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宋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
当我们乘风鼓翼，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鸟瞰中国古典文学那一大块神奇的土地，眼底展现着的，便是这样一幅各类文学体裁、各种艺术派别群峰竞秀、众壑争流的雄伟景观。
在那此起彼伏、蜿蜒如带、时而相交结、时而相游离的若干条大山脉中，词之一系，十分引人注目。她腾踔于诗文、辞赋业已虎掷狮拏之后，飞翥于小说、戏曲尚在龙潜蟒蛰之先。自她诞生以来的千百年间，作家代兴，俊彦踵武，固有如横峦侧岭，变态靡常；而佳篇迭出，精彩纷呈，亦复似春兰秋菊，繁香不断。一方面，她以反映中华民族之社会生活与人情物态而从精神内容上沟通于其他文学样式，虽殊途而同归；另一方面，她又以独特的面貌、体段、气格和风标，从艺术表现上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实同质而异构。她的美的生命力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或减，正相反，譬之煮秫作酒，历时愈永，其味弥醇。且不说她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足和文化素养的日趋提高，我们相信，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怀着浓厚的兴趣，渴望深入她那郁郁葱葱的大林莽，去作一番审美的远足旅行。
然而，这一片丰饶的文学美的资源，目前还只开发了一半。具体地说，她的前半段——唐、五代、两宋词，经过几十年来许多古典文学普及工作者的辛勤拓理，道路既经凿通，阶石亦已铺就；而她的后半段——金、元、明、清词(其中金词与南宋词时代重合，仅表现为地域上的南北之分)，由于有关研究和介绍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则芟除草莱、剪伐榛楛的劳作仍然是当务之急。职此之故，我们在完成《宋词鉴赏辞典》的纂辑任务后，勉为其难，续编了这部《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当然，康庄之辟远非区区微躬所能胜任，但靠着全国百十位热心于此的专家、学者们的通力合作，总算踩出了一条虽谈不上径直也称不得平坦、却还可以举步前行的小蹊。倘若沿着这条路线探幽寻胜的词学爱好者们多少能够获得一些美的享受，那将使我们感到莫大的快慰。
关于本书的编纂缘起略如上述。下面，请允许我们以较一般读者稍许先行了几步的探索者的身份，谈谈自己粗读金、元、明、清四朝词后的主观印象。
(一)
论金之历史，自应追溯到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东北地区立国、称帝、定都(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建元(收国元年)之日；但金之有词，却是1127年(金太宗天会五年)攻灭北宋以后的事。自此下迄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中国历*后一个封建帝国——清王朝寿终正寝，四朝词总共走过了近八百年的漫长历程。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唐王勃《滕王阁》诗)这后来近八百年的金、元、明、清词，同前此七百年间的唐、五代、两宋词相比照，都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因袭与演化呢？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我们必须承认：作为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抒情为主的一种特殊的韵文样式，金、元、明、清词与唐、五代、两宋词并无二致；就体制、格律、句型、语汇等外部形态来考察，也很难说两者之间有什么截然的区别；而由于词至两宋，已臻大成，各种题材、内容、风调、技法，几乎皆可示人以典范，后学心摹手追，搦管之际，每每有唐、五代、两宋诸大家、名家的影子横亘于胸，形诸墨楮，遂不免各见其所薰沐，因此从总体上来衡量，四朝词中前代遗传成分所占比重之大，亦毋庸讳言。
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同”只是相对的，“异”才是*的。自其变者而观之，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金、元、明、清词之有别于唐、五代、两宋词的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在金、元、明、清四朝中，有三个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并占据统治地位的，那就是女真族的金、蒙古族的元和满族(源于女真族，1635年皇太极改称满洲)的清。尽管这三个兄弟民族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民族较为发达的封建文明(其中女真人和满人汉化的程度较高，蒙古人汉化的程度要低一些)，且此三朝文学创作的基干力量仍为汉人，故金、元、清文化就其实质来说依然是汉文化的延续，但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毕竟使得作家队伍的民族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于是乎，金代出现了女真族的完颜、完颜璟、完颜从郁、仆散汝弼，契丹族的耶律履，元代出现了蒙古族的萨都剌，回鹘族的薛昂夫，契丹族的耶律楚材、耶律铸，清代出现了回族的丁澎，满族的纳兰性德、顾春、盛昱、志锐等一批少数民族词人，其中*秀的代表如萨都剌、纳兰性德，就是跻身于唐、宋诸名家之列也毫无愧色。他们以斐然可观的创作实绩改变了唐、五代、两宋以来词坛基本为汉族作家之一统天下的局面，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祖国历史文化那美轮美奂的大厦乃是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杰作。
