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教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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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希斌 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69553
出版时间2017-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2元
货号1201607368
上书时间2024-08-14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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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希斌，发展心理学博士，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与多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大项目，研究专长为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学业质量监测。近10年来在全国各地做《教师素质提高与教师专业化》、《基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评价》、《中小学德育反思与实践》等讲座六百余场，受到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的欢迎。
目录
引言
第一章作者
一、人生经历
二、气质人格
三、创作理念
第二章时空
一、自然环境
二、人文环境
三、时代背景
四、重大事件
第三章文学史与文体发展
一、文体发展的基本脉络
二、文体发展的关键特征
三、文体发展的环境条件
第四章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
一、文道之辨
二、文学审美
三、作品批评
第五章文本关联与比较
一、母题与类型化题材
二、符号化素材与典故
三、技法与流派
第六章儒道思想
一、儒家思想
二、道家思想
三、儒道互援
后记
内容摘要
赵希斌著的《追根溯源教语文》将阐明在语文教学中，应从作者、时空、文学史与文体发展、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本关联与比较、儒道思想等六个方面收集文本的背景信息，为高质量的文本解读奠定基础。本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每一部分又重点呈现至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包含文本解读的背景信息，帮助教师理解高质量的背景信息对于文本解读的价值，并且为教师收集文本背景信息提供模板，让教师了解应为文本分析收集怎样的背景信息。
精彩内容
引言宋代杜耒《寒夜》诗曰：“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同一个月亮，因为有了梅花的衬托，显现出新异和更加丰富的意味。语文教学中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方方面面的信息存在关联，这些信息构成文本的背景，对理解文本至关重要。下面以小学课文辛弃疾的作品《清平乐？村居》为例，来看背景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对文本解读的价值。根据教参提示，“这首小词，全然不同于他那些激昂慷慨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宁馨的风格”，“作者听到那低绕婉转的南方口音，看到这样一幅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乡村生活场景，诗人内心一定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和温暖。从他那看似客观的描述中，感受到宁静的乡村生活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享受”，“通过古诗词的学习，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和快乐”。我们尝试收集更多有关这首小词的背景材料，看能否对它形成更丰富、更深刻、更富审美意味的理解。先看辛弃疾一生的遭遇。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已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一直希望能够和金人决一死战，辛弃疾在青少年时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1161年，21岁的辛弃疾召集两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1162年，他率部队袭击敌营，擒拿叛徒张安国并交给南宋朝廷处决。1164年，24岁的辛弃疾因勇猛善战被宋高宗任命为江阴签判。辛弃疾在南宋任职前期，写了不少有关北伐抗金的建议，但朝廷反应冷淡。他先后被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这显然与辛弃疾的志向大相径庭，他深感岁月流逝、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越来越感到痛苦和压抑。辛弃疾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归正人”的身份也阻碍了他的发展，南归四十余年，二仕二出，“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刘熙载《艺概》）。1180年，40岁的辛弃疾任隆兴（现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兴建带湖新居，取名为“稼轩”并自号“稼轩居士”。1181年，由于被弹劾，辛弃疾回到上饶闲居。此后二十年，辛弃疾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刑官和福建安抚使，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闲居。1203年，已63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但他又一次被一些谏官排挤打压，被迫离职并回到故宅闲居。1207年，67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令他速到临安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这年秋天辛弃疾离开人世。基于上述辛弃疾的人生经历，我们以“醉里吴音相媚好”中的“醉”为切入点，分析这是怎样的“醉”，进而更深入地理解这首小词。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词共629首，其中涉酒词353首；带湖时期的词作共228首，涉酒词有130余首。