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教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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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希斌 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69553
出版时间2017-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2元
货号1201607368
上书时间2024-08-1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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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希斌,发展心理学博士,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与多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大项目,研究专长为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学业质量监测。近10年来在全国各地做《教师素质提高与教师专业化》、《基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评价》、《中小学德育反思与实践》等讲座六百余场,受到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的欢迎。
目录
引言
第一章作者
一、人生经历
二、气质人格
三、创作理念
第二章时空
一、自然环境
二、人文环境
三、时代背景
四、重大事件
第三章文学史与文体发展
一、文体发展的基本脉络
二、文体发展的关键特征
三、文体发展的环境条件
第四章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
一、文道之辨
二、文学审美
三、作品批评
第五章文本关联与比较
一、母题与类型化题材
二、符号化素材与典故
三、技法与流派
第六章儒道思想
一、儒家思想
二、道家思想
三、儒道互援
后记
内容摘要
赵希斌著的《追根溯源教语文》将阐明在语文教学中,应从作者、时空、文学史与文体发展、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本关联与比较、儒道思想等六个方面收集文本的背景信息,为高质量的文本解读奠定基础。本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每一部分又重点呈现至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包含文本解读的背景信息,帮助教师理解高质量的背景信息对于文本解读的价值,并且为教师收集文本背景信息提供模板,让教师了解应为文本分析收集怎样的背景信息。
精彩内容
引言宋代杜耒《寒夜》诗曰:“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同一个月亮,因为有了梅花的衬托,显现出新异和更加丰富的意味。语文教学中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方方面面的信息存在关联,这些信息构成文本的背景,对理解文本至关重要。下面以小学课文辛弃疾的作品《清平乐?村居》为例,来看背景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对文本解读的价值。根据教参提示,“这首小词,全然不同于他那些激昂慷慨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宁馨的风格”,“作者听到那低绕婉转的南方口音,看到这样一幅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乡村生活场景,诗人内心一定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和温暖。从他那看似客观的描述中,感受到宁静的乡村生活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享受”,“通过古诗词的学习,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和快乐”。我们尝试收集更多有关这首小词的背景材料,看能否对它形成更丰富、更深刻、更富审美意味的理解。先看辛弃疾一生的遭遇。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已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一直希望能够和金人决一死战,辛弃疾在青少年时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1161年,21岁的辛弃疾召集两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1162年,他率部队袭击敌营,擒拿叛徒张安国并交给南宋朝廷处决。1164年,24岁的辛弃疾因勇猛善战被宋高宗任命为江阴签判。辛弃疾在南宋任职前期,写了不少有关北伐抗金的建议,但朝廷反应冷淡。他先后被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这显然与辛弃疾的志向大相径庭,他深感岁月流逝、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越来越感到痛苦和压抑。辛弃疾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归正人”的身份也阻碍了他的发展,南归四十余年,二仕二出,“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刘熙载《艺概》)。1180年,40岁的辛弃疾任隆兴(现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兴建带湖新居,取名为“稼轩”并自号“稼轩居士”。1181年,由于被弹劾,辛弃疾回到上饶闲居。此后二十年,辛弃疾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刑官和福建安抚使,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闲居。1203年,已63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但他又一次被一些谏官排挤打压,被迫离职并回到故宅闲居。1207年,67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令他速到临安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这年秋天辛弃疾离开人世。基于上述辛弃疾的人生经历,我们以“醉里吴音相媚好”中的“醉”为切入点,分析这是怎样的“醉”,进而更深入地理解这首小词。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词共629首,其中涉酒词353首;带湖时期的词作共228首,涉酒词有130余首。