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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溦萌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4
版次1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4-10-08
汉魏以来,史学独立,汉唐之间史书种类与数量的繁荣、私撰史学的发达广受关注。然而即便私人撰写的史书,若以王朝为记载对象,也必然包含官方因素。本书避免官修、私撰对立的视角,注意到官方常规化的修史体制改造了王朝史编纂的大环境,也使纪传史体裁发生了变化。
本书提出“官修史体制”的概念,指一套由制度保障的资料收集、整理、编纂机制及相关职官设置。在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官修史体制逐渐将政务运作、文书与历史编纂的关联性变得制度化、惯常化。本书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考察。一是在纪传史的横截面中探讨体裁模板与史源如何相互适应,围绕四夷列国传、孝义类传、一般臣僚传记与相关政务运作的联动进行了讨论。二是考察纵向的史料加工编纂过程的发展,讨论了东晋与刘宋、十六国与北魏的修史,观察编年、纪传共同参与的史书编纂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历史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既关注历代修史的史事、制度的记载,也重视对史文结构、体例、史源、改编过程的分析,彼此印证,别开生面。
聂彰龋1986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在《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唐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南北朝史、历史文献学。
引言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中古正史“纪”“传”概观
一、《史记》的学术与体裁渊源
二、《汉书》的列传格局
三、诸曹魏史书的列传格局
四、正史列传编次的演进
五、从“本纪”到“帝纪”
六、帝纪写作体例的变化与定型
七、新的问题与本书思路
第二章 “列国传”的体例、史源、编纂方式
一、“列国传”前史:行记、簿记与《汉书?西域传》
二、走向“列国传”:曹魏史中的四夷传记
三、《汉书?西域传》传统与官修史体制的矛盾
四、“使图类”文献带给编纂过程的变化
五、新编纂过程的制度化
结语
第三章 “孝义类传”所见官僚制对正史的双重影响
一、孝义的模式化情节的出现
二、孝义模式化叙事的官僚制根源
三、“文书风格”传记与“孝”“义”界限的改变
余论
第四章 列传编纂的政务运作基础:对相关制度与文本的考察
一、南北朝的行状实例
二、行状的政务环境:议谥的运作流程及各部门角色
三、行状的制作:行政体系中围绕“人”的档案的形成
四、《庾子山集》所见北周碑志传
五、北朝后期的志传对比
六、南朝的碑志传
代结语:与丧葬事务相关的两种修撰
附录 南北朝碑志传的文本对比
第五章 “宜准丘明”:东晋编年体修史考
一、东晋史官的成立(附史料辨析二则)
二、干宝修史的改创
三、东晋的编年史序列
余论:编年体修史的意义
附表:东晋历次修史简表
第六章 延续与反转:东晋编年史的归宿
一、沈约、徐爰表文所见刘宋国史中的晋末史
二、纪传体晋史的编纂与东晋编年史的淹没
三、唐修《晋书》东晋部分史源蠡测:以列传编排方式为线索
四、由编年文献改编的晋末、刘宋官修史
第七章 释“宋齐书带叙法”:南朝纪传史中的编年体痕迹
一、《宋书》带叙法
二、带叙法的界定:合传、附出与带叙
三、带叙法的编年体渊源及其意义
第八章 魏书前史:十六国修史杂考
一、汉赵的两阶段修史(附成汉之史)
二、以编年体修史的前燕、后赵、前凉
三、前秦史的编纂
四、十六国后期及北魏前期的修史
余论
附考:《隋书?经籍志》霸史类的小注国别问题
第九章 北魏国史与魏收《魏书》
一、“区分书体”:北魏纪传体国史的初创
二、“徒有卷目”:崔光所修国史
三、孝文帝以来的起居注与国史
四、魏收《魏书》对国史列传的改编
小结
结语:官修史体制与官方编纂
附录一 吐鲁番出土晋史残卷再考
附录二 裴松之的存在感――官修前代史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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