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9787100195614

侯格睿（Grant Hardy），北卡罗莱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1961年3月7日出生。1984年获得杨伯翰大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为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文献。侯格睿（Grant Hardy）与华兹生（Burton Watson）、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被誉为美国《史记》研究三君子，他们分别撰写的三部史记研究论著堪称该领域奠基之作。侯格睿是北卡罗来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与宗教研究教授和人文项目主任。他在杨百翰大学获得古希腊文学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侯格睿教授因为他的教学和学术获得了大量的奖项和荣誉。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他获得了2002年艺术和人文学院杰出教师奖，并在2009年至2010年被任命为Ruth and Leon Feldman Professorship教授。他还获得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并参加了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世界有名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侯格睿教授著述、合著、编辑了6部著作，包括《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牛津历史著作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第一卷，等等。此外，他还为《世界百科全书》（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撰写或修改了大部分关于中国古代的篇章。丁波，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尤其在《史记》方面用力最多。在《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学术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史记?将相表倒书考》等学术论文20余篇。

第一章历史的意义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一组秦代（前221一前207）1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都是这一类型秦墓中的典型文物：青铜器、漆器、陶器、玉器和丝绸，这些物品都被放在棺椁四周的小木箱中。在睡虎地秦墓11号墓坑中的棺椁被打开后，考古工作人员惊奇地发现，棺椁主人身边紧凑的空间中竟然有1100多片竹简。墓主显然是一位文人，陪葬品是他生前用过的竹简。不幸的是，竹子比原来把竹简串在一起的绳子更耐用，11号墓墓主残存的骨架好像在一堆狭长而散乱的竹简中游动。幸而这些竹简上的文字大多清晰可辨，并最终被重组成十本法律文书。

为什么有人愿意将书作为陪葬品呢？这种行为在早期中国似乎相当普遍，至少在知识阶层是这样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陪葬的书并未能被保存下来。在自1949年以来被发掘的近10000座汉代（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墓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出土了写在竹简或丝帛上的文本，这些文本从哲学类著作如《道德经》《孙子兵法》到儒家经典如《诗》《易》，再到历史类著作如《战国纵横家书》，再到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与医学、占卜和哲学有关的文献。①由于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那些埋葬死者的人一定认为，这些书或者能纪念刚刚结束的生命，或者能以某种方式帮助逝者的灵魂进入他或她的来世之旅。人们不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逝者生前用过的书，就把它们扔到其墓葬中。在当时，有读写能力的人不多，书更是稀缺品，墓葬中出现的文本，和其他陪葬的精美的青铜器和漆器一样，都属于贵重物品。

作为贵重物品，书籍的价值足以显示子女对去世父母的敬重程度，它们和精美的棺椁及陪葬的马车一样，都衬托了墓主的地位。陪葬的书籍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所记载的内容是其他陪葬品所无法比拟的。关于占卜和宗教的经文，可以指导灵魂穿越未知的领域，就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铭旌和可能是哲学或者医学的文献，这些东西为逝者提供了一种获得安宁和平静的自然力量，它能帮助他们在从此岸到彼岸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在古代墓葬中经常会有刻着如TLV字的青铜镜，似乎也有这样的功……