其二，词之初起，本与勃兴于隋代的燕乐相掖俱行，有曲有辞，声情并茂，恰如车两轮而走陆，舟双桨以济川。一调之悦耳，不知吸引几多青衫诗客挥彩毫竞扫纨素，有井水处皆可歌；一篇之惬心，又不知牵惹几多红袖佳人按檀板争吐珠玑，有警策者尽可传。这种风尚，不独唐、五代与北宋前期为然，即便在不乏文章豪放之士大胆突破音乐框架、将词作为一种仅供吟诵的新体诗来写的北宋中后期和南宋，也仍然是词坛的传统。然而，“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明王世贞《曲藻序》)。这所谓新声便是北曲。如果说在金代，北曲与燕乐尚处于激烈碰撞的阶段，那么到了元代，北曲终于兼并燕乐，占鹊巢而鸠居了。词乐既已失坠，辞即不复可歌，于是而逮明、清，词遂成为纯粹的书面文学，性质与五七言格律诗无异——不过句读参差多变、体式也较为复杂而繁富罢了。今天的读者尽可以为词之音谱的不传而感到遗憾，然燕乐亡而词独崔嵬屹立于天地间，则其文学骨骼之发育成熟、艺术灵魂之凝聚持恒，实经严酷无情的考验乃得以彰显，这未始不值得我们为之庆幸呢。
其三，固然金、元、明、清词系从唐、五代、两宋词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一颦一笑，有迹可寻，对读互勘，或使我们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宋晏殊《浣溪沙》词)的感觉；但是，随着近八百年间政治风云的翻覆、经济土壤的化合、思想火焰的飘摆、文艺潮流的洄溯，四朝词也不断地在“因宜适变”“袭故而弥新”(晋陆机《文赋》)，绝非古人之衣冠优孟。更何况，词由唐、五代发展到两宋，虽曰诸题多该、众体大备，却终究未能、事实上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素材和花色，故尔四朝词中自出机杼、别开生面的作品亦往往有之。这些，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待清楚的，还是让我们一边探讨词在金、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具体嬗变轨迹，一边加以述说罢。
(二)
清人夏宝晋曾如此追溯金代学术文化的历史渊源：“说到中原人物，自南邦交聘，才染风流。”（《八声甘州·野史亭》词）按照他的逻辑去演绎，必然得出金文学是在南宋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金词为南宋词之别派与附庸的结论。这恐怕不符合事实。金人沾染汉文化之“风流”的契机，并不在于后来与南宋的“交聘”，而在于此前与北宋的“交战”。他们用武力征服北中国汉人的同时，也被北宋的汉文化所征服。因此，金文学和南宋文学都是北宋文学的嫡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弟之于兄，而非子之于父；具体到词，则金词与南宋词亦同出于北宋词，可谓“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唐白居易《寄韬光禅师》诗)。
当然，由于金和南宋划疆而治，是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其国运不同，地域不同，民风不同，在这样两个相对封闭而温床各别的暖室里，任是同一母本上结成的种子，也会开出异色的花朵来。是以金词与南宋词虽皆脱胎于北宋，但破稃之后，却日见歧变，长成为各具丰姿的植株。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曰：“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周邦彦)、梦窗(吴文英)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蔡松年）、遯庵(段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撇开其中的某些片面性(他主要是将金词与南宋格律派词作对比，却忽略了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爱国词，而金国那些反映抵御西夏、征伐南宋、抗击蒙古等民族战争现实的词作，风格正与南宋辛派相近)和表述逻辑混乱(如将北宋周邦彦同南宋吴文英对举而泛称“宋词”，即与论南、北方词风之别的主题不合)，应当说，况氏这段辨金词与南宋词之得失异同的话，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要之，北国气候干烈祁寒，北地山川浑莽恢阔，北方风俗质直开朗，北疆声乐劲激粗犷，植根于斯，故金词之于北宋，就较少受到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婉约派、格律派词人的影响，而更多地继承了苏轼词的清雄伉爽。金人即便赋儿女情、记艳游事，亦往往能寓刚健于婀娜，譬如燕赵佳人，风韵固与吴姬有别；则其酒酣耳热、击壶悲歌之际的激昂慷慨，不问可知。他们学苏，纵然未能达到东坡词中浩瀚流转的境地，却也写出了一批骨重神寒如苍岩桂树的作品，若从金词中摘一二语以道其品，“胭脂雪瘦薰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蔡松年《鹧鸪天·赏荷》)云云，庶几乎仿佛。
以上盖就金词之总体艺术审美笼统而论，倘细辨其发展线索，约略可分四期述之。
