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文坛格局

上编　专论
*章　许衡与元代中州文派3
　　*节　元儒许衡及其文学史意义4
　　第二节　元代中州文派19
第二章　刘因与元代北方文派34
　　*节　刘因与静修学派及其承传36
　　第二节　北方文派的生成与发展历程46
　　第三节　北方文派的诗文主张及整体特征51
第三章　许谦与元代金华文派60
　　*节　许谦之学的变迁与金华文派的生成61
　　第二节　金华文派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特征71
　　第三节　金华文派在朝鲜半岛的影响80
第四章　李齐贤与元代高丽文派92
　　*节　元代高丽文派的生成背景92
　　第二节　元代高丽文派的整体特征及其与元文坛的关联96
　　第三节　元代高丽文派的文学史意义101

下编　考证
第五章　元代高丽士人李齐贤研究资料汇辑109
　　*节　历代李齐贤评论汇辑110
　　第二节　当代李齐贤研究评述124
第六章　元代中朝（韩）越日间文学活动编年136
结束语242

参考文献244
后记247

前　　言

中国的学术与文学发展到宋代，都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近代学者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当代学人邓广铭也曾议论：“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的。”两人对包括学术与文学在内的宋代文化给予了极高评价。而与宋长期对峙的金王朝，以及*后代替宋、金而一统南北的元朝，接续唐宋以来的斯文之脉，共同开启了中国学术与文学的新时代。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赵宋南渡以后，学术趋于大盛，当时学者众多，派别林立，且多以文传道。长江以北，金源一朝则在学术上推崇程颐与邵雍，诗文方面慕效苏轼，往往重词章轻经术。及有元一统全国，在朱学“和会”思潮中，诸派学源交叉，多流而文。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尤其是南宋金元时期的所有学派，都要以诗文宣扬其学术主张。不同学派不仅有着不同的学术主张，也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诗文流派则大多具有单一或多元的学术背景。学派衍为诗文之派，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史的一大特色。鉴于此，在学术通观视域下，对南宋金元时期的重文之学派与重学之诗文流派做一多维度整体性观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截至目前，系统而全面地对包括元代在内的南宋金元学派与诗文流派加以整体观照的研究尚未出现。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相关研究自20世纪末开始增多。其中以查洪德先生《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一书*代表性。书中主要就元代理学对当时的文论及诗文创作的影响展开研究，尤其指出了理学诸派至元代均“流而为文”的态势。他相关研究，就代表性专著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学术史或文化史视域下的宋元学派研究。宏观通论方面，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肇其端，陈来、张立文、徐远和等人论述究其深，杨立华的《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与尹继佐的《中国学术思潮史·道学思潮》等著作综其大。派别分论方面，王国猛的《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周梦江的《叶适与永嘉学派史》、甄陶的《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高云萍的《宋元北山四先生研究》等，对所论学派的发展历程、成员构成、学术思想、文化影响等多有论述。二是文学史范围内的宋金元诗文流派或作家群体研究。中国文学通史、宋辽金元断代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等，对较为知名的诗文流派一般都有涉及，主要采取文学视角。而以某一文派或群体为专门对象的研究则有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刘达科的《解读河汾诸老》、徐永明的《元代和明初婺州作家研究》与杨亮的《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等，主要考察了不同文学派别的成员交往、文论思想、作家心态与文学创作等。三是宏观层面的学术与文学关系研究，以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与《理学文艺史纲》、韩经太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罗哲元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石明庆的《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邓莹辉的《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等为代表。这类研究多从学术与文学之间存在客观关联的实际出发，宽泛地讨论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或思想对文学产生的独特影响，开拓了以前不为人注意的理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广阔的探讨空间。四是对宋金元时期某一重文学派进行个案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郭庆财的《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李建军的《宋代浙东文派研究》与陈忻的《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等著作是其中的代表，多有发明与创见。
本书即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在东亚视域下，借助谱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讨论元代诗文群体及其流派，进而对元代的学术流派与诗文流派加以整体性研究，以期梳理出这一时期学术与诗文的内在关联及发展脉络，同时对由学术门派承传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流派加以宏观性考察，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全景式展现。
一　元前的学术变迁与派别分化
宋元学术尤其以新儒学为代表。在此之前，中国学术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阶段。发展到宋元时期，儒学出现新变：一是在学术变迁中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思想体系；二是在学术争鸣时出现了成熟且众多的学术派别。这两者都是学术繁盛的标志。