[1]辛弃疾一生爱酒，自称“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总把平生入醉乡，大都三万六千场”（《浣溪沙？总把平生入醉乡》），至晚年仍“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真可谓“身世酒杯中”（《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辛弃疾欣赏同样爱酒的陶渊明，艳羡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水调歌头？再用韵呈南涧》）“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民瞻见和复用前韵》）“岁岁有，千载一东篱。”（《水调歌头？赋传岩叟悠然阁》）“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辛弃疾也有看似闲适的日子，他在《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中写道：“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隐居带湖期间，辛弃疾也抒写亲近自然的乐趣：“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但是，辛弃疾注定无法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他片刻的闲适是靠酒精的麻醉实现的，是用不甘换来的。[2]辛弃疾在《雨中花慢？吴子似见和再用韵为别》中自称“停云老子，有酒盈尊，琴书端可销忧”，转而又写“心似伤弓寒雁，身如喘月吴牛”。辛弃疾饮酒多是“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鹧鸪天？游鹅湖、病起作》），“宿酒醒时，算只有清愁而已”（《满江红？宿酒醒时》），“怎消除？须殢酒，更吟诗”（《最高楼？长安道》），他时时感受到“人间路窄酒杯宽”（《鹧鸪天？吴子似过秋水》），借酒浇愁愁更愁，最终落得“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醒时栽”（《水调歌头？汤坡见和用韵为谢》）。陶渊明弃官归隐，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追悔自己在官场中“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渊明“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最终在隐逸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辛弃疾则是被弃用，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而退隐。因此，在辛弃疾的诗词中难见陶渊明式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适意，以及“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的闲淡，他一直处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痛苦与不甘之中。辛弃疾的痛苦与不甘，源自他始终难忘的恢复中原的大业。“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君非我，任功名意气，莫恁徘徊。”（《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他常常自嘲、慨叹苦闷的隐居生活：“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他常常在醉酒时沉浸于驰骋征战的幻境中：“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遗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木兰花慢》）酒醒后虽抑郁难平，辛弃疾仍盼朝廷能起用他，仍想建功立业，而每每朝廷偶一用之，他都是慨然前往，展示出“功名本是真儒事”（《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人生追求。报国无门，岁月蹉跎，辛弃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苦闷、沮丧、厌世。“多病近来浑止酒，小槽空压新醅。青山却自要安排。不须连日醉，且进两三杯。”（《临江仙？冷雁寒云渠有恨》）“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应今日是，后日又寻思。少是多非惟有酒。”（《临江仙？壬戌岁生日书怀》）“都将古今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近来愁似天来大》）“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一饮动连霄，一醉长三日。”（《卜算子？饮酒不写书》）“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身世酒杯中》）“简策写虚名，蝼蚁侵枯骨。千古光阴一霎时，且进杯中物。”（《卜算子？饮酒败德》）“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带少年来。”（《瑞鹧鸪？期思溪上日千回》）由上述材料可见，辛弃疾一生都沉郁不得志，无奈地退隐山村，直到临终还想为国尽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首荡气回肠的词淋漓尽致地显现了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家国情怀、悲怆无奈——这是辛弃疾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信息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清平乐？村居》这首词理解为辛弃疾对田园生活的喜爱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了。正如常国武在《辛稼轩词集导读》中所言：“投闲置散，本已不堪，何况自己白发丛生，又值春光明媚？只有饮酒赏春，闲看桑麻生长，目送农妇归宁，聊以自谦自慰而已。”[3]这首词不是孤立的，它虽然在描写田园，但它是辛弃疾而不是陶渊明或其他人笔下的田园，这要求我们必须了解辛弃疾、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了解他的其他作品。对辛弃疾的生平及其作品有足够多的了解，我们就会敏感地意识到这首小词里的“醉”非比寻常、意味深厚——这“醉”已经成为辛弃疾诗词中一个富有个人特色和特定含义的符号。辛弃疾的“醉”掩盖了词人的忧伤，也凸显了词人的忧伤，这“醉”，让辛弃疾暂时逃到了一个安宁处，也正是这一逃，让我们看到了他忧伤的背影。叶嘉莹说得好：“辛弃疾的词，有的写自然山水，有的写儿女柔情，然而在这种种不同之中，它所隐藏的底色是什么？……辛弃疾的词是一本万殊——不管他写的是什么，他的底色都是那种英雄豪杰的志意在被摒弃压抑中所受的挫伤。”[4]综上所述，辛弃疾闲居带湖期间写的《清平乐？村居》这首词，虽然描绘了乡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但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心报国却报国无门的人，他似乎只能在酒醉中才能让自己暂时放下痛苦与沮丧，沉浸在这宁静而温馨的画面中。