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本以渔猎为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因此并吞中原之初，不但袭用了汉语言文字，甚且“借才异代”(清庄仲方《金文雅序》)，扣留宋使以掌文翰。金太宗、熙宗两朝的词坛盟主宇文虚中、吴激皆属此类。其生平遭际既略同于由南梁入西魏、北周的庾信，所创作遂亦充斥着《哀江南赋》式的苦悲，或系心于故国莺花，或断魂于旧家梁燕，低回顾影，凄怆欲绝，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洎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金已走上全面汉化的道路，女真人以词传者，即始于完颜亮。而当时的泰斗，则是官至右丞相的蔡松年。蔡氏虽也曾仕于北宋，但官品较低，且年仅二十岁便随父降金，事金多年，位至显贵，他对于故国与新朝的政治感情，自与吴激辈相左，他的词已基本上割断了和北宋王朝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而主要是抒写作为金国臣僚的生活情趣。所以，尽管蔡松年与吴激词名后先相埒，时有“吴蔡体”(《金史·文艺传上》)之目，但真正开有金百年词运的，实唯蔡氏一人而已。其《明秀集》追步眉山，雄爽高健，为金人提供了学苏的*个蓝本。
世宗、章宗时期，承平日久，汉化浸深，宇内小康，文教大成，海陵王时已崭露头角的耶律履、蔡珪、王寂、刘仲尹诸人含英咀华于前，党怀英、景覃、王庭筠、刘迎、赵秉文、王特起、完颜、折元礼、高宪等一批批新秀相继脱颖而出于后，近六十年间群星璀璨，烁烁交辉，而位居九五之尊的完颜雍、完颜璟祖孙二人本身即能倚声，尤为此期词坛之鼎盛气象的一个特殊表征。这些词人，都是吮吸着金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迥异于前期宇文、吴、蔡等人之以楚材而为晋用；又其虽多师心东坡而每能各具面目，如党怀英之松秀高寒、王庭筠之幽峭绵邈、赵秉文之英朗超旷、折元礼之遒劲沉雄、高宪之嵚崎排奡，金词至此，确乎体段完足，能自树立了。
卫绍王以降，政荒于内，兵败于外，国势急遽衰落，蒙古人的铁骑挟裹着雪山朔气、大漠风沙，长驱直入，岁星才二周天，金便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彻底覆亡。时局屡变，词亦随之，此期作手，就不是苏轼一人的家法所能牢笼的了。于是，贞祐南迁之初出现了王渥《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那样高亢激越的爱国战歌，风格近似南宋辛稼轩；天兴移祚之后，更有段克己、段成己昆仲或发黍离之悲，或明首阳之志一类的遗民咏叹，神情在晋陶渊明、唐杜甫之间。而并蓄兼收、奄有其胜者，断推代表金词*成就的中州巨擘元好问。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幸于“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蕙风词话》卷三)，故所作沉郁顿挫、博大渊深。除了“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浣溪沙》)之类血泪和流的国难实录，《遗山乐府》中那些摹写北国壮丽河山、歌颂人间真挚爱情的词篇也很值得重视。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以广角镜摄取中华民族之摇篮——黄河的雄姿壮采，《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用五色笔赞美普通民家儿女不惜以生命捍卫婚姻自由的反封建精神，这些题材在词史上都是*次出现，无疑具有开拓意义。尤堪称道者，遗山词不仅内容丰富，风格亦复多彩，她以苏、辛之恢宏疏快、迈往不羁为主干，间亦“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宋张炎《词源》卷上)，或谓其“体制*备”(元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集两宋之大成”(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虽嫌过誉，但有金一代，能够出入于两宋诸大家之间的词人，舍元氏而莫属，则是可以定论的。得一遗山作为辉煌的结束，金亡而金词为不亡矣!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收录金词38家、103首，元词54家、155首，明词72家、136首，清词152家、318首。每位词人的作品前，列有该词人的小传，内容包括生卒年、籍贯、经历、艺术风格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每篇作品之后，由钟振振等百余位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专家逐篇进行了校勘、注释和分析鉴赏。鉴赏文字典雅规范而又流畅易懂，能够为喜爱古典文学的读者起到相应的启发、解惑和帮助提高鉴赏力的作用。

主编钟振振，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兼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中华楹联学会学术顾问、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等。

总目
凡例2
前言3—22
篇目23—62

正文1—1627

附录词学要籍简介续编1628—1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