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邹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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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维明 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296641
出版时间2010-1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38元
货号11684608
上书时间2024-12-2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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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一、学术使命
(一)考古之缘
1.辗转求学
2.立志学术
3.结缘考古
(二)三大难题
1.学路求索
2.考古征途
二、补商文明
(一)早商确认
1.郑州实习
2.初识早商
3.殷墟分期
(二)商亳锥指
1.补识商年
2.汤都郑亳
3.陪都桐宫
三、探夏文明
(一)伊洛访古
1.挖东干沟
2.王湾分期
3.伊洛编年
(二)论夏文化
1.仰韶非夏
2.龙山非夏
3.追溯先商
4.夏迹初显
四、揭周文明
(一)先周文化
1.周虽旧邦
2.姬姜联盟
(二)封国拂尘
1.探寻燕都
2.锁定唐晋
3.求索齐楚
五、走近大家
(一)追求学术
1.重视基础
2.创建方法
3.考古实践
(二)学术长河
1.知识传承
2.桃李成蹊
(三)大家气派
1.考古人生
2.历史责任
3.追求真理
附录一 邹衡主要学术事迹编年
附录二 邹衡发表论著简目
附录三 参考书目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介绍了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的学术成果：他通过长期的考古实践，建立豫西地区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丈化分期标尺；首倡二里头文化1～4期是夏文化之说；论证郑州商文化与安阳商文化的分期，命名先商文化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创建商文化的编年体系；提出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偃师商城桐宫说；命名先周文化并揭示其三个来源，识别出一批先周文化铜器；预见北京房山琉璃河是早期燕都遗址；通过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建立晋文化分期标尺，为探寻晋国始封地提供了重要线索；发现雪山一、二、三期文化；建立孝感地区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分期；揭示皖西北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确定鲁西南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的文化序列；以上述研究为基础构建起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体系框架，引领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潮流，为中国夏商周考古学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本书还展示了邹衡先生不惟上、不惟书、不惟名人、不畏人多势众、不计个人得失，善于汲取前人成果、勇于校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勇于开拓，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治学精神和考古人生观。
精彩内容
继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将盘庚迁殷以后的商史证为信史之后，50年代初，郑州“毫墟”的发现与发掘为补齐盘庚迁殷以前的商史提供了可能。邹衡及时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运用在郑州学习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倾毕生的精力创建了商文化编年体系，这一学术成就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铺平了道路。
1952年10月，作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新筹建考古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邹衡虽然错过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暑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所幸没有错过郑州实习的机会。实习地点之一定在郑州距旧城2华里处的一道土岗，当地称“二里冈”，两年前在这里发现了商文化遗存。
二里冈遗址的最早发现者，是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他倾心于考古，空闲时间总是在破旧的城垣周围转悠。1950年秋，他在郑州东南方向二里冈一带采集到一些古陶碎片、石质生产工具、占卜用的卜骨。根据他以往参与考古得到的知识，初步推测应是商代的遗存。他立即把这一发现上报省文化部门，请求派人深入调查。1951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发掘团在这里进行了调查，推断这里属于殷代的遗址。这是一个看似偶然却了不起的发现。因为，当时可以确定下来的安阳殷墟商文化属于商代晚期，郑州发现的商文化，使人们最终认识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
1952年10月21日～11月25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人员分为两批分赴郑州和洛阳，进行田野发掘实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为实习队指导，安志敏、白万玉、钟少林为辅导。第一批学员19人，于10月21日～11月14日在郑州二里冈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邹衡最先随这一批学员参加郑州发掘实习。由于他错过了课堂的授课知识，又没有发掘经验，在这次发掘实习中遇到了困难。后来，又变换了地点，到洛阳泰山庙实习。
1953年1月，随着基本建设的开展，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郑州市文教局组织文物发掘组，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化局的领导下，在二里冈配合基本建设展开考古发掘，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商文化遗存。主要遗迹有外城墙南墙、夯土面、居址、灰坑、水井、壕沟、墓葬、祭祀坑等，重要遗物有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石器、骨器、陶塑、卜骨、骨刻文字、陶文等。
