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新月集+流萤集+园丁集 泰戈尔四本套双语精装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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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著;王钦刚 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1145155
出版时间2017-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52.8元
货号1203112906
上书时间2024-12-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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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飞鸟集 精装典藏版 泰戈尔中英文双语正版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畅销经典诗歌 文学名著尽现语言之美》作者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贵族家庭，一生创作五十多部诗集，描写宗教、自然、生命，1913年凭《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飞鸟集》等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先驱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影响颇深。
译者王钦刚，1972 年生于山东即墨。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获法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居北京。金融从业者，业余进行诗歌创作。内容简介
《新月集》
泰戈尔（1861-1941），印度有名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913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作含有深刻的宗教思想和哲学见解，在印度享有史诗般的地位，代表作有《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等。这些诗歌语言清丽、意韵隽永，将抒情和哲思巧妙结合，给人以无尽的美感和启迪。
《园丁集(汉英对照)》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贵族家庭，一生创作五十多部诗集，描写宗教、自然、生命，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飞鸟集》《流萤集》等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先驱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影响颇深。 译者王钦刚，诗人，金融精英。1972年生于山东即墨。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获法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居北京。曾负责多家大型企业的境内外上市及融资工作，资深投行专家。擅计得失的金融家与超然物外的诗人，两种身份在他身上奇妙地融合无间。著有《不惑的流年：王钦刚诗选（2015-2017）》（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译有《飞鸟集》（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
目录
《飞鸟集 精装典藏版 泰戈尔中英文双语正版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畅销经典诗歌 文学名著尽现语言之美》
《流萤集:英汉对照》
《新月集》
《园丁集(汉英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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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飞鸟集 精装典藏版 泰戈尔中英文双语正版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畅销经典诗歌 文学名著尽现语言之美》自郑振铎先生将《飞鸟集》译介到中国以来，海内外中文译本据说多达十几种，以郑先生的译本 为经典。然郑先生翻译《飞鸟集》距今已近百年，当年尚不完善的中文白话文于今已有长足的发展；郑先生当年正值青春年华，意气风发，其时的阅历和心境与泰翁写作时已届天命的年龄和悠远恬淡的心境或有一定距离。译者少年时亦曾笔耕不辍，梦想成为诗人；青壮时商海沉浮，与诗歌渐行渐远；人到中年，蓦然回首回归恬淡，诗又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译者而今的阅历、心境、诗意与泰翁或有了进一步对话和交流的可能。
于是译者尝试从诗境、诗意、诗理三个维度将大师之作以现代诗的形式重新译成中文，特别是推荐给当代的年轻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理应比巨人看得更远。