（一）宋元学术的变迁与走向
新儒学并非凭空而生，实则肇端于唐代中期。韩愈与李翱拓荒在前，韩愈撰“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与《原鬼》）等，揭橥儒学复兴大纛，并首倡儒学道统。故钱穆论道：“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其弟子李翱著《复性书》，在心性学说方面对韩愈之学加以补充和发展，堪为自唐代中后期到北宋之间儒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今人麻天祥即指出，李翱此书“是宋明新儒教哲学理欲之辨、变化气质说的先导”。入宋，范仲淹以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等继耕其后。他们或大力推动儒学复兴运动，或为新儒学的创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南宋黄震曾指出：“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胡瑗）、泰山孙先生（孙介）、徂来石先生（石介）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盛，继而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黄氏日钞》卷四十五)。至北宋中期，“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与程颐等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周敦颐提出“道”“无极”“太极”等一系列重要范畴，被尊为“道学宗主”，实为理学开山人物。邵雍是象数学派的开创者，与周敦颐同声相应气相求。张载与二程则分别确定了“理”“气”在理学体系中的地位。新儒学——理学由此正式确立。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学术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北宋时影响极大的王安石新学与“三苏”蜀学渐趋衰落，“二程”一系的理学则得到极大发展，并成为主流学派。特别是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大家辈出，理学臻于鼎盛，奠定了近古学术史的基本格局。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与吕祖谦、张栻同被誉为“东南三贤”。陈亮的《与张定叟侍郎》尝云：“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陈亮集》卷二十九）黄震也认为：“乾、淳之盛，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三先生。独晦庵先生年*，讲学*久，尤为集大成者。”（《黄氏日抄》卷三十九）与“东南三贤”并重的陆九渊，其学术活动也主要在乾道、淳熙年间，思想体系的构建大约定成于淳熙之末、绍熙之初。此外，还有叶适与之并集一时。全祖望的《水心学案序录》曾云：“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断断其间，遂称鼎足。”较之汉、唐，宋代学者不再沿用之前郑玄、孔颖达等人以训诂、辑补、校正为主的治学方法，而是要领会经典的要旨，探求经典的义理。理学的出现，使传统经学逐渐由文字训诂向义理转变，“理”被视为*范畴。
长江以北的金王朝，与宋并峙，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南北声教不通，其学术仍然崇尚汉代以来传统经学的章句、注疏、记诵，潜心于词章声律，学文止于词章。当时，政府在科举制度、学校教育方面因辽袭唐而兼采唐宋制度，民间则苏学独盛，程学、王学衰而不绝。到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儒学得以发展。近人缪钺称：“当靖康之难，女真灭宋，赵氏南渡，女真统治中原，建立金朝，与南宋相对峙者一百余年。女真入主中原以后，勇于接受汉化，当金世宗、章宗大定，明昌之时，政治安定，文风蔚起。宣宗南渡，虽国势衰微，而文风并盛，人才辈出。”(《灵豁词话》续集之一《论元好问词》)当时，李纯甫博采儒、佛、道各家学说，将儒家经义之学、老庄等黄老之学以及禅宗所宗之教义融通为一，并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如来佛为五圣人。又著《鸣道集解》，对宋儒（自司马光而下，讫于程朱）皆有批判。全祖望曾评论称，“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呜道集说略》）。当时从学者甚众，影响很广。赵秉文则长于理学，被誉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曾作《道学发微序》等，皆是阐发道学之作。而王若虚精通经、史、文学，尝撰《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谬误杂辨》等书，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处多有批评订正。此外，程学也在金地隐而不绝。程颢尝任山西晋城县令，从学者甚多，故晋城及邻近的陵川、高平等地一直保存着程学的余脉，陵川郝氏家族还以程学世代相传。杜时升、李俊民、杨奂等，也多直接承接北宋程学余绪，由乡先生教授而得，又以之教人。到金元之际，一代文宗元好问崛起，其学术沾染赵、王，文学则尊崇苏轼，在当时影响巨大。
元代在政治上统一全国，同时促进了儒学的南北融合。在金儒的基础上，南儒北上，迎来了程朱理学发展的新局面。近人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曾专门论述元代程朱理学的传播情况，称：“宋学集大成于朱子。自宝庆而后，朱学盛行。凡治经者，莫不崇尚朱说。惟其时宋室偏安，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朱学所渐，止于南土，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也。及元兵下江汉，姚枢奉命即军中求儒士，得赵复以归。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元世祖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六君子配食，请复讲授于其中，复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摞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赵复始也。”元王朝作为宗主国，又辖制四大汗国，因此开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盛况空前。这为新儒学由中国南方向北方、西北、东北以至东亚各国的播迁开辟了顺畅的通道。元儒许衡、刘因、吴澄、许谦以及赵汸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程朱之学，重在躬行践履，并极力推动“朱陆和会”；同时，不自觉地带动了学派“流而为文”（成为诗文流派）的趋势，由之促成了元代学术的新格局。
