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集（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主编）吴格导读 章培恒审阅

导 读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五十七。因曾于故乡阳明洞聚徒讲学，自号“阳明子”，当时及后世学者都称他为阳明先生。
阳明的先祖王性常，明初曾任兵部郎中，后赴广东督运军粮，归途遇海盗殉职。此后数代，皆在乡耕读，没有出仕。祖父王伦，守着祖上遗留的数箧图书，啸咏竹林，被人目为晋代陶渊明一流的人物。父亲王华，早年也备尝贫苦，与夫人郑氏艰难起家，虽然在成化十七年（1481）中了进士名，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景况略有好转，不久又因阳明得罪权臣刘瑾，被迫致仕，抑郁以终。这样的家庭传统，对于阳明刻苦自励、锐于进取、独立不羁、敢于藐视权威之精神的养成，具有相当影响。
阳明自幼天资聪颖、深思好学，相传年仅五岁，听祖父朗读诗书，即能默记在心，跟着背诵。十一岁时，因父亲在京任职，随祖父前往探亲，路过镇江金山寺，祖父与客人即景赋诗，正在沉吟未就之时，阳明却已将诗作成：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众客大为惊异，又出题叫他咏蔽月山房。阳明稍加思索，朗声应道：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便见山小月更阔。
不仅才思敏捷，气魄非凡，从中又透露出阳明善于观察与思辨的性格特征。
到了北京，阳明接触到京师的文物和父辈友人，眼界扩大，性格更为豪迈不羁。父亲为他延请塾师，严加管教，作封建时代士子读书求仕的准备。阳明对科举时文颇感厌烦，有一天问塾师：什么是等的事情？塾师答：那当然是读书登第（考中）了。可是阳明却不以为然，说：登第恐怕还算不上是等的事，还是读书学做圣贤更重要！父亲身为状元，这是千万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阳明小小的心灵里，竟未觉得了不起，而认为只有通过读书成为圣贤，完成自己的品德与人格，才是天地间等的事，才算是天地间的等人。这种强烈地希望成为“圣贤”的理想，此后主宰了阳明的人生。
十五岁的时候，阳明游历了长城居庸关等处，周览形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阳明所处的时代，各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不断发生，南方的黔、桂、粤、闽、赣等地，时有动乱出现；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落不断南侵，对中原造成极大危害。阳明受时势的影响，加以父亲任职兵部，因而也喜欢谈兵，“每遇宾宴，常取果核列阵势为戏”。兵书以外，阳明又博涉孔孟经书、程朱理学、佛道等书，用以扩充自己的知识。这一时期的阳明，志向远大，兴趣广泛，生命中蓬勃着强烈的求知欲，精神上表现得十分执着和狂放。对于凡能接触到的学问，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时竟至痴迷的地步。十七岁时赴江西南昌迎娶新妇，成婚之日，漫步走进当地一座道观，看到一位道士在打坐，激起好奇之心，便向道士叩问养生之道，并随着静坐练习，以至忘却了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寻回。二十一岁成为举人后，阳明在京师研读宋儒朱熹的理学著作，为了体会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与友人坐在父亲官署内的竹林前苦思，要“格”竹子的理。未能获解，坚持不辍，友人在三日后病倒，阳明坚持到第七日，也终因劳思过度而致疾。按照朱熹的说法，世间的一草一木都包含着各自的道理，通过“格物”就可“致知”，阳明未能领悟，就转而用心于诗文词章的创作。三十岁以前，他在京师与诗坛领袖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诗酒倡和，“以才名相驰骋”；回到故乡，则与同乡喜好诗文者组织诗社，连素来自负的老辈也都对他表示钦服。但是诗文成就并不能满足阳明的志向，“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他内心渴求的，仍是所谓“希圣希贤”之学，但苦于未能找到入手的途径，深感朱熹所说的“物理”与自己的意识难以沟通，苦思既久，抑郁成病，偶然听到道士谈养生之道，一度产生了入山隐居的念头。
弘治十二年（1499）春，二十八岁的阳明考取了进士。次年，授为刑部主事，从此步入仕途。当时边疆地区时有战乱，阳明考察形势后，立即上疏陈言边务，向皇帝提出“便宜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蔽。”封建时代的官员上疏言事，除了向统治阶级建言立策，也含有向皇上显示自己才具谋略的用意，纸上所谈，虽合于事理，却未必都能见诸实行。从阳明日后参与军事行动时所建立的“事功”来看，他对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深有积蓄并能亲身实践的。
此后数年中，阳明的主要活动为：二十九岁时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曾奉命到江北审问囚犯，对冤案多所平反。公事完毕后游安徽九华山，作赋言志，气势磅礴，要做超越宇宙、独往独来的异人。三十三岁时前往山东主持当年乡试，回任后改任兵部主事。三十四岁时，与著名学者湛甘泉在京师订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并开始与友人、学生一起讨论有关“身心”的学问，被人认为是好奇立异。
正德元年（1506）武宗即位，这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昏君，骄恣横暴，无恶不作。当时宦官刘瑾擅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人上章谏阻，违背了武宗旨意，被逮捕入狱。科道官员本有犯颜上谏的职责，阳明出于义愤，抗疏上救，结果触怒刘瑾，受了廷杖四十的酷刑，死而复苏，也被下在监狱。不久，被贬到万里之外的贵州龙场驿去做驿丞。次年夏天启程赴黔，刘瑾余恨未消，遣人跟踪，图谋在途中加害阳明。阳明行至浙江，弃衣于钱塘江畔，托言已投江而死。一路辗转跋涉，历经艰危，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夏到达龙场，时年三十七岁。
阳明中年遭贬远谪龙场驿，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也使他的思想发生蜕变，并进入成熟期。按照孟子的意见，一个人要成为圣贤，必须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炼，而这种磨炼，除了主观愿望以外，还须客观环境的造就。阳明谪戍以前，少年时才气蓬勃，青年时志向远大，曾致力于诗文创作，又钻研佛道之学，尤其对朱子“格物致知”学说下过苦功，希望能以自身的内心体验，完成个人的哲学观和道德修养，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他感到苦恼的是，朱熹所说的事物之“理”，与自己的本心，总是不能融而为一。再说，照着朱熹的格物穷理方法，即使把竹子、草木的“外理”格得明明白白，又能对内心产生什么影响？长久积压的疑团，经过在龙场的艰苦磨炼和思索，终于获得了解答。