我给北师大的研究生上课时简略介绍了《清平乐？村居》的背景信息，引用了上述内容的一小部分，我发现学生们听得非常专注，要结束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学生们说：“老师，接着讲吧……”课下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没想到《清平乐？村居》有这么丰富的背景信息，了解这些信息后，不但对这首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从这些背景材料中获得了许多思考与感动！这件事让我很感慨，也提醒我们语文教学中对作品背景的了解与分析多么重要！基于丰富的背景信息对文本进行解读，文本因此有了“根”，有了生命，变得鲜活。基于背景信息的支持，文本的意义得到充分的彰显，学生获得最深切的感动，这感动不仅来自文本，也来自这些背景信息。教师为文本解读所收集的丰富而精致的信息大大扩充了学生的视野，成就了高质量的文本解读。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对《清平乐？村居》如此解读，这是作者本人的意思吗？对此叶嘉莹说[5]：作者如果没有这个意思，读者可以有这个意思吗？……我要说，在中国旧日的诗论的传统上，本来也是可以的，而且是曾经受到鼓励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论诗，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说可以兴。……这本来是我们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一个作诗的方法方式，一种引起你作诗的感发的作用，……诗是可以兴的，而且不只是说你说什么就使我感动什么。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由四个相关的要素构成：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6]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解读才有意义，对作品的解读是实现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环节。下面是曹禺对他的访谈者说的两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的解读对于实现文本价值的意义：你评论我的剧本，有些是我在创作时没有想到的。一个文学批评家运用逻辑思维，应当而且可以看到作家创作时所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如果作家创作时就想得那么有条理，那么，他就创作不出来了。按道理说，批评家他是应该最了解和最懂得作家的。也可以说是“知心”的吧！[7]田本相同志，你的《曹禺剧作论》真是下了功夫的，这点我非常感谢你。你想到的，往往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的你却想到了，这是批评家的长处，也是他的好处。我曾经和你说过《孟子》上的一段故事，我之所以反复同你讲，齐宣王所引用的《诗经》中那两句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借用它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意思是说，我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个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它。我同齐宣王一样，也是借用它来表达我的心情，表达对你的感谢！[8]“知心”，这个说法好，将文本解读置于一个美好的境地。可是要知作者心，要与作者心相映，甚至要知作者自己未知之心，需要下一番功夫，其中一个重要的功夫就是收集并分析与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不同的人对文本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都有道理吗？王夫之以论家对《关雎》理解之不同，得出“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卷一）的结论。对一个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应是唯一的，也不应是静态的，读者自身的倾向、学识、经历会影响其对作品的理解，对作品有不同的解读是自然的。就像曹禺所说，“你想到的，往往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的你却想到了”，读者有权利面对文本生发属于自己的意义。我们现在已无法询问辛弃疾本人创作《清平乐？村居》的初衷，即使作者给出一个答案，不同的人对这首词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教参将其解读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解读是否够深刻，能否显现这首词最深层、最动人的美感？换言之，即使辛弃疾写《清平乐？村居》的本意是表达对田园的喜爱，但我们因为了解了更多的背景信息，能够获得“本意”之外的、更丰富的意味，能够联想到宁静背后的汹涌、恬适背后的焦躁、安然背后的沮丧，宁静温馨的画面恰恰凸显了作者内心的不平……这不正是文学“生发情感”的价值吗？这不正是更好的阅读吗？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品的解读虽然不求统一，也没有对错之分，但解读的水平高低却有差异，重视文本解读的逻辑以保证其合理性仍然很重要。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写道[9]：苏东坡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丽的词，被张惠言选入他的《词选》里，便引了鲖阳居士的话，把它逐句解释起来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这种解释，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解读可谓牵强附会、主观随意，不顾文本内在的情感逻辑和形象逻辑，完全破坏了作品的美。胡适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牵强附会”[10]：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说：“《石头记》……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胡适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迷学。”由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对文本的误读、低水平解读恰恰是因为背景信息缺乏或质量不高，丰富的、高质量的背景信息对于理清文本的情感逻辑、提高文本解读的合理性、避免主观臆断非常重要。罗兰？巴特指出，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模仿乃至相互争执，将这种碰撞进行汇聚和整合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11]文本交给了读者，不再有所谓的权威给一个标准答案。