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看"和被"玩"的影像

编者导言

孙 伊

本书收录孙绍谊教授在《文艺研究》发表的四篇论文。这些文章的论题从后人类主义到电影工业，从游戏研究到中国早期电影史，跨度不可谓不大，但细察之下，它们都贯穿着对范式转换时期的电影研究“往何处去”的自觉思考：一方面，自20 世纪末起，“大理论”（Grand Theory）遭遇以波德维尔和卡罗尔为代表的美国电影研究者的抵制，电影研究出现向认知、实证和历史的转向，这种“后理论”语境成为一切“重建”尝试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电影研究的对象早已不限于在影院放映的经典电影形态，不仅种种新的影像和观影实践带来“后电影”状况，作为一种强大的影像生成引擎的视频游戏，更使研究对象扩展为被“看”与被“玩”的，这些都极大地挑战了现有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对此，孙绍谊的回答是“回到理论”——如果说电影研究至今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荫佑，那么将来也应以理论作为立身之本。“大理论”的衰微并不意味着（复数的、“根茎”式的、跨学科的）理论丧失了用武之地，只是“理论”的词义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自上而下的预设和学术套语的操演，而是更多地作为一个开放的工具箱发挥作用。基于这种立场，孙绍谊以敏锐的眼光和扎实的功夫，向中文学界系统介绍了西方 21 世纪以来最前沿的电影研究成果， 广涉后人类、电影现象学、生态主义、神经 - 影像等思潮和理论。他的这些写作对于近年来的中文电影学界实有疆界拓展和理论更新的价值，甚至可被视为当下若干研究热点的一份“前情提要”。

孙绍谊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取得文学、电影学博士学位。该校的电影艺术学院是美国电影教育风头的引领者之一，在美国高校中最早创建“互动媒体与游戏”专业，而孙绍谊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之一玛莎·金德（Marsha Kinder）更是新媒体和电子游戏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海外求学的经历和南加州大学开放、跨学科的学术风气，激发了孙绍谊对前沿理论研究和译介的不倦热情。他在 2010 年《电影经纬——影像空间与文化全球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强调，电影和知识天生具有的普遍倾向：“取名《电影经纬》，意在喻示自卢米埃尔兄弟起，电影从来就不曾被民族国家的限阈所束缚，而是一直在技术和文化的全球旅行中完善自身。”基于这种对电影作为全球媒介的理解，他真切地期望电影研究能够超越全球／民族、东方／西方等二元对立，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和借镜，这虽是针对跨国电影研究而言，但也表达了他对观念、知识和理论流动的信心与渴望。这种跨文化新知探索是一种高要求的，却往往被低估的学术工作。在信息高度流动的当下，西方理论的译介似已成为寻常之事，但零碎的翻译、囫囵的“拿来”与建立在学术判断之上的梳理和评介判然有别。孙绍谊的文章总是在扎实绵密的文献辨析基础上，为研究者绘制出一幅坐标明确、路径可靠的理论地形图。本书收录的关于后人类、视频游戏和电影产业的文章，就是此类研究和写作的范例。

《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思潮与电影》原刊于《文艺研究》2011 年第 9 期。该文最早在国内电影学界引入相关理论，其追踪文献和研究视角之新与全，使其成为如今已蔚为大观的后人类影像研究领域一篇难以绕过的文章。该文第一部分首先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历史中锚定“后人类主义”的位置，指出“后人类”并非当代技术进步的晚近产物，事实上，若认为该思潮的核心是对盲目尊崇人类理性和主体的反拨，则可将它追溯到19 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明内部对启蒙理性、人文主义的批判性思考。由此出发，文章提出“后人类主义”不同于“跨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后者是对人文主义的强化而非颠覆，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和澄清。第二部分从思想折返电影——因为正是在电影，特别是科幻电影中，非 / 后人类的形象和故事得到最丰富的呈现与讲述，银幕上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正在逐渐弥散为多版本的后人类乌托邦。第三部分引入的观点尤具前沿性：虚拟摄影机使电影有机会从传统的人类视觉中解放出来， 赋予影像制作本身一种后人类的视觉潜能，进而创造一种超越人类感官机制的写实主义。这种较为乐观的后人类影像想象， 或可与技术批判立场的后人类视觉理论形成对照。

