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技术创新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9787550444294

1绪论1.1选题背景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工业革命是人类经济史上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2013）的统计数据，18世纪之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基本是平缓的，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即处于“马尔萨斯式”的贫困状态。然而，在1800年左右，世界经济增长率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开始加速上升。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见证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公元1820—1870年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0.93%。尽管只有不足1%的增长率，但是这个增长率从0.32%到0.93%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到了2000年，世界人口数量超过了60亿，增长了20多倍，人口的年增长率超过1%，比20世纪70年代增长率最高峰2%略有下降，而人均收入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公元元年60倍。正如新增长理论奠基者之一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指出，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使得关注增长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变得更为重要。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快速腾飞，而发展中国家则继续陷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当时的清政府封建保守、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电气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电气发明、内燃机和新型的交通工具以及通信手段的发明等，当时的中国受到列强侵略，国内大小战争不断，根本就不具备从事经济建设和技术发展的环境，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没有赶上，从而形成在经济收入水平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根据Madison（2013）的历史统计数据，在公元1000-16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至于经济规模，1820年时占到世界的1/3。而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国家的行列中，其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以及人均收入水平都一路下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将其称之为“李约瑟之谜”。文贯中(2005）对“李约瑟之谜”重新进行了表述：第一，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14世纪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在近代却再度落后；第二，在历史上为何中国仅在实用技术领域领先于世界，而现代科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之中。那么如何准确地回答“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之谜”，需要我们从一个很长的时间期限内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解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选择了以投资带动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衰减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原有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而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3%。随着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幅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会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这也从客观上决定了传统“人口红利”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两孩”政策，这对于改善中国人口结构，应对日益凸显的人口老龄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技术创新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科技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其中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一般达到50%以上，技术的对外依存度一般低于30%；而中国尽管科技进步贡献率在50%左右，但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最严重的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这说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自主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因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