（二）宋元学术的派别分化
学术在变迁发展中逐渐转向深入，臻于成熟时必然会出现派别分化。宋初“三先生”之后，到宋仁宗晚期及宋神宗初期，亦即嘉祐、治平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王安石学派（荆公学派）、司马光学派（温公学派）、苏轼蜀学派和以洛（二程）关（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等四大学派。但是，后经“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元祐党案”等政治事件后，前三派衰落，只有理学一脉得以复兴并绵延壮大，对宋元明以及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治学术史者一般认为，宋室南渡后，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趋向成熟且学派林立。不过，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因此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认同。今之学者，或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划分标准，或以现代哲学的通常做法进行分类，或据“理学与反理学斗争”的宏观分析法等进行区分，都能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勾勒出宋元儒学流派的大致轮廓。但是，就学术对诗文的影响力来看，南宋时期的理学派别主要有五个。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宋室南渡以后，程朱之学逐渐占据主流。而理学一脉之所以挺立、崛起，朱熹于此贡献*。朱熹以继承程颐自许，集北宋诸儒之大成，由他促成闽学一派。二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这一派以心学为体系，与朱熹一派长期并立。陆九渊曾登贵溪应天山讲学，此山形如巨象，故易名为象山，并自号“象山翁”。象山讲学五年，四方学者云集，影响深远。三是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张栻是南宋重臣张浚之子，幼受家学，既长，遵父命从胡安国之少子胡宏问原于衡山，史称“衡麓之教”。胡宏曾对人赞张栻（字敬夫）：“敬夫特访陋居，一见真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与孙正儒书》）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中曾称：“湖南一派，在当时为*盛。”四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婺学派。吕祖谦主要继承吕氏家学传统，其为学以“杂博”著称，对史学非常重视，以理学统领史学，又以史学折中理学。他与弟祖俭丽泽书院讲学时，四方之士争趋之。其与朱熹、张栻共同倡道于东南，形成鼎足之势。此外，还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其以讲实事、究实理、求实效、谋实功为特色。其与朱学、陆学相鼎峙，不仅在当时颇具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元一朝的儒学无法与南宋比盛，《宋元学案》仅将金代学者归为“屏山鸣道集说略”，却将李纯甫专门列出，也从侧面反映了李纯甫在当时的影响。而正是由于南北分限，较之宋儒，金源学者对程朱理学更具有批判性，这就形成了金代学术的鲜明特色。李纯甫与元好问既是学术宗师又是文坛盟主，两人均延续了北宋程邵之学而不排佛老，且更重词章。李纯甫，号屏山居士，学术与诗文兼擅。其为学既学儒家经义，又兼采佛、道二家之说，撰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自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熔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于一炉。当时接受前来求教之学者众多，于是形成屏山一派。元好问继李纯甫之后，于宋元之际声名鹊起。元好问为学继承了李纯甫等金儒，但自具面貌。他继承并弘扬了先儒们经世致用的思想，同时兼收了佛、道精髓。其为学旨在救世活人、存文保道，故务为实用。其为学理念与诗文风格对当时北方士人影响巨大，以他为核心形成了北宗学派。
元初学术承金而来，及南北合一，元儒在反思宋金之亡时，主张朱陆和会，追求道德、学术与文章的合而为一，形成了独立成派的元代理学。依据黄宗羲《宋元学案》对元代学案的整理，以及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元代理学主要分为五大派别：一是以许衡（世称“鲁斋先生”）为代表的鲁斋学派；二是以刘因（世称“静修先生”）为代表的静修学派；三是以吴澄（世称“草庐先生”）为代表的草庐学派；四是以许谦（浙江金华人）为代表的北山学派（又称金华学派）；五是以赵汸（徽州人，古称“新安”）为代表的新安学派。诸派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呈多元一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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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了元代儒学学派与诗文流派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部分，对南宋金元时期学术变迁与派别分化、学术与诗文的联动、理学门派传承与诗文流派的生成加以宏观性论述；同时重点考察了许衡与元代中州文派、刘因与元代北方文派、许谦与元代金华文派、李齐贤与元代高丽文派等的儒学承传和文学创作。下编为考证部分，汇辑了元代高丽士人李齐贤研究资料，并考撰了“元代中朝（韩）越日间文学活动编年”。

罗海燕，汉族，河北平山人。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天津文学与文化研究。曾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语文论丛》（韩国）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中西学术丛书金华文派研究》（独著）、《天津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独著）、《当代自传类写作与出版通论》（第二作者）、《小穿芳峪艺文汇编·初编》（副主编）、《小穿芳峪艺文汇编·二编》（主编）、《小穿芳峪艺文汇编·三编》（主编）、《大学》（译注）、《传习录》（评点）等十余种。主持参与“区域·文化·艺术：天津近现代绘画史研究”“士人·文献·空间：蓟州穿芳峪古典园林研究”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

前言1
绪论：元代的儒学承传与诗文流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