[1]辛弃疾一生爱酒,自称“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总把平生入醉乡,大都三万六千场”(《浣溪沙?总把平生入醉乡》),至晚年仍“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真可谓“身世酒杯中”(《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辛弃疾欣赏同样爱酒的陶渊明,艳羡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水调歌头?再用韵呈南涧》)“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民瞻见和复用前韵》)“岁岁有,千载一东篱。”(《水调歌头?赋传岩叟悠然阁》)“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辛弃疾也有看似闲适的日子,他在《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中写道:“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隐居带湖期间,辛弃疾也抒写亲近自然的乐趣:“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但是,辛弃疾注定无法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他片刻的闲适是靠酒精的麻醉实现的,是用不甘换来的。[2]辛弃疾在《雨中花慢?吴子似见和再用韵为别》中自称“停云老子,有酒盈尊,琴书端可销忧”,转而又写“心似伤弓寒雁,身如喘月吴牛”。辛弃疾饮酒多是“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鹧鸪天?游鹅湖、病起作》),“宿酒醒时,算只有清愁而已”(《满江红?宿酒醒时》),“怎消除?须殢酒,更吟诗”(《最高楼?长安道》),他时时感受到“人间路窄酒杯宽”(《鹧鸪天?吴子似过秋水》),借酒浇愁愁更愁,最终落得“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醒时栽”(《水调歌头?汤坡见和用韵为谢》)。陶渊明弃官归隐,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追悔自己在官场中“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渊明“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最终在隐逸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辛弃疾则是被弃用,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而退隐。因此,在辛弃疾的诗词中难见陶渊明式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适意,以及“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的闲淡,他一直处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痛苦与不甘之中。辛弃疾的痛苦与不甘,源自他始终难忘的恢复中原的大业。“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君非我,任功名意气,莫恁徘徊。”(《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他常常自嘲、慨叹苦闷的隐居生活:“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他常常在醉酒时沉浸于驰骋征战的幻境中:“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遗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木兰花慢》)酒醒后虽抑郁难平,辛弃疾仍盼朝廷能起用他,仍想建功立业,而每每朝廷偶一用之,他都是慨然前往,展示出“功名本是真儒事”(《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人生追求。报国无门,岁月蹉跎,辛弃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苦闷、沮丧、厌世。“多病近来浑止酒,小槽空压新醅。青山却自要安排。不须连日醉,且进两三杯。”(《临江仙?冷雁寒云渠有恨》)“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应今日是,后日又寻思。少是多非惟有酒。”(《临江仙?壬戌岁生日书怀》)“都将古今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近来愁似天来大》)“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一饮动连霄,一醉长三日。”(《卜算子?饮酒不写书》)“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身世酒杯中》)“简策写虚名,蝼蚁侵枯骨。千古光阴一霎时,且进杯中物。”(《卜算子?饮酒败德》)“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带少年来。”(《瑞鹧鸪?期思溪上日千回》)由上述材料可见,辛弃疾一生都沉郁不得志,无奈地退隐山村,直到临终还想为国尽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首荡气回肠的词淋漓尽致地显现了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家国情怀、悲怆无奈——这是辛弃疾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信息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清平乐?村居》这首词理解为辛弃疾对田园生活的喜爱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了。正如常国武在《辛稼轩词集导读》中所言:“投闲置散,本已不堪,何况自己白发丛生,又值春光明媚?只有饮酒赏春,闲看桑麻生长,目送农妇归宁,聊以自谦自慰而已。”[3]这首词不是孤立的,它虽然在描写田园,但它是辛弃疾而不是陶渊明或其他人笔下的田园,这要求我们必须了解辛弃疾、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了解他的其他作品。对辛弃疾的生平及其作品有足够多的了解,我们就会敏感地意识到这首小词里的“醉”非比寻常、意味深厚——这“醉”已经成为辛弃疾诗词中一个富有个人特色和特定含义的符号。辛弃疾的“醉”掩盖了词人的忧伤,也凸显了词人的忧伤,这“醉”,让辛弃疾暂时逃到了一个安宁处,也正是这一逃,让我们看到了他忧伤的背影。叶嘉莹说得好:“辛弃疾的词,有的写自然山水,有的写儿女柔情,然而在这种种不同之中,它所隐藏的底色是什么?……辛弃疾的词是一本万殊——不管他写的是什么,他的底色都是那种英雄豪杰的志意在被摒弃压抑中所受的挫伤。”[4]综上所述,辛弃疾闲居带湖期间写的《清平乐?村居》这首词,虽然描绘了乡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但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心报国却报国无门的人,他似乎只能在酒醉中才能让自己暂时放下痛苦与沮丧,沉浸在这宁静而温馨的画面中。