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前言我于23年前开始研究智库。那时皮尤慈善基金会(PTC)的几位同事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在智库上投入大量资金。当时,皮尤基金会每年花费约1100万美元用于公共政策研究。这个简单的问题促使我去探究智库和智库思想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智库和智库思想值得我们的支持。1983年,美国的政治和政策建议领域仍以进步年代的观念来界定自身,即知识应被用来影响政府决策。此后,随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衰落、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政党政治的兴起和“9·11”事件之后的新挑战,独立非营利研究机构或智库的工作环境及其概念范式和组织范式都发生了的改变,在美国尤其如此。不断加快的信息交流和每天轰炸我们的海量信息,使决策者和大众更加难以获得对当代问题的全面了解。人们更加需要智库来弥合以下领域之间的鸿沟:思想领域与政治领域;原始信息与相关数据;学术研究与政策相关性;媒介与资讯。然而,随着运作环境的变化,智库作为评论家、分析师和顾问来发挥作用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美国智库与政策建议:学者、咨询顾问与倡导者》旨在记录和分析这些变化,同时对美国1700多家智库在政治、公共政策和治理能力领域的影响加以探讨。在全美20家很好智库主席的合作和支持下,本书深入研究了美国智库的政治和思想生态,且从一个业内人士的角度,分析了智库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自我1991年完成博士论文《公共政策研究行业中对金钱、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以来,世易时移,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最初的承诺和目标不得不加以调整。20世纪初期以来,在选定政策议题和提供分析方面,为数不多的精英智库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过去的20年中,智库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随着智库“产业”的不断壮大,这些组织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从提供客观的学术研究转变为传播专业化和行动导向的政策评估,而后者旨在影响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首先,我研究了美国政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为智库从最初的创立到持续的大幅增长提供了可能性。我还发现,除其他因素外,美国的分权和多元化政府结构也推动了智库产业的发展。此外,即使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对政府和政策制定而言,智库及其研究成果仍然是有益的补充。显然,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渗透性、分权化和多元化性质,即一些人所描述的“美国例外主义”和“过度多元主义”,推动了美国1736家智库的发展和多样性。其次,根据智库的组织结构及其提供建议和影响公共政策的策略,我尝试着对美国智库进行分类。为了区分现代智库,我对独立智库进行了下述分类:研究多样化型与研究专业化型智库;受托/合同研究组织型智库;倡导型智库;政策企业组织型智库。对某些最有影响力的智库进行分类时也考虑了政治倾向因素,以显示智库在整个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另外,本书还简要讨论了隶属政府和政党的智库,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美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根据以上分类,我提出了一些方法,用以检验智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的实际影响。其中一些指标包括了智库的资源规模、受众范围,以及被政策制定者纳入考虑范围的政策建议数量。研究表明,尽管在智库所言与政策制定之间找到一定的因果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智库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尤其体现在政策辩论的早期阶段。此外,我就资金对智库议程、智库研究战略及智库效率的影响展开了讨论,并在书中展示了美国很好智库资金开销情况的图表,图表中的数据源于我对这些智库展开的一项调查。该项调查为本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根据该调查结果,尽管所有政治倾向的智库和所有类型的智库都拥有相当可观的预算,但仍存在一定差异。在概述了美国智库行业格局和讨论了该行业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之后,为确保智库有效性和促进智库建言献策,我提出了若干建议。此外,为保障这些机构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高质量,我认为周期较长的资金支持和相关标准的采纳是必要的。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20家美国很好智库主席所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就智库的作用、价值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论文还讨论了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包括党派政治;倡导自由团体和倡导保守团体的发展;资助政策研究的挑战;专业化智库和“527免税组织”的发展;捐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短期导向;全天候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的崛起)。这些环境因素改变了智库提供分析和建议的市场环境。论文内容阐述了过去15至20年间各类智库的情况,并强调了智库这一机构群体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最近出现的两极化趋势和政治结盟压力。华盛顿特区和公共政策进程的政治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思想竞争成为美国民主经验的标志,当下的党派偏见亦达至“狂热”状态。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征募智库来提供弹药,似乎成为现在许多政治家的所思所想。党派政治和“思想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党派机构也变得更加普遍。其结果就是政治光谱的两极趋势,形成一方是自由主义组织而另一方是保守主义组织的两分法,中间则是少量的中立组织。因此,在审视某一议题的一系列想法、意见和政策选择之时,越来越难找到客观的分析。许多人认为智库的主要责任是为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建议,而本书中的章节会阐明智库的其他作用,例如,提供辩论场所,通过政治对话来发现真正的问题,对构成公共政策的问题进行定义,为各种政策选择提供支持,以及拓展政策选择的范围。作为创始人,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James A. BakerⅢ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的爱德华·杰雷吉安(Edward Djerejian)提醒道,“很少有智库思想能够一举成为公共政策。通常而言,思想更有助于全国性辩论,从而间接影响政治气候。有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这种持续影响的可能性,为我传达以下重要认识提供了动力,即智库是什么、智库的作用是什么,以及智库对政府和市民社会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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