治理能力的考验

法律典籍翻译助推文化记忆建构

做好教师角色转变，应对人工智能挑战

谈谈中国法律典籍“走出去”

破除文科博士生评价“CSSCI”至上

正视对外译介过程中的跨文化误读

浅析德国基础教育中的劳动教育

……

实践篇

访谈篇

 《外语学科的智库研究》：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法治建设，以其富有逻辑力量的崭新的法治理念、健全的法制制度和鲜活的法治实践，鲜明地展现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传播的角度看，国家法律领域的话语体系只有通过国际传播才能争取国外公众的理解、支持与共鸣，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国法治国家的形象，也才可以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法国后现代学者福柯说：“话语即权力。”他认为，历史的塑造掌控于权力和知识的拥有者手中。长期以来，国际法律领域话语体系为西方掌控，发达国家既是世界法律话语的主产地，又是法律理念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塑造了西方法律话语霸权的现实图景。

 法律翻译是法律思想观念、法律语言文化、法律规范和法律文本的跨法系交流行为和跨语系交际行为，是我国法律话语体系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通过翻译，全面总结中国法治建设经验，在国际平台上传播我国的法律话语，展示我国法治发展的成就和方向，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我国法律话语体系的独特内涵，为应对纷繁多变的世界局势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有利于占据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道德制高点，最大限度整合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在决定国际舆论和学术评价走向方面掌握主动权。

 综观自近代起源的中国法律翻译史不难发现，法律翻译不同于其他实用文体的翻译。科技翻译、经贸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旅游翻译、政论翻译等诸多文体在内的应用翻译，均以信息的有效传递为根本目的，通过目的语言的流畅表达，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来实现语篇各自的功能目的。而作为实用翻译特殊分支的法律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更是一种跨法系的交流行为。表意的准确性、文体的正式性和词语的专业性成为法律翻译最主要的语言特征，这要求翻译者既要有过硬的语言功底，又要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和逻辑。当前，我国法律翻译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翻译人才。当然，必须承认，一个人精通外语或法律其中一门专业已经不易，如果两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且有丰富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确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外交流广度与深度的日益拓宽，世界对中国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大，中国各个领域前所未有地全方位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对更为有效、更深层次地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翻译工作特别是“中译外”（由中文译成外文）能力和水平确定了明确的新目标。因此，高度重视法律翻译工作，进一步提高法律翻译水平，推动中国法律话语“走出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应当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第一，推动中国法律话语“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从国家层面看，要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法律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高度，把提高法律翻译能力和法律翻译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长期、系统、战略性的工作来抓，从教育资源安排、学科设置、重大国家级翻译项目的策划、翻译事业与翻译产业的规划与管理、翻译水平评价体系与权威发布等诸多方面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首先，立法、司法、执法、外交、外经贸、外宣等部门要与学术研究机构紧密配合，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制定规范的法律法规翻译参考文本，确保翻译工作的权威性。其次，在高校及科研机构中进一步投入力量加强有关学术研究，注重法律和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着力推出一批既具有良好外语素质又了解不同法系特点，且有翻译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法律翻译专家。

 第二，推动中国法律话语“走出去”要解放思想，树立国际化法律翻译人才观。在思考“中国法律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时，要树立国际合作观念，团结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法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法律文化、传播中国法律话语“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传统偏见。为了让中国法律话语更有效地“走出去”，一方面要鼓励专家学者创造出更多反映我国现实状况的独创性成果，注重对中华法系传统法律文化中精华部分的研究和借鉴，明确我国法律领域独特的价值和理念，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认可并扩大传播。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一流翻译学院和专业法律翻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法律翻译研修学院，加大对包括海外汉学家、法学家、翻译家在内的“中译外”高端法律翻译人才的研修培训和继续教育，提升他们对中国国情、中国法律文化的认知水平和对中外文化与语言的驾驭能力，研讨解决他们在跨文化交流和双语翻译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不断提升“中译外”法律翻译高端人才的素质与水平，并由此建立起中外法律翻译专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紧密合作的机制，拓展高端“中译外”法律翻译人才队伍的内涵和外延，为中国法律翻译、法律话语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丰厚的资源和扎实的基础。

 第三，推动中国法律话语“走出去”，要加强对法律翻译队伍建设和法律翻译事业发展的统筹规划，特别是加大对“中译外”法律翻译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和支持力度，通过组织、策划更多的国家级“中译外”法律翻译项目，广泛吸引和凝聚海内外汉学家、法学家、翻译家的积极参与；通过制定、完善、规范法律翻译产业与法律翻译事业发展相结合的标准与条例，建立中译外高端法律翻译人才遴选机制、优秀法律翻译作品评选机制以及“中译外”初译、译审、定稿机制等一系列高端法律翻译工作机制，为鼓励更多高素质人才长期投身“中译外”法律翻译事业，激励高端法律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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