龙场位于贵州北部丛山峻岭中，是由贵州通往四川的驿程上的一个小站，瘴疠侵人，荆棘遍地。当地居民大多为言语难通的苗民和少数来自中原的亡命之徒，文化落后，生活艰苦。从中原来到这里的迁客，十有八九不能适应当地的艰苦生活。阳明身受廷杖，远谪异乡，本是九死一生之人，此时自觉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听说刘瑾仍对自己憾恨不已，他特意造了一口石棺，自誓说：吾唯俟命而已。表示自己不仅放弃了常人的得失计较，连生死的念头都已打消，于是“日夜端居静穆，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也即排除了胸中的杂虑而进入气度恢弘、无所粘滞的境界。苗民以洞穴为居处，阳明教他们构筑木屋；随从的人相继病倒，阳明却安然无恙，他为病人劈柴挑水做饭，又咏诗歌，唱俚曲，杂以诙谐笑谈，给他们以娱乐安慰。阳明深夜内省：如果圣贤处于我的地位，他们将怎样对付这种环境呢？恐怕也只是像我这样做吧！突然他大彻大悟了，长期以来苦恼着自己的忧虑顿时消去，他欢呼着跳跃而起，惊喜交集，从此对“格物致知”有了自己的解释。这就是阳明的“龙场悟道”。
那么，阳明所悟到的是什么呢？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了个人的“心”的巨大作用——他处在这样的逆境里而能做得和圣贤同样地好，不就是受到自己的“心”的启示、依据“心”的要求去做的么？可见“心”的作用何等伟大！在阳明看来，“心”的这种作用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即人的本性。他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说，原先以为圣人的道理存在于外部世界，因此循着朱熹等先儒的教导，努力到外事、外物上去苦苦寻求；而现在才明白，圣人的道理本来就存于我们心中，“吾心即道”，所以也就无需向外事外物去探求。由此，他又引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结论，这也就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这样，阳明将我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发展到了极致。“心学”所以在阳明手中得到这样的发展，一方面与阳明自少年时代以来就怀有的自我扩张、希圣希贤的强烈愿望有关，一方面则由于他身处艰危，主观意志高度昂扬，以个人的修养、毅力和学识平衡了自我，战胜了困难，因而就将主观意志的作用加以化了。其实，阳明在龙场的困厄中所以能奋发自强、克服困难，保持身心的健康，固然是受其思想，即所谓“心”的支配，但其所以能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仍然取决于其以前所受的教育。阳明把一切归结于人的先天本性，是过于片面化了。
阳明在龙场驿的次年，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作为其“心学”体系中的重要论点。“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一是不满于当时读书谈道者的知而不行，言不符实，有心改变学风；二则仍是从龙场的艰苦生活体验中获悟，是对其“求理于吾心”说的发展。阳明所说的“知”，即每个人生而具备的“良知”。阳明所说的“行”，则含义较宽泛。从他所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知孝知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来看，则“行”包含了与“知”相对立的“实践”之意。但从他“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的表述来看，“行”与“知”又都指人内心的认识活动，是“良知”显现与扩充过程中精神活动的两种形式。而阳明所说的“良知”，则指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道德心理，是一种融合于人们经验习惯与性情行为中的善良、仁爱、正义的秉性。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道德心理产生于实践，阳明则强调其主观性。
正德五年（1510），由于刘瑾倒台，阳明结束了谪戍生涯，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在庐陵七个月间，他慎选里正，设立保甲制度，这是首次担任地方官的施政试验。不久，升为刑部主事，后调吏部主事，又升员外郎、郎中，再度成为京官。正德九年，阳明升为南京鸿胪寺卿，活动范围又回到南方。这一期间，追随阳明讨论学问的学生逐渐增多，每逢师生讲学，旁听者数以百计。
正德十一年（1516），因闽、赣等处“寇乱”，阳明被荐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福建汀、漳等处。阳明至赣以后，推行十家牌法，编选民兵，使地方实行联防自保，然后移文各地官军会合，十四个月之后，平息了先后延续数十年的闽、赣等地“寇乱”。正德十三年（1518），阳明又率军前往粤北“征寇”，不到两月，获胜班师。这期间，阳明以一介书生掌握统兵大权，实现了他少年时代建功立业的向往。对于各地的“寇乱”，他剿抚兼施，恩威并用，每平定一处，就奏请在当地设立新县，然后立社学，定乡约，行保甲，修书院，整理盐法，劝谕百姓，对安定地方、巩固中央政权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连年征战之暇，阳明仍不忘讲学，门人薛侃、欧阳德等随侍左右，时时同老师讲论“心学”，薛侃并在正德十三年八月将阳明与学生讨论问答的语录《传习录》上卷刻印行世。面对连年征战的成绩，阳明并不自矜，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可见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道德人格的完成，并将它置于世人所乐于称道的“事功”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明王朝分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宸濠平素野心勃勃，结交宦官，招纳党羽，久已蓄谋起兵。由于朝廷的姑息，武宗的昏愦，终于酿成震动朝野的叛乱。阳明当时正在江西，见宁王起兵，未等奉到朝廷命令，就倡义平乱，传檄各府县官员率义师共赴丰城会合。虽然事起仓促，兵力远远少于宁王，由于调度有方，指挥若定，仅用四十天时间就收复南昌，并与叛军激战于鄱阳湖一带，大败敌兵，生擒了宸濠及其伪官，随后又克复九江等地。他所建立的“事功”，与历史上其他贤哲相比，实属罕见。
平定宸濠叛乱，并未给阳明带来进一步作为于时代的机遇。武宗身边的佞臣嫉妒阳明的功绩，百般谗毁，乃至诬告阳明要拥兵造反。阳明的学生冀元亨甚至还被诬陷下狱，死在狱中。阳明经历了风波患难，更加坚信他的“良知”学说，因为良知是明是非、知善恶的，只要听凭良知的指引，就能心地坦荡，顺应事理，置生死祸福于度外。五十岁时，阳明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的口号，作为讲学宗旨。不久以后，他返归家乡，专意讲学。四方学者，北自京师，南至广东，不远千里来浙江求学的，有数百人之多。学生们在绍兴建造了阳明书院，门人南大吉收集阳明论学语录，续刻了《传习录》中卷。
“致良知”说是阳明心学发展的，是阳明对“龙场悟道”所得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和“知行合一”说的高度概括。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在不同场合，阳明又将“良知”说成是“道”“天理”“本心”，总之它是人人心中都具有、“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天赋本性。而“致良知”的“致”，则是恢复、扩充，使良知达到极致的意思。通常，人的良知不显露，是由于他们的良知受了“私欲”的蒙蔽。去除私欲，恢复本性，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将良知运用到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都变得合理，也是“致良知”的功夫。阳明晚年对于良知的学说坚信不疑，反复譬解，凡有论说，万变不离其宗，都以“致良知”为指归。