显然，读者在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也面对更大的挑战——读者有能力对文本进行高质量的解读吗？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需提高收集、筛选、整合文本背景信息的能力。对文本信息的把握不仅要求教师和学生要有能力找到相关信息，还要有好的逻辑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并与文本产生恰当的关联。就像文学的创作不是随心所欲的，需要考虑情感的逻辑、形象的逻辑，文本的解读也不能随心所欲、牵强附会。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钱穆说：“从学问之成分上讲，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此三者，合则成，偏则成病。”他还说：“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12]由此可见，文本解读有三个重要成分：内容分析——澄清文本的内容及其中的情意——近于义理；艺术分析——赏析文本的文学美——近于辞章；背景分析——揭示义理及辞章之渊源——近于考据。我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了《正本清源教语文——文本的内容分析策略》及《返璞归真教语文——文本的艺术分析》，本书则聚焦文本的背景分析。为文本解读收集高质量的背景信息——考据——已然成为教师应具备的“做学问”的能力，教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质量文本分析的要求，教师必须通过“考据”以获得更多高质量的与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对学生来说，文本分析除了更好地理解文本，还要学会文本解读的方法，其中同样包括“考据”的能力——搜集信息、筛选信息、信息互证、信息整合。总而言之，为什么很多语文课不精彩、不吸引学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本解读的单调与苍白，将文本解读引向标准答案。这样的教学无法激发学生的联想、开阔学生的眼界、诱发学生的感动，学生自然会觉得乏味。文本解读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核心，提高学生收集与分析文本背景信息的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本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阐明应从作者、时空、文学史与文体发展、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文本关联与比较、儒道思想六个方面收集文本的背景信息。本书尝试将理论与案例结合起来，就像前面对《清平乐？村居》的分析一样，每一部分呈现至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这有助于我们真切感受背景信息对文本解读的价值，同时，具体的案例也为教师收集文本背景信息提供了模板，让教师了解应收集怎样的背景信息，以及从哪里收集信息。[1] 转引自魏萍：《辛弃疾带湖时期涉酒词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页。[2] 刘艳：《“酒境诗心”与“酒情仕心”——陶渊明与辛稼轩饮酒诗词比较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第13–14页。[3] 常国武：《辛稼轩词集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4] 叶嘉莹：《南宋名家词讲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5] 叶嘉莹：《迦陵文集（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6]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 刘一军，田本相：《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8] 刘一军，田本相：《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9] 《郑振铎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10]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18页。[11]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12] 转引自徐国利：《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62–63页。作者在《作者的死亡》中，罗兰？巴特说：“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他认为，文本不是上帝借作者之笔发布的旨意，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多种意义在这个空间中相互结合、相互争执。罗兰？巴特强调要高度重视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地位，文本是作者敲下的一串串符码，其意义需要读者生成与发现。作者的意图不重要，它甚至会妨碍读者从文本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因此，作者一旦完成作品后就要把作品完全交给读者，然后退隐乃至“死去”。[1]这个观点承认并赋予读者更多的权利，他们不必猜度、听从作者的“旨意”，读者有权获得文本之于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美感。强调读者的主动性是有意义的，同时这个观点也有不妥之处。一个文本是某个作者创作的，我们在解读这个文本的时候会考虑诸多背景因素，却忽视、屏蔽文本与文本创作者有关的信息，这显然是矛盾的、不合理的。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说：“一部文学作品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的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2]文本解读当然要重视作者，有关作者的信息与其他背景信息一样，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欣赏文本。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作者孕育的孩子，想要了解这个作品，一定要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气质人格、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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