《流萤集:英汉对照》
泰戈尔生前共计出版过九部英文诗集，其中包括《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等，这些诗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由郑振铎和冰心等人陆续译介到中国，一直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喜爱。而《流萤集》是这些诗集中最晚问世的一部，1928年首次面世，源于泰戈尔的中国和日本之行，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受到了日本俳句和中国绝句的影响，短小简洁而又意味深长，与《飞鸟集》堪称泰戈尔的短诗双璧。如果说《飞鸟集》是这些诗集中对中国影响优选的一部，那么《流萤集》便是与中国渊源最深的一部。《流萤集》中的题赠之诗，其间不乏泰戈尔中国之行中的逸闻轶事。比如，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与林徽因曾追随其左右，参与翻译与接待工作，泰戈尔耳闻目睹了徐对林的爱恋，也认为他俩是理想的一对，便有意促成徐林二人的好事，无奈林已芳心有所属。泰戈尔在给林徽因的赠诗 “天之蓝渴望地之绿，徒留其间风的叹息”（《流萤集》之66）中表达了他未能当成月老的遗憾与惆怅。译者王钦刚2017年4月翻译的《飞鸟集》获得较好的读者反响，《流萤集》继续《飞鸟集》的翻译风格，文字越发精炼纯熟，从中文特点和中文读者的阅读传统出发尽量做到了押韵，且为更传神地表达出泰戈尔的诗境，以意译为主，而译者本身就是诗人，本译本亦自成一个极具审美水准的文本。
《新月集》
《新月集》是泰戈尔先生的英文代表诗集之一，发表于1913年，多数篇章源于其孟加拉语诗集《儿童集》。诗集中，诗人生动描绘了儿童们的游戏，巧妙地表现了孩子们的心理，以及他们活泼的想象。它的特殊的隽永的艺术魅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纯洁的儿童世界，勾起了我们对于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作为亚洲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泰戈尔先生的诗作得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正如《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泰戈尔的诗“兼具诗歌的阴柔之美和散文的阳刚之气”。然而在泰戈尔英文诗集传统的中译本中，往往文辞流畅而诗意不足，普遍缺乏音韵之美。笔者的新译便试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
《园丁集(汉英对照)》
本书诗体为散文诗，印度诗人泰戈尔创作的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初版于1913年，收录诗歌八十五首，关于爱情和人生的大部分抒情诗，大多转译自孟加拉语的《刹那集》《梦幻集》《金船集》《缤纷集》等多部诗集。写作时间比《吉檀迦利》中收录的一系列宗教诗要早很多，译文有的是直译，有时节略，有时意译。所以虽然属于泰戈尔前期创作阶段的诗歌作品，亦有新的思路和文风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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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集 精装典藏版 泰戈尔中英文双语正版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畅销经典诗歌 文学名著尽现语言之美》《飞鸟集》之英文原作基本不押韵，但是从中文特点和中文读者的阅读传统而言，若想表达泰戈尔那种诗境，似乎还是以韵体为佳。本译本尽量做到了押韵，这对中文读者体味原作的三昧还是特别有益的。泰戈尔作《飞鸟集》之时，已过知天命之年，又是一战方殷之际，诗作中蕴含的人生况味，大概不是未经一番沉浮的译者所能轻易体察的。本书译者以不惑之年的阅历和感悟来观照泰翁之诗，其得于字里行间者，当远多于他人。
《新月集》
一部写给孩子的，也是写给成年人的作品。中英双语，全新译本（译自麦克米伦公司《泰戈尔诗歌戏剧集》1956年版之《新月集》），译本不强求格律诗一般的押韵，寻求字里行间的音韵之美。
《园丁集(汉英对照)》
一部抒写爱情、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也是描写人生，闪烁哲思光芒的作品。中英双语，全新译本。译本不强求格律诗一般的押韵，寻求字里行间的音韵之美。
精彩内容
《飞鸟集 精装典藏版 泰戈尔中英文双语正版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畅销经典诗歌 文学名著尽现语言之美》
王译《飞鸟集》序 张 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 距今整整一个世纪的1916年，由于三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名声大噪的泰戈尔受邀赴美游历、演讲。泰戈尔当时正为自己十几年前在家乡西孟加拉的桑蒂尼盖登（徐志摩曾将此地名意译为“寂乡”）创建的实验学校资金匮乏所苦，能去美国为学校筹集资金总不是一件坏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印度到美国的很好旅行方式是搭邮轮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日本作为这一漫长航线上最繁华富庶之地，当然也就成为泰戈尔选定的息肩之所。