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田州发生动乱，在乡讲学已六年的阳明，再度奉命带兵前往征抚。九月出发，十一月抵达梧州。阳明沿途咨访，洞悉了动乱发生的原委，是由于朝廷对当地善后措置不当，于是上疏朝廷，提议以抚为主。此后随宜处置，招降卢苏、王受等人，不折一兵一卒，即平息动乱，胜利返师。但阳明此行抱病出征，登山涉水，冒暑奔劳，肺病加剧，终于在嘉靖七年（1528）自广西返回的途中病倒，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江西南安，年仅五十七岁。临终之刻，门人询问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倡导的“心学”，虽然在哲学体系上仍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其所提倡的“致良知”，主要也仍在于加强实行“孝”“悌”等封建道德，似乎与历史上维护封建制的其他思想并无根本分歧；但由于他强调了“心自然能知”的观点，并认为“心”所“自然”地作出的反应、选择就是“良知”的体现（参见本书《语录一》），却可以引导人们从中得出如下的结论：人应该按照“心”所“自然”作出的反应、选择去追求和活动，社会应该让人们这样做而不应加以阻碍，这一结论，对于封建统治又具有其危险的一面。
当人们在面对某种情况时，其“心”所“自然”作出的反应、选择，虽然常受后天教育的制约，但也直接源自人的本能。例如，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孩子，看到别人的东西，尽管觉得好玩，而且周围并无别人，他的“心”也不会“自然”地作出把那东西据为己有的决定；而没有接受过“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之类的教育，或者因幼小尚未接受此类教育的孩子，在看到其认为可爱的东西时，就会“自然”地拿来（或企图拿来），而不管其是否属于别人。很明显，前者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而后者则出于先天的本能。又如，封建社会中的贫苦农民，尽管饱受饥寒之苦，但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在通常的情况下绝不会“自然”地作出抢夺地主财物的选择（这些教育使他们或觉得抢劫是不道德的，或认识到抢劫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当面对严重饥荒、要求赈济遭到拒绝、濒临饿死时，求生的本能就会使他们“自然”地产生抢劫地主粮食的愿望并付诸行动。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种出于先天本能的“自然”要求和选择，对封建统治往往是危险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以其道德、法律等工具来限制、扼杀此类“自然”的要求。而从阳明“心学”中可能引导出的结论，却使得基于人的本能而与封建制度相矛盾的若干“自然”要求和行动，成了“良知”的体现，也即成了正义的、应该肯定的行为。
正因如此，在阳明“心学”的继承者中，逐渐分化成了两派。一派强调其“致良知”学说中有利于封建道德的巩固的方面，另一派则根据其“心自然会知”的学说，强调人的“自然”要求和欲望，并以此批评、否定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等范畴内与当时社会形态不相适应的部分，在明代晚期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新思潮，其旗手就是杰出的思想家李贽（1527—1602）。这股思潮不仅流行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说，阳明“心学”对晚明新思潮的开创、启迪之功是十分明显的，它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阳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散文和诗歌也颇具特色。所以，本书除着重选录其代表性的哲学作品（语录）外，也选入了少量文学性的散文和诗篇。

