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9787030549624

目录

导论　1

第一章　惊涛骇浪：临界点的诗学秩序　9

第一节　阿垅的主观诗学　10

第二节　沙鸥：主体的消失与政治的权威　27

第二章　仪态万方：现代新诗的自由美学　36

第一节　艾青的自由诗理论　37

第二节　臧克家的半自由诗理论　54

第三章　戴镣跳舞：现代新诗的格律理论　70

第一节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71

第二节　卞之琳的格律理论：诗歌的“顿”与“两种调子”　84

第三节　林庚的典型诗行格律理论　94

第四章　情事两宜：抒情与叙事的面纱　104

第一节　“抒人民之情”与抒情诗理论的兴盛　105

第二节　沈仁康的抒情诗理论　115

第三节　安旗的叙事诗理论　125

第五章　激情癫狂：新民歌的理论话题　135

第一节　新民歌的发动：政治号召与诗人集体人格　136

第二节　开一代诗风：民族化、群众化、革命化诉求　140

第三节　重估新诗史：脱群众与洋八股　147

第四节　限制的有无：从侧面分歧到概念合流　153

第五节　主流与支流　159

结语　164

后记　166

导论

 中国新诗在曲曲折折中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经历过的人和事，诸多诗人的回忆录、口述史、笔谈等都有或细腻或壮阔的记录，专业的学院派研究者也写出了各种风格的新诗史。一段时间以来，百年新诗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虽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但是产生了不少成果。作为老一代诗评家的重要代表，吴思敬在21世纪初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百年新诗理论宏观走向的论文，比如，《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途径》《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标志着他们这一代人正在朝着更系统地总结新诗理论的方向努力。其实几乎在同一时间，吴思敬开始的有关新诗传统的思考，也代表着他在对新诗理论做更深层的梳理。对新诗传统的总结，尤其是建立在丰富材料基础之上的“粗”线条的总结，其实就是对新诗理论浓缩的理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关于新诗理论批评的研究正在走向细致和深入。许多重要诗人的理论主张得到深入开掘，胡适、刘半农、闻一多、郭沫若、俞平伯、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孙大雨、梁宗岱、朱自清、朱英诞、叶公超、朱光潜、袁可佳、郑敏尤其得到研究者的青睐；与个案诗学主张研究相比，某些重要也更有概况性的诗学理论话题正逐步被深入探讨，如抒情与叙事、自由和格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学等。

 地基初已坚实，大厦将盖已成必然。撇开“店铺”式诗论家散体式介绍不谈，进入21世纪，伴随着时间的压力及类似于经济发展中“中国模式”的焦虑，宏观扫描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百年轨迹也就蔚然成风，先后产生了潘颂德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常文昌的《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杨四平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吴思敬2016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下），这部鸿篇巨制对中国新诗理论进行了*新的总结。学者曾评价“《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是到目前为止规模*大、内容*全、*为系统的新诗理论史研究著作，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然而这些理论著作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总体设计的原因，都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的诗歌理论给予充分的阐释。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新诗理论与批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系统化的研究著作，而对夹在这中间的诗歌理论却少有独立的著作研究。

 本书选定1949—1966年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为描述对象，也就是说包括对新诗理论的嬗变和批评的状态的考察。实际上，这两者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要截然分开是困难的，它们互相生成、互为动力、互相支持。因此，论述起来虽然各部分各有重点，或重于理论，或重于批评，但往往行文中两者交融在一起。

 这一时期的新诗创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相比，无论外部环境还是自身的风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诗批评也面临着新的语境。共产主义理想、阶级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成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思维逻辑。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大都无意识地把这种思维逻辑内化为自身的血肉，作为先在的思维框架。文学场域作为各种意识形态聚居之地，必然成为斗争和争夺的对象。这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各种现实政治任务，要求文学自觉地为其服务，正如周扬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上所说，“文艺作品必须揭发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以感想代政策，对文艺创作来说，是有害的”。其实，绝大多数作家都自觉而高兴地接受这个使命，纷纷反思过去的创作，告别过去，响应党的号召。文学创作和批评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体化、同质化。

 新诗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一些诗人告别过去，去拥抱新的诗歌“规范”。有人这样概括1953—1957年诗歌发展的状况，“诗歌表现的情感领域走向单一”，“诗的个性化程度削弱和模糊”，“诗歌把握世界的艺术方法比较单一”。其实用这些话来概括我们要讨论的改革开放前的诗歌发展状况也是比较适合的。与此相似，这期间诗歌批评也呈现出方法单一、个性模糊的面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方法占据了绝对的地位，而且往往被庸俗化地扭曲。诗歌批评往往粗暴地把作品、作家身上体现的一般思想情感倾向与不同社会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把诗歌呈现的诸多审美性的因素分别与不同社会政治方向联系起来加以批判。一系列诗歌批判事件就这样发生了。政治性话语对诗学审美性话语的强制制约力空前强大，诗学审美性话语只能寻找可能的缝隙以获得生命。其间，诗歌理论与批评在政治性话语的强大影子中也越来越趋向一体化和同质化，其中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很微弱。