刀剑与笔锋的碰撞，文人的较量。 秦始皇称霸青铜帝国，司马迁书写《史记》叙事，谁才是那个定义世界的征服者？

译后记 丁波 司马迁对阵秦始皇，虽不似秦琼战吕布一样无稽，但多少也会让读者诧异。美国学者侯格睿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司马迁与秦始皇争夺世界的画面：“两个人实际上参加了同一个比赛。他们都试图通过重新排序历史、命名和分类以及控制话语的基础来定义世界。”在这场比赛中，秦始皇凭借力，而司马迁以道德重建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借助《史记》赢得了比赛。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定义世界”。侯格睿是美国当代《史记》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是北卡罗莱纳大学艾塞维利分校的教授。 1988 年，侯格睿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史记〉中的客观和解释问题》（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h Chi）。1999 年，侯格睿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其关于《史记》研究的代表作品。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汉学界有较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与华兹生《司马迁：中国的历史学家》、杜润德《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齐名的当代美国《史记》研究重要成果之一。 该书的结构和各章的具体内容，侯格睿在“前言”中有简要的概括，读者可以容易地获得全书的梗概，此处不赘述，我们将目光聚焦侯格睿组织的司马迁与秦始皇的比赛上。司马迁与秦始皇的比赛，结果显而易见：司马迁的竹简世界终战胜了秦始皇的青铜世界。侯格睿客观地评判了这场比赛。秦始皇以武力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帝国后，“试图通过思想的重组使他自己的合法化。他试图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范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定义世界”，即由他来定义理解和判断世界的术语。“在重新命名的狂热中，……一个新世界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新的名字，它们都来自秦始皇。”不幸的是，司马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消除了秦始皇的努力，“司马迁写了一段历史，其意图是点对点消除秦始皇的意识形态结构”。 《史记》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因为它不仅讲述了过去的故事，还试图以象征的方式代表过去。像秦始皇的陵墓一样，《史记》是一个宇宙模型，一个写在成千上万片竹简上的世界。事实上，《史记》是一个终被证明胜利了的竞争模型。秦始皇他的政治手段来塑造一个没有历史的新世界，但终他被迫只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创造的宇宙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这场不同寻常的比赛中，“历史学家——而不是皇帝——是天地之间的真正联系”，司马迁的胜出也自然毫不意外。为什么秦始皇、司马迁都选择以历史作为定义中国的手段呢？侯格睿认为“祖先崇拜、儒学和主义都促成了在中国文明中历史思想的盛行”，“明显的是，中国人不同寻常地将历史作为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的源泉”。司马迁不仅把《史记》作为他历史观的代表，“而且也以的字面方式代表了世界本身，通过它的存在，寻求改变那个世界”。作为客观世界的模型，“司马迁的历史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用写实的笔法记录普通因果关系的具体话语和行动，旨在以这样的记录影响世界。《史记》是用这样具有表演感和仪式感的语言呈现这个世界。通过《史记》中的命名、归类和排序，司马迁给予宇宙本身一种特定的结构”。《史记》五体结构的灵活发挥了重用，它允许司马迁在不同主题下，灵活取舍史料，既保证了客观，又能发挥历史的道德教能。司马迁希望他的读者在他的模型指引下自己去理解世界。侯格睿相信，读者即使在模型的指引下找到了理解世界的妙门，也不会离开司马迁，这也是司马迁在中国历鹤立鸡群的原因所在。司马迁的世界模型能够发能，也离不开他的叙事艺术和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这也是模型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侯格睿通过《孔子世家》的叙事分析指出，司马迁关于孔子一生的描述，折射的正是司马迁自己的人生际遇。司马迁通过描述圣人，也了他与圣人的距离。遭遇坎坷，通过著述获取后世的认可，这是孔子和司马迁共同的命运。司马迁认为这也是历史的价值，通过历史学家的努力，让那些被埋没的圣贤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天道。天道，不应被局限在一个短的历史时期。伯夷叔齐虽然没有善终，但他们被孔子从尘埃中打捞出来，被后世敬仰，这是天道。司马迁自己正在遭受的坎坷，也必将通过《史记》得到应有的澄清。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不惜承受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为何如此急迫地选择这样激烈的对抗呢？侯格睿也给出了他的分析：司马迁发现，他的竞争对手秦始皇从骊山帝陵中复活了，他在汉武帝身上附体了。他们是如此相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辙，甚两人对的追求也不谋而合。司马迁被恐围着，他要完成《史记》，完成世界模型的构建，否则，他与秦始皇的竞争，终将败在秦始皇的孪生者手上。当他的描述突出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之间的相似之处时，读者认识到这两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相同的批评适用于二者。《史记》的结构允许司马迁将二者匹配。侯格睿把《史记》五体结构下呈现的竹简世界，与秦始皇陵中呈现的微缩的青铜世界作为两个具象对比。秦始皇在地下复刻了自己统治的世界，他试图借助祖先精神对后世的控制，通过地下这个微缩的帝国，万世统治人间。可悲的是，随着秦帝国的灭亡，秦始皇陵也遭到破坏，他的野心也被司马迁曝光。而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后世膜拜的经典，不断被研究阐发，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愿望被光大。侯格睿之所以将司马迁的《史记》看作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秦始皇乎模型的结构给了他颇多灵感。