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 少年中国与道德大原:梁启超文选 梁启超 著 王德峰 编 9787547618844 上海远东出版社

                新版序言
                     王德峰
    近来常见到这样三句一组的标语:“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三句义好。尤为切要的是,三句之次序不可颠倒。前句乃后句之前提。人民有信仰,是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前提。
    信仰非指做某事之信念也。信仰是指对生命价值的确认和对人生意义的领会。若问中国人如何确认生命的价值、如何领会人生的意义,即是问: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 此问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不可谓不是一个大问题。
    有感于此,重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觉其所论之问题,在当下有根本重要的意义,其思路和见解对于今天的思考仍有很大启发,尤其对于思考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课题有启发。在笔者看来,这一伟大复兴的真正内涵是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复兴。
    何谓文化生命? 答:能运用思想的生命。凡可称为信仰者,都以一定的思想为其根基。因为能运用思想,一个民族才得以提出自己的生命理想,并为实现生命理想而从事生命奋斗。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其客观表现在于:一有德性,二有创造性。
    一个有德性并有创造性的民族,即使有悠长的历史,却仍是一个年轻的民族。梁启超对此有信心,于1900年写了《少年中国说》一文,影响颇巨。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读此文,让人觉得仿佛是昨天才写的。从“老大帝国”到“少年中国”的转变,正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在当下正处于关键阶段。这个关键就是要重建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舍此,则难言文化生命的复兴。若无文化生命的复兴,便只能有表面的现代化,缺乏精神之根基,其行必不能久远。这是梁启超当年反复地、深入地思虑的大问题,他参与了种种论战,其见解留存于大量的文字中。
编者从这些文字中重新做了选编的工作。多年前曾经做过一次,那就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本次重编,取了两个角度,一是从中西文化的交往和对比中如何诞出生一个“少年中国”;二是中国人重建其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何在,即什么是中国的“道德大原”。故全书分作两大部分,每部分各收录12篇文字。
    希望这个新选本于当下中国读者们的时代思考有益。
                                  2023年2月

 本书为复旦教授王德峰编选的《少年中国与道德大原：梁启超文选》，选取两个角度“少年中国”和“道德大原”，即从中西文化的交往和对比中论述如何诞生出一个“少年中国”，以及中国人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何在。在回溯、思考中华文化的论述中，提炼民族精神之精髓，重铸社会道德之根本，在为当时的中国去疴疗愈、重注活力的同时，也为民众重振精神、重拾信心开辟了新天地。

 本书为复旦教授王德峰最新编选的《少年中国与道德大原：梁启超文选》，选取两个角度“少年中国”和“道德大原”，即从中西文化的交往和对比中论述如何诞生出一个“少年中国”，以及中国人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何在。在回溯、思考中华文化的论述中，提炼民族精神之精髓，重铸社会道德之根本，在为当时的中国去疴疗愈、重注活力的同时，也为民众重振精神、重拾信心开辟了新天地。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学院副院长。王德峰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当代艺术哲学。

目  录

新版序言
初版序言

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说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服从释义
说希望
国家运命论
欧游心影录（节选）
在中国公学演说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人生观与科学

道德大原

自由书（节选）
新民说（节选）
儒学统一时代（节选）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中国道德之大原
莅佛教总会欢迎会演说辞
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
复古思潮平议
国民浅训（节选）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选）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儒家哲学&（节选）

 本书为复旦教授王德峰编选的《少年中国与道德大原：梁启超文选》，选取两个角度“少年中国”和“道德大原”，即从中西文化的交往和对比中论述如何诞生出一个“少年中国”，以及中国人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何在。在回溯、思考中华文化的论述中，提炼民族精神之精髓，重铸社会道德之根本，在为当时的中国去疴疗愈、重注活力的同时，也为民众重振精神、重拾信心开辟了新天地。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学院副院长。王德峰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当代艺术哲学。

            编选序言
                      王德峰
    与康有为并称的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事迹是不会被人淡忘的,其政治活动之功过已经有人评说,而且还将继续被人评说。然而,我们现在为他编一部文选,是拿他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
    梁启超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贡献何在? 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全面地回答。他的思想与治学极具个性,而且,正是其突出的个性便已使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居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梁启超曾将自己与其师康有为作比较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①此言不虚,可谓客观地表达了梁启超治学的个性。治学之个性原不是一个纯然涉及方法的问题,而是内在的精神人格之在外的表现。梁启超生逢乱世,其时,国内政治昏乱,国际上列强虎逼中华,遂使强烈的救亡图强意识萦其心怀而终生不能去,其治学其著述无不围绕寻求民族出路之真理这一大志。然而,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政治人物贤达与奸雄并举,各种势力都有“思想”和“主义”的旗号,而各种政治实践的结果又每每蜕变其质,距理想甚远。至于梁启超本人的政治活动就更是屡屡遭挫,捉襟见肘,常陷于困穷矛盾之中。但他绝非一个愿意堕落其志而后袖手旁观的人,而是屡败屡试,虽困窘,虽迷惑,却仍然锐意进取,以为责任不可贷,希望不可泯,大道不可不求。这种以对民族的责任而问路求学的精神经常洋溢于他的讲学和著述之中。所以,他才“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梁启超在一九二○年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对自己在思想界的作用作过评价,他声明这种评价是“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①。且不论这种个人的自我评价能否做到“超然客观”,笔者在此只拣其可以成立者略述一二。
    梁启超自称“新思想界之陈涉”,破坏力不小。这一评价大致确当。他初时在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对其学识极为钦佩,然亦非全盘接受,却是“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对于康有为以神秘性说孔子,亦不谓然。后来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时人附和者甚多,而梁启超屡起而驳之,认为这种做法的危害在于“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②。他以“陈涉”自任,即是以开思想自由之路为根本要求。今人之不甚了解梁启超者,常因其一生主张珍视中国精神传统,特别是作为这种传统之表述的孔子思想,而斥责其为革新在表、守旧在里。此见实谬。梁氏之为“陈涉”,表里不二。例如,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他就曾力辟之,坚决反对那种以为西方人除了制造、技艺等等之外别无学问的看法,大力提倡“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①。
    他认为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学术著作方面当时所存在的严重不足是晚清思想运动的一大不幸:“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②倘若他真以为对既有国学中的精神内容作一番重新梳理即足以满足时代的要求,又如何可能认为西方思想之未能真正输入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思想运动所以“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③的原因呢?
    梁启超对自身的另一评价也是可以成立的,即“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随有所见,随即发表”,“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④。他自己说:“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⑤前后矛盾,固是缺点,特别于欲问学于梁启超者易生不知所适之感。然思想之沿革本与社会之运动、变迁不相离。梁启超作为思想家而论,确非蔚然成大家、成大师者,然其思想轨迹之如此密切关涉近现代中国之变迁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恐又非他莫属。这反而成为其一大优点。读他的文选(如果选的角度适当的话),今天的读者自可得到从思想伏流之一端去体会中国社会近现代历程之精神底蕴的大益处。梁启超对自己的这一特点亦有辩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①其意思便是,既为“陈涉”,便难免于粗率。然自知粗率,且进而敢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不计为世人诟病,是他的一个十分可贵之处,也表明他之治学,原非为学术而学术。他自白于世人曰:“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但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