 正因为这17年的新诗理论与批评的整体面貌呈现出一体化和同质化的趋势，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未采取分阶段的办法。分阶段论述对这一时期的新诗理论与批评发展来说，并不能准确描述内部的演变脉络，其内在发展本身没有呈现应有的明晰的内在诗学阶段特征。鉴于此，本书主要以理论问题为基本的逻辑框架展开论述，具体展开时主要围绕新诗发展的形式问题。所有艺术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获得独有的形式感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内容，音乐、绘画、戏剧、电影、摄影、雕塑等都是如此。在文学的各种门类中，与小说和散文相比，诗歌是更追求形式感的；因为仅仅从一般的社会内容容量来说，诗歌并没有任何优势，甚至可以说劣势太大了。为了回避这个劣势，或者说为了平衡这个劣势，诗歌只能加强自己的形式感。中国古代的诗歌主流是“格律”诗，各种“格律”要素的鼎革演变，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五四新诗革命后，中国诗歌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是：所有外在形式都被打破了。

 胡适1917年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其中，“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讲的是内容；“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讲对仗”讲的是形式；“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讲的是内容也是形式。也许主要是谈“文学”的革命，胡适并没有将“形式”的因素提到应有的高度。三年后，胡适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谈到文学革命时，对文学形式的认识发生了一点点变化。

 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也许是三年后认识的调整，也许是为了讨论诗歌革命的需要，胡适在这里将“文的形式”抬到了文学革命的首要位置。在这个结论下，新诗的运动或者说新诗的革命路径必然是“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具体展开大约分为两个过程：其一是“古诗体（近体诗）的非格律化和白话化”；其二是“诗体的散文化”。第一个过程的本质是脱掉近体诗的平仄并将语言白话化，而诗句仍然以五言、七言为主，而第二个过程是将五言、七言的诗句打破。至此，新诗完成了自身的彻底革命，成为真正的“自由”诗了。这种自由诗将（近体诗）千年来形成的各种形式（感）抛弃了。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了形式（感），如何写诗歌，或者说诗歌如何获得新的展开可能性？在这个大问题下，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重新考量。比如，新诗还要不要形式？近些年来围绕诗体的重建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各种诗学讨论甚至具体的方案，与此针锋相对，维护新诗“自由”本质的声音也不绝如缕。

 在本书要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时间中，新诗的形式问题以一种特殊的面貌在写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中得到呈现。*高领导者的介入更是使这个问题的探讨变得愈发复杂，本来可能的多样性讨论路径就少了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由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内在要求广大群众高度参与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为了更好地组织这种几乎是全员参与的社会政治实践，国家动用了各种意识形态工具，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诗歌也必然被裹挟进社会的大洪流。诗歌要更好地完成这个服务任务，必须考虑其服务对象。诗歌的形式必须为广大群众所认同。但什么样的诗歌形式能更好地服务且被认同是众说纷纭的。这样，诗歌的形式问题就浮出水面了，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论甚至斗争不断发生。具体的诗歌形式问题又包括诸多方面，如押韵的安排、顿的安排、节的安排等，但总的来说，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诗歌的自由与格律。这是本书要讨论的第一条问题主线。现代新诗到底在自由与格律之间怎样取得平衡，各人的艺术经验不同，各有各的看法。有人主张自由体，如艾青；有人主张半自由体，如臧克家；有人主张格律体，如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后面的相关章节分别评述这几家代表性的诗学观点，以期对理论问题有一定的关注，又对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的观点有整体的把握。

 本书第二条问题主线是关于抒情诗与叙事诗的理论。抒情诗与叙事诗作为诗歌中两个*基本的文类，在当代表现出了新的时代风貌；时代也对其提……

该书研究1949-1966年的现代新诗理论与批评的状况，包括一些理论话题、理论与批评的运作形态、一些重要的理论批评家。

《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研究了1949—1966年的现代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历史状况。政治与诗学的紧密纠缠，形成了这时期诗学理论与批评复杂而又单调的特殊光谱。

 《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从两个方面来切入因政治与诗学的矛盾运动而产生的特殊时代诗学光谱，即以阿垅、沙鸥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时代大转折中诗学家的复杂诗学思想调整和诗学体系回旋；诗学理论家在复杂的时代政治诗学氛围中如何回答诗歌的基本问题，包括艾青、臧克家对新诗自由的相异理解，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对新诗格律的不同回答以及沈仁康、安旗对新诗抒情与叙事的各自阐释。特别关注历史情境与诗学生成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的方法论视野。

该书研究1949-1966年的现代新诗理论与批评的状况，包括一些理论话题、理论与批评的运作形态、一些重要的理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