我给北师大的研究生上课时简略介绍了《清平乐?村居》的背景信息,引用了上述内容的一小部分,我发现学生们听得非常专注,要结束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学生们说:“老师,接着讲吧……”课下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没想到《清平乐?村居》有这么丰富的背景信息,了解这些信息后,不但对这首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从这些背景材料中获得了许多思考与感动!这件事让我很感慨,也提醒我们语文教学中对作品背景的了解与分析多么重要!基于丰富的背景信息对文本进行解读,文本因此有了“根”,有了生命,变得鲜活。基于背景信息的支持,文本的意义得到充分的彰显,学生获得最深切的感动,这感动不仅来自文本,也来自这些背景信息。教师为文本解读所收集的丰富而精致的信息大大扩充了学生的视野,成就了高质量的文本解读。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对《清平乐?村居》如此解读,这是作者本人的意思吗?对此叶嘉莹说[5]:作者如果没有这个意思,读者可以有这个意思吗?……我要说,在中国旧日的诗论的传统上,本来也是可以的,而且是曾经受到鼓励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论诗,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说可以兴。……这本来是我们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一个作诗的方法方式,一种引起你作诗的感发的作用,……诗是可以兴的,而且不只是说你说什么就使我感动什么。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由四个相关的要素构成: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6]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解读才有意义,对作品的解读是实现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环节。下面是曹禺对他的访谈者说的两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的解读对于实现文本价值的意义:你评论我的剧本,有些是我在创作时没有想到的。一个文学批评家运用逻辑思维,应当而且可以看到作家创作时所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如果作家创作时就想得那么有条理,那么,他就创作不出来了。按道理说,批评家他是应该最了解和最懂得作家的。也可以说是“知心”的吧![7]田本相同志,你的《曹禺剧作论》真是下了功夫的,这点我非常感谢你。你想到的,往往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的你却想到了,这是批评家的长处,也是他的好处。我曾经和你说过《孟子》上的一段故事,我之所以反复同你讲,齐宣王所引用的《诗经》中那两句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借用它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意思是说,我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个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它。我同齐宣王一样,也是借用它来表达我的心情,表达对你的感谢![8]“知心”,这个说法好,将文本解读置于一个美好的境地。可是要知作者心,要与作者心相映,甚至要知作者自己未知之心,需要下一番功夫,其中一个重要的功夫就是收集并分析与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不同的人对文本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都有道理吗?王夫之以论家对《关雎》理解之不同,得出“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卷一)的结论。对一个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应是唯一的,也不应是静态的,读者自身的倾向、学识、经历会影响其对作品的理解,对作品有不同的解读是自然的。就像曹禺所说,“你想到的,往往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的你却想到了”,读者有权利面对文本生发属于自己的意义。我们现在已无法询问辛弃疾本人创作《清平乐?村居》的初衷,即使作者给出一个答案,不同的人对这首词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教参将其解读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解读是否够深刻,能否显现这首词最深层、最动人的美感?换言之,即使辛弃疾写《清平乐?村居》的本意是表达对田园的喜爱,但我们因为了解了更多的背景信息,能够获得“本意”之外的、更丰富的意味,能够联想到宁静背后的汹涌、恬适背后的焦躁、安然背后的沮丧,宁静温馨的画面恰恰凸显了作者内心的不平……这不正是文学“生发情感”的价值吗?这不正是更好的阅读吗?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品的解读虽然不求统一,也没有对错之分,但解读的水平高低却有差异,重视文本解读的逻辑以保证其合理性仍然很重要。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写道[9]:苏东坡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丽的词,被张惠言选入他的《词选》里,便引了鲖阳居士的话,把它逐句解释起来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这种解释,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解读可谓牵强附会、主观随意,不顾文本内在的情感逻辑和形象逻辑,完全破坏了作品的美。胡适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牵强附会”[10]: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说:“《石头记》……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胡适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迷学。”由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对文本的误读、低水平解读恰恰是因为背景信息缺乏或质量不高,丰富的、高质量的背景信息对于理清文本的情感逻辑、提高文本解读的合理性、避免主观臆断非常重要。罗兰?巴特指出,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模仿乃至相互争执,将这种碰撞进行汇聚和整合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11]文本交给了读者,不再有所谓的权威给一个标准答案。