同年9月至12月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继续安排学员在郑州和洛阳实习，邹衡因有了去年田野发掘实习经验，在这次实习中担任田野发掘实习的辅导教员，他先在洛阳辅导发掘烧沟汉墓群，10月又转到郑州二里冈参加发掘实习，一直发掘到12月份。
当时，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邹衡与考古发掘工作者住的是透风漏雨茅草房，冬天即使升起火炉也不是很暖和。吃得大半是粗粮，用高粱面做成的窝窝头，一凉就硬邦邦的，形状和当地考古发掘出来的商代用于炼铜的陶坩埚十分相近，很像古代将军戴的头盔，大家给它起个外号叫将军盔。咸菜疙瘩是家常菜，有一盘豆腐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而春天的槐花就是上等的美味。
每天到工地去发掘，带上发掘工具，全靠两条腿走路。回来时还要带回所获的陶片。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是邹衡和大家一样情绪十分乐观。除二里冈遗址外，他还几乎跑遍了当时其他发掘遗址。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现成的，成熟可靠的方法，比如对田野考古技术方法的把握，对复杂地层的划分等，为此邹衡经常和发掘工人们一起讨论，不断解决他从书本上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他终于在田野考古实践中找到了一套可行的方法，使他的田野发掘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953年春和1955年春，邹衡在郑州二里冈整理发掘出土材料，开始重要的室内整理分析工作，他的考古学研究也就正式从室内整理开始。他在整理中学习、摸索、改进着方法，即使是对于像粘陶片这样一项非常烦琐需要高度耐心的工作，他经过与工人们反复切磋，也找到了一套可行的方法。尤其是将观察到的裴文中先生对出土动物骨骼的辨认：分类、统计的方法移植到对陶片的整理方法上，对于陶器统计，如何分类，如何比较分析等有了质的提高。
可以说，邹衡在郑州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的考古发掘方法，提升了整理分析材料的能力。同时以郑州材料为基础，初步撰写出副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在郑州他受到的考古学发掘与整理的训练，以及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摸索，为以后的考古实践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初识早商
我对商文化的研究，是从在郑州二里冈开始的，就是论证郑州二里冈遗址早于殷墟遗址。
――邹衡
年代是历史学研究的首要因素，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邹衡先生拟定的副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内容就是要解决当时新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商文化遗存的文化特征和年代问题。所以，在郑州考古发掘和整理分析时，他一直在分析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郑州商文化分期的认识因二里冈遗址发掘而提出，参与考古工作的学者于1953年首次辨识出“商代二里冈下层”和“商代二里冈上层”，1954年，安金槐先生、安志敏先生综合1952年至1954年郑州二里冈和人民公园遗址发掘所获商文化材料，分别将郑州商文化区分为早、中、晚三期：但是，这些认识的提出缺少详细的论证。
要想科学地确认二里冈商文化遗存在商文化年代体系中的位置，就必须运用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标尺加以衡量，解决郑州商文化与安阳商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而当时几乎没有可以用于借鉴的安阳商文化考古编年成果，因为学术界除董作宾的甲骨分期研究和李济对一些殷墟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分析研究外，直到1955年未见有关殷墟文化分期研究成果问世。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意味着除了自己去创造以外，没有现成的分期编年可以利用，这对于当时只有20多岁的邹衡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1950年以前有关殷墟发掘的大部资料都存于台湾，大陆学者很难看到和使用；另外就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当时无从借鉴。事实表明前代学者不乏对殷墟文化分期重要性的认识，并且已经着手对其中部分文化内涵做了一些分期研究工作。然未能如愿完成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器物与器物群，器物群与地层缺少有机的结合，甚至相互脱离。邹衡先生以田野考古实践经验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确保他在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免于重蹈覆辙并超越前人且有所建树的重要原因。运用考古学方法来解决殷墟文化分期的思路一经确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前人研究成果中所见单个器物回归原生地层，以原生地层单位为媒介缀合出器物群的共存关系，从中找出主要器类的演进规律，把握阶段性特征，寻找出对殷墟文化进行初步分期的科学依据。邹衡先生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琢磨出前人有关殷墟研究著作中出现的小屯出土地层单位代号的含义，继而将李济先生著作《殷墟陶器图录》中发表的陶器按编号归人各自原生地层，从而建立了几个典型地层单位，再与石璋如先生《小屯的文化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等著作中有关殷墟地层关系相联系，终于找到了几组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依据，据此摸索出殷墟文化陶器群中主要器类的横向共存关系和纵向演进规律，并将殷墟文化陶器群初分为早、中、晚三期，代表了自盘庚迁殷至商亡国273年的历史。这一成果后来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所取得的考古新材料和分期研究成果的印证和支持。
殷墟文化陶器编年一经确立，郑州二里冈商文化遗存相应年代早于殷墟商文化遗存遂成定论。P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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