吴格(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自号“阳明子”，后世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王阳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哲学家之意，她的散文诗歌也颇具特色。本 书是是《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前身为2011年出版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该书除了着重选录其代表性的哲学作品（语录）外，也选入了少量 文学性的散文和诗篇，加以复旦大学吴格先生的导读，注释和翻译。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32开西式精装 简体横排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

吴格，字致之。浙江义乌人，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古籍版本学、古籍校释学。

导读

语录一

语录二

语录三

语录四

语录五

语录六

语录七

语录八

语录九

语录十

语录十一

语录十二

语录十三

语录十四

语录十五

语录十六

语录十七

语录十八

语录十九

语录二十

语录二十一

语录二十二

语录二十三

语录二十四

从吾道人记

梁仲用默斋说

示弟立志说

惜阴说

书中天阁勉诸生

书朱守乾卷

书正宪扇

新建预备仓记

何陋轩记

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

浚河记

悔斋说

示徐曰仁应试

客座私祝

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

与汪节夫书

高平县志序

提牢厅壁题名记

擒获宸濠捷音疏

因雨和杜韵

罗旧驿

兴隆卫书壁

猗猗

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

书庭蕉

别湛甘泉

龙潭夜坐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是属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由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名先生任主编，组织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全民阅读版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人们所熟知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词章，也有以往不太被出版市场关注的司马相如、诸葛亮、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藻，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脉络。丛书涵盖面广、作者阵容强大、注释精准、翻译优美，入选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丛书特色

本丛书由全国高校古委会倾力组织编写。全国高校古委会成立于1983年，是直属的事业机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古委会组织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丛书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本丛书入选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古代文化典籍，也是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普及图书。

选目涵括面广，全面展示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与时代面貌。本丛书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人们熟知的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人的词章，也有以往不太被出版市场关注的贾谊、司马相如、诸葛亮、朱熹、关汉卿、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藻，使读者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感受中国文学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魅力。

体例科学，注译结合，方便阅读。各书由导读﹑提要、原文﹑注释﹑译文五部分组成，导读注释详尽，翻译优美流畅，为读者的阅读*程度地扫除了障碍，其中不少诗篇的翻译都达到了“以诗译诗”的水准。丛书排版与装帧经精心设计，是适合全民阅读的不可多得的精良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