作为“大理论”衰微的另一后果，电影产业研究在世纪之交被“重新发现”，其对市场、机构、经济、法律、技术、政策等问题的关注，有望改变以往独尊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狭隘格局，为电影研究注入活力。然而长期以来，电影产业研究存在理论贫弱、学理匮乏、方法混杂之弊，亟须夯实自身的学理根基和方法论基础。在其中，理论必然亦需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么该以何种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参与这些曾被学院“放逐”的对象？如何找到理论与实践、学界和业界之间的契合点？在增加现实相关性的同时，研究如何保持独立品格而不致沦为宰制性力量的附庸？对此，原刊于《文艺研究》2013 年第 9 期《电影产业研究：理论与方法》做出了一个尝试性回答。文章梳理了西方电影产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括出五种研究理路：批判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源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族群志和田野考察；历史研究；传媒经济框架下的电影产业经济研究；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在脉络梳理的基础上，文章特别强调，这些研究理路彼此并非割裂和对立，而是交织互渗的，因此应取一种有机整合和灵活运用的“整合式文化 - 工业分析”方法。作者认为研究者应始终秉持一种人文学者的批判性介入立场，即以产业研究作为契机，推动更具参与性的电影（研究）生态的形成。

《被“看”的影像与被“玩”的影像：走向成熟的游戏研究》原刊于《文艺研究》2016 年第 12 期，是国内较早对英美学府中的游戏研究做出系统梳理的文章。游戏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进入学院，在短短三十年间经历了令人激动的发展和嬗变，不断突入媒介和影像研究的中心区域，更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该文勾勒出游戏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特别关注其与电影研究之间相互依存、对话、竞争、激发的关系。游戏研究在早期对电影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论题、理论和人员多有借重，但自 21 世纪初开始，它开始脱离“叙事性”视角的框限，走向对电子游戏“媒介特殊性”的关注。“游戏性”统摄下的一些独特命题， 如玩家身份、具身性、交互性、仿拟性、沉浸性等的探索， 使游戏研究逐渐摆脱电影理论的“殖民”，显示出学科的自信与成熟。文章的落脚点依然在电影，探讨了游戏研究作为观念和知识生产的新域，如何反过来为影像和媒介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

《魔幻、“凡派亚”文化与类型 / 性别之争：〈盘丝洞〉与中国“喧嚣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为孙绍谊遗作，原以英文发表于 2017 年 9 月在英国赫尔大学举办的“电影类型再协商： 东亚电影及其未来”学术研讨会上。正如该研讨会主题所示，电影类型并非固定不变的范畴，而是存在很大的开放性和协商空间。在美国电影学者达德利·安德鲁（Dudley Andrew）界定为“世界主义”的 20 世纪 20 年代，边界流动的状况尤为复杂。该文正是在这种视野中，以近年被重新发现的默片《盘丝洞》为个案，对中国早期电影进行了一次重访。孙绍谊凭借文学研究出身的功底和视野，结合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超自然女性形象，以及彼时上海的都市经验、文艺思潮和性别观念，提出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这部在既往影史书写中被归为古装 / 武侠神怪片的影片，或可被视为西方吸血鬼电影的跨境转型， 具有（电影创作和性别层面的）先锋意义。以个案分析为基础，孙绍谊提出应在全球视野之下重估上海早期电影的价值， 认为这一具有高度创造性和实验性的电影文化，在德国表现主义、法国印象派、苏联蒙太奇等流派风起云涌的“喧嚣的 20 世纪 20 年代”，实于世界电影版图上占据着一直被低估的重要位置。文章虽然没有大段理论铺设，却贯穿着对“重写电影史”问题的方法论反思。正如孙绍谊在另文中提出的，早期电影研究应超越简单的文本和人物的钩沉、梳理和考证，致力于对边界的逾越和重画，以及对现成历史叙述的撬动。对此，这篇文章做出了堪称精彩的尝试。在此特别感谢孙绍谊的学生董舒和上海戏剧学院石川教授妥帖精当的翻译和审校，使这篇文章能够以漂亮的中文面貌面世。

最后，还要感谢孙绍谊的兄长孙绍友先生，承蒙他的慷慨许可，这本小书得以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使我们能重温这些寄托心血的文字，作为对逝者的纪念和追思。

本书收录孙绍谊教授生前在《文艺研究》发表的四篇论文。这些文章的论题从后人类主义到电影工业，从游戏研究到中国早期电影史，跨度不可谓不大，但细察之下，它们都贯穿着对范式转换时期的电影研究“往何处去”的自觉思考：一方面，自20世纪末起，“大理论”遭遇以波德维尔和卡罗尔为代表的美国电影研究者的抵制，电影研究出现向认知、实证和历史的转向，这种“后理论”语境成为一切“重建”尝试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电影研究的对象早已不限于在影院放映的经典电影形态，不仅种种新的影像和观影实践带来“后电影”状况，作为一种强大的影像生成引擎的视频游戏，更使研究对象扩展为被“看”与被“玩”的，这些都极大挑战了现有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