显然,读者在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也面对更大的挑战——读者有能力对文本进行高质量的解读吗?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需提高收集、筛选、整合文本背景信息的能力。对文本信息的把握不仅要求教师和学生要有能力找到相关信息,还要有好的逻辑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并与文本产生恰当的关联。就像文学的创作不是随心所欲的,需要考虑情感的逻辑、形象的逻辑,文本的解读也不能随心所欲、牵强附会。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钱穆说:“从学问之成分上讲,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此三者,合则成,偏则成病。”他还说:“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12]由此可见,文本解读有三个重要成分:内容分析——澄清文本的内容及其中的情意——近于义理;艺术分析——赏析文本的文学美——近于辞章;背景分析——揭示义理及辞章之渊源——近于考据。我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了《正本清源教语文——文本的内容分析策略》及《返璞归真教语文——文本的艺术分析》,本书则聚焦文本的背景分析。为文本解读收集高质量的背景信息——考据——已然成为教师应具备的“做学问”的能力,教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质量文本分析的要求,教师必须通过“考据”以获得更多高质量的与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对学生来说,文本分析除了更好地理解文本,还要学会文本解读的方法,其中同样包括“考据”的能力——搜集信息、筛选信息、信息互证、信息整合。总而言之,为什么很多语文课不精彩、不吸引学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本解读的单调与苍白,将文本解读引向标准答案。这样的教学无法激发学生的联想、开阔学生的眼界、诱发学生的感动,学生自然会觉得乏味。文本解读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核心,提高学生收集与分析文本背景信息的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本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阐明应从作者、时空、文学史与文体发展、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文本关联与比较、儒道思想六个方面收集文本的背景信息。本书尝试将理论与案例结合起来,就像前面对《清平乐?村居》的分析一样,每一部分呈现至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这有助于我们真切感受背景信息对文本解读的价值,同时,具体的案例也为教师收集文本背景信息提供了模板,让教师了解应收集怎样的背景信息,以及从哪里收集信息。[1] 转引自魏萍:《辛弃疾带湖时期涉酒词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页。[2] 刘艳:《“酒境诗心”与“酒情仕心”——陶渊明与辛稼轩饮酒诗词比较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第13–14页。[3] 常国武:《辛稼轩词集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4] 叶嘉莹:《南宋名家词讲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5] 叶嘉莹:《迦陵文集(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6]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 刘一军,田本相:《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8] 刘一军,田本相:《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9] 《郑振铎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10]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18页。[11]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12] 转引自徐国利:《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62–63页。作者在《作者的死亡》中,罗兰?巴特说:“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他认为,文本不是上帝借作者之笔发布的旨意,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多种意义在这个空间中相互结合、相互争执。罗兰?巴特强调要高度重视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地位,文本是作者敲下的一串串符码,其意义需要读者生成与发现。作者的意图不重要,它甚至会妨碍读者从文本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因此,作者一旦完成作品后就要把作品完全交给读者,然后退隐乃至“死去”。[1]这个观点承认并赋予读者更多的权利,他们不必猜度、听从作者的“旨意”,读者有权获得文本之于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美感。强调读者的主动性是有意义的,同时这个观点也有不妥之处。一个文本是某个作者创作的,我们在解读这个文本的时候会考虑诸多背景因素,却忽视、屏蔽文本与文本创作者有关的信息,这显然是矛盾的、不合理的。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说:“一部文学作品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的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2]文本解读当然要重视作者,有关作者的信息与其他背景信息一样,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欣赏文本。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作者孕育的孩子,想要了解这个作品,一定要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气质人格、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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