事后看来，这次漫不经心的相遇，倒成了泰戈尔思想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而《飞鸟集》就是它优选的注脚。这是久已不满于西方对东方的凌驾、困惑于现代对传统的肢解的泰戈尔第一次造访日本。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泰戈尔亲眼见识了自日俄战争以来就被几乎全亚洲的反殖民主义者奉为灯塔和救主的第一次“日本奇迹”。泰戈尔并不吝于赞扬日本作为古老东方成员却无所畏惧地拥抱现代性所给予人类的一切。在他看来，日本正在以令人赞叹的热情和敏捷去承担现代性赋予人类的责任。但是，泰戈尔热诚而广博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促使他直言日本在刚刚纳入它的殖民帝国的朝鲜半岛所犯下的罪行，并将其与英国对自己的祖国印度的殖民以及他将要造访的美国所广泛存在的对黑人的欺压并列。事实上，泰戈尔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倾向的公开批评使得多数日本公众对他的热情迅速冷却。好在大正时期的日本倒还并不缺少一个相对心态开放的精英阶层。在泰戈尔的画家朋友横山大观、下村观山等的帮助下，泰戈尔得到横滨富商原富太郎的邀请，到原氏宏大的日式园林“三溪园”中盘桓了一段时间。据随同泰戈尔旅行的桑蒂尼盖登学校学生穆克尔？迪伊（Mukul Dey）的记述，原富太郎是不错的主人翁，富而好礼，是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傍海而建的三溪园中仆从无数，主客优游其间，颇得闲趣。风光和宴饮之余，泰戈尔在三溪园中也得以欣赏很好的日本花道和茶道，并且与主人和其他宾客探讨俳句之美。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是否泰戈尔本人第一次接触俳句。但无论如何，泰戈尔的确是在他用孟加拉文写成的《日本来信》（Japan Jatri）中第一次严肃地讨论这种文学形式，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泰戈尔看来，俳句的灵魂就是其节制。俳句绝不以音节的繁复和词语的色彩来冒犯它所试图表达的美，俳句毋宁是静默的。节制体现了美的丰富性本身，静默显示了诗人理解美的深度。而发明了俳句这种形式的大和民族本身，其文化认同的核心就是这种节制。以一个具同情心的视角来看，泰戈尔本人将俳句中的“节制”泛化和升华为一种他所宣称的古老东方所特有的文明因子，其意实在于为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中，为前者，也恰恰是为那些在当时现实中承受灾难和歧视的人，找到一种自立和平等的可能。而泰戈尔的真诚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仅仅是他对他因文化而热爱的日本在政治上严厉的批判，就足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早就有论者指出，泰戈尔从诗学到“民族性”的这种推演本身，充满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桎梏：诗学的节制，是否就是人性的节制？而诗人的节制又如何轻易地推论出整个民族的节制？纵使这些都成立，焉知人们在节制之外没有其他恰好相反的德性？更根本地，人的行为，哪里是单单由他们的美学品味、德性或者（更一般的）文化所决定的？那些具有“节制”或者任何他能找到的可以被特指为“东方”的文明特性的人群，不论是日本还是其他的东方后继者，显然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承受苦难和歧视的人的救主。泰戈尔的政治学，大概是错的。百年风云，倏忽而过。本质上属于政治言说的各类“文明论”、“文化论”和“民族性”理论，至少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已经没有什么角色。世界的样子，也早已沧海桑田。不过泰戈尔还是那个泰戈尔。他学习俳句，结合孟加拉文学传统中的类似形式而创作的《飞鸟集》，仍然广有读者。就此而言，美的确是超越时空和政治的。自从郑振铎首先将《飞鸟集》译介到中文世界以来，各种散文体和诗体的译本仅笔者所见也将近十个。郑译本身已经逐渐获得经典地位，后出诸家也多有所发明。诗无达诂，而况译乎？译本之多，实在是很正常而应得到读者欢迎的。不过，意气自许，胡乱翻译的事情间或也不少见。那种罔顾泰戈尔一再申明的自己创作《飞鸟集》时的美学旨趣，以肆而野之笔冯陵闲淡幽远的诗境的所谓翻译，大概是不能用所谓译者的自由来遮羞的。王君钦刚，是我大学时代的好友，除了全班公认的才华横溢，尤以沉稳笃实为朋辈所推重。毕业近二十年来，钦刚在案牍之劳与生活琐细之余，仍保持对美的纯粹追求，常有诗作分享。从青春扬厉到宁静自持，钦刚的诗愈转愈精，也事实上成为中国二十年大变化中个体记忆和理解的标本之一。来日若能付梓刊行，读者诸君当以吾言不谬。2015年末，钦刚发愿重译《飞鸟集》，数月而成。揽阅之下，颇有泰翁终得知音之感。《飞鸟集》之英文原作基本不押韵，但是从中文特点和中文读者的阅读传统而言，若想表达泰戈尔那种诗境，似乎还是以韵体为佳。钦刚的译本尽量做到了押韵，我想这对中文读者体味原作的三昧还是特别有益的。此其一。泰戈尔作《飞鸟集》之时，已过知天命之年，又是一战方殷之际，诗作中蕴含的人生况味，大概不是未经一番沉浮的译者所能轻易体察的。钦刚以不惑之年的阅历和感悟来观照泰翁之诗，其得于字里行间者，当远多于他人。此其二。《飞鸟集》问世百年之际，中文世界又得新译，实在是一件美事。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读者会以王译为向导，进入泰戈尔渊深博大的世界。而钦刚之功莫大焉。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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