过去的研究成果对《史记》五体结构能也有足够关注，但鲜有将其上升到客观世界模型的层面，严谨的中国学者更不会将《史记》与秦始皇陵类比，这些给侯格睿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侯格睿发现了司马迁的野心，司马迁害怕汉武帝重建秦始皇的世界，不惜承受腐刑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将秦始皇拉回了他试图否定的历史序列中，接受历史的评价；他通过记载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贬的叙事手法，将汉武帝置于秦始皇评价体系之下，完成了竹简世界体系的构建。 中国文化中，“野心”不是一个褒义词，鲜有学者将这个词用在司马迁身上，侯格睿很仰慕司马迁，把他看作孔子一样的圣人（美国学者杜润德在《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中甚将司马迁称作“孔子二世”），他认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有征服历史的野心，并无贬义。在他看来，司马迁不仅战胜了秦始皇，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关于道德世界的创建，而且塑造了秦始皇和孔子在历史中的形象。司马迁以这样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与秦始皇的竞争。《史记》是百科全书式著作，任何一个纬度的解读都有其合理，侯格睿从“正名”角度切入，把司马迁的著史看作他与秦始皇争夺古代中国的定义权，让人耳目一新。在侯格睿看来，孔子、司马迁借助道德教化改变世界，他们实现历史道德教化的手段，是“正名”，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将历史的道德教能发挥到。较之于《春秋》，《史记》庞大的结构，五体之间的配合，本身有寓意，什么样的人入本纪，什么样的人入世家，在史料取舍、排列及叙事手法上有足够的空间，使司马迁能够尽情发挥。它建构的客观世界的模型，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帮助司马迁战胜了秦始皇，赢得古代中国的命名权，它也是司马迁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工具。侯格睿相信，司马迁通过《史记》理解世界、改变世界，他希望他的读者——那些能真正读懂他著作的人，能和他一起在《史记》所构建的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中，找到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选择了“遁形”，读者在一个看不见的向导的指引下，与司马迁共同探寻古代中国，并从中获得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微观模型，并让模型获得了的生命力。《史记》之所以成为经典，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这是根本原因之一。《史记》传世今，已有两千多年，历代关于《史记》之注释、选本及研究汗牛充栋，是 20 世纪以降，海内外关于《史记》的专著及论文更是蔚为大观，侯格睿作为汉学家，对《史记》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经典有如此宏观之概括，确实值得钦佩，这也是激励我动笔翻译的动力。 侯著怎样读《史记》，本文评介到这里。后本文要给读者提出一个警告作结束语。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理论，它都有一个适用的角度，过了度，真理成谬误。侯著的“阅读”方法过度运用可能出现悖论。例如“历史之网”对魏豹的“阅读”作了过度解读。侯著集中了魏豹在《史记》不同模块上的历史碎片，说是五个不同的版本，是过度解读生出的悖论。所谓五个版本，指魏豹降汉、背汉、被汉将韩信俘获，这个过程，各个时间点、背叛情节，在《史记》五个篇目中记载不同。这五个篇章为：《魏豹彭越列传》《高祖本纪》《外戚世家》《淮阴侯列传》《秦楚之际月表》，侯著依次称之为版本1、2、3、4、5。检索这五个版本，按编年法整理成一个版本，如果前后协调一致，那是一个版本，五个版本的说法不成立。表的模块是司马迁首先完成作为全书写作的提纲，《秦楚之际月表》这一版本对魏豹的降汉、背汉、被汉俘获有着明确的记载，摘录如下： 汉二年三月，魏豹“降汉”。（引号内为表中文字） 四月，高祖“王伐楚彭城，坏走”/魏豹“从汉伐楚”。 五月，“王走荥阳”/“豹归，叛汉”。 六月，“王入关，立太子，复如荥阳”。 九月，“汉将信虏豹”。 《魏豹彭越列传》： “汉王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败还，荥阳，豹请归视亲病，国，即绝河津叛汉。” 按：魏豹降汉、从汉伐楚，在汉王渡临晋时，套入表中，即在汉二年三月；魏豹向汉王告假归国在“汉败还，荥阳之时”，套入表中，即在汉二年五月或六月。其间，汉王一度入关请救兵，魏豹告假，或在汉王离荥阳之时则在五月，或在汉王返荥阳时则在六月。 《高祖本纪》：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豹将兵从。六月，……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淮阴侯列传》： “汉之败却彭城，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豹，信遂虏豹。” 按：这两个版本套入表中，得到完整的编年序事：魏豹在汉二年三月降汉，将兵从高祖伐楚，四月高祖从彭城败还退荥阳，安排诸将阻击项羽，高祖入关请兵，六月返回荥阳大败楚兵。六月，魏豹告假归国，反汉。汉王派郦生说魏豹归汉，豹不从，其时当在七月。八月汉王遣将韩信击豹，九月虏豹。《外戚世家》的记载只是补充魏豹叛汉的一个原因，不必引录。 上面的对照可以看出，《史记》对魏豹的记载，只有一个十分协调和完整的版本，根本不存在五个版本。其中《高祖本纪》记载“三年，魏豹谒归视亲疾”，与《秦楚之际月表》在“二年”，整整差了一年，这难道不是两个版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只要看看上下文的语境，这“三年”二字是《史记》在流传中发生的讹误。“三年”前面的文字，记录汉王在京索间的大捷，“三年”后面的文字，即记录魏豹告假归国，按《秦楚之际月表》《魏豹彭越列传》《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均发生在汉二年六月，中间怎么会突然插入“三年”二字呢？再对照下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按逻辑，“三年”后的“其明年”是“汉四年”。而张耳为赵王是在“汉三年”，因此这“其明年”之前的“三年”二字乃“二年”之讹。当然，也可能是错简，“三年”二字是在“其明年”之后，属下一段文字的开头。我们把“二年”代入原位置，或把“三年”移动在“其明年”之后，上下文豁然贯通。如果找不到版本证明，通过上下文的语境有如上述，在校勘学理论上叫理校。必须先完成这一步校勘再作历史分析。侯著把一个文本讹误导致的历史碎片，当成了司马迁特意为之的历史碎片，因此所作的“阅读”，即为悖论。 这个例证在侯著中是大醇小疵，也许是作者的一个偶然失检导致的。此处为何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阅读”这个“小疵”呢？因为它有着的警示意义。一个不真实的历史碎片，可以导致重大的历史判断失误。这一例证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严谨，他采择的历史碎片，乃“塑造”的历史碎片都是真实的，或者说原型的。正如班固、刘向、扬雄所评价的那样，司马迁序事，“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