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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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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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晞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ISBN9787550711211
出版时间2014-08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2元
货号2982607
上书时间202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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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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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晞，原籍山东蓬莱，1955年生于北京。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同年供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1996年调任文化部图书馆司，任文献资源处处长。1998年起在深圳图书馆任职至今。现任深圳图书馆馆长，深圳市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馆学报》副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公共图书馆》杂志主编。文化部优秀专家，深圳市政府津贴专家。
多次领衔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曾荣获文化部首届“中国文化创新奖”。正式出版专著十余部、译著两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目录
第一章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
福音书、炮舰和图书馆
冲破藏书楼
新型图书馆的问世
第二章 天下之公器
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
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功用
深圳图书馆是怎样炼成的
自助图书馆的故事
第三章 天下万世共读之
大阅读时代与图书馆
数字阅读与纸本阅读
阅读推广与阅读指导
第四章 图林清话
自助图书馆·匏瓜·拉菲酒
且唱新翻杨柳枝
天条、天职及其误读
三个故事一条宗旨
我有一个职业梦
小小橘灯照书香
“十批”是否好文章
深浅阅读谈
“读书表格”二则
文化的身边与身边的文化
门外汉字谈
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
第五章 访谈录
图书馆，公共了吗？
官拜镇书将，风流十万年
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唏先生
内容摘要
这本《斯文在兹》的作者吴晞是当代中国图书馆界杰出的代表人物，有着丰富的著作和精辟的见解，这部专辑是从他几十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分为现代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公共图书馆面面观、阅读，请到图书馆、图林清话四个部分。作者认为图书馆就是“天下之公器”，这种提法高度概括了图书馆的理念、
精神和本质。图书馆这个“公器”理应成为保障公民教育、文化、信息权益的利器。本书是图书馆从业人员和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图书馆史的相关内容，不仅适合于图书馆专业工作者，对社会民众来说，也是一种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精彩内容
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我国古代藏书的场所称藏书楼，近代以来新型的文献收藏机构称图书馆。这是通常的说法，也是图书馆史研究的专业术语。
细究起来，将我国古代的文献收藏称之为“藏书”似乎更为恰当。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这就是藏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就相当于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然而，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实际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得多。据传说，上古伏羲氏画八卦始有文献，黄帝时已有分掌文献的史官，夏代也有负责图籍的太史。《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都是远古文献的名称。上古传说固然渺不足征，但至迟在商代，即已有了可以确信的各类藏书：本世纪初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献，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实物；《尚书》中关于商代“有典有册”的藏书记载，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在周朝，周王室藏书的历史也远早于老子，文献也不仅限于周王室所藏。可以断言，我国古代的藏书，远在华夏文明初始的年代即已发端，并伴随了古代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之始终。
“藏书”一词，实际上便是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总称，也是前人的一贯说法。例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1]，“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等诸多记载，便是例证。
至于“藏书楼”一词，则是一种较为晚出的说法。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确切考定，但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
据《新唐书·李鄌传》记载：“……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唐朝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
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以“XX楼”、“XX阁”的雅称，就是一些没有多少文献收藏的士大夫们，也常常为其书斋取个藏书楼的名号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就是近代问世的一些早期新型图书馆，往往也标之以藏书楼之名，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在中国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Library，另一个是Bibliotheca。Library源自拉丁
语的Liber，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Libraria，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Libraries。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Library。而Bibliotheca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os，即书籍，由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的希腊语读音而来。后来对于存书的场所，希腊语叫Bibliothek，拉丁语则称Bibliotheca，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在拼法上有些小差别。
对于Library或Bibliotheca，中国人最初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ソー）”，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年9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藏书楼”称之者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藏书院”等。据目前所知，在20世纪之前只有1897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使用了图书馆的名称。从20世纪初年起，使用图书馆一
词的文献和机构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1900年9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
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3]。
这是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便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楼的主管人也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正式官方藏书机构。但由于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在先，所以改名后人们仍习惯以旧名称之，使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这一正式名称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直到1904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标之以图书馆之名。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奉旨筹建，清政府又随之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了下来。学界普遍认为，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产生的标志。[4]厘清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含义及其关联与区别，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史实：中国古代的藏书、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亦即“西风东渐”的结果，不是“中华古已有之”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献保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连贯的文献大国，藏书楼则是这些文献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催生出新型的近现代图书馆。古代的藏书楼至多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不是它的母体和前身。
有人这样描述近代中国图书馆：19世纪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后来逐渐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方法，因此才产生了重要的进步和飞跃。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的藏书楼
和西方的图书馆之间，不是什么落后与先进的差别，而走的是南辕北辙的两条道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
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
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别和先进与落后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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