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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通史(共15册学术版)(精) 赖永海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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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赖永海主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4064790

出版时间2009-01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2280元

货号R_11368328

上书时间2025-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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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全新正版

商品描述: 序（摘录）：本《通史》的编撰,在遵循“史实为本”的“通史”编写“通例”的基础上,适度强调了教与理兼容、史与论并重的原则;又,举凡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的问题,采取学界的“定论”,对于那些尚有争议、看法未尽一致的问题,则根据作者的研究,直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因此之故,本《通史》有“学术版”之称。根据中国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特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程,《通史》分四个时期对中国教的历史发行整体的论述。第四卷,呈现与论述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教的整体风貌与历史发展,主要介绍、论述与评析了此一时期典的翻译、义理的传播和僧团的组建,以及教与道政治的相互关系、教与传统、儒道思想的碰撞与交融等。其中,教的本土化是贯穿于此一时期教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诸如魏晋般若学的玄学化、“神不灭”思想与理论的实体化、教报应理论的中国化等。而自晋宋之际起,中国教又出现了一股向“正统教”回归的思潮,此中以“解空”的僧肇所著《不真空论》和有“中土涅槃圣”之称的竺道生的“以理说”代表。此外,南北朝诸学派也常通过“正本清源”和回到典本身的方式,以寻找和保持教的真精神。隋、唐二代是中国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教的成熟期。这时期出现之教诸宗派,大多另辟蹊径,自造家风,以“六注我”的精神,“说己心中所行法门”。天台宗以“具善恶”的理论和“止观并重”的修行方法,一改教有关纯善的传统说法和南北朝以来南义北禅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个具有中国的统一的教宗派;其“五时八教”说更是别出心裁,自成系统,以自家的理解,对释迦一代说行重排。天台宗之不依教的精神,使得有人责备它改变了印度教的本来面目。华严宗在杂糅家、兼收并蓄方面走得更远,它以“圆融无碍”的理论为法宝,调和了中土教中国教通史“众生有”论与“一分无”说的尖锐对立,使它们各得其所;根据《大乘起信论》的“心造诸如来”和“一心二门”的思想,改变了《华严》以“法清净”为基础说一切众生乃诸法的平等无碍,从而使中土教的唯心倾向更加明显,为以心为宗本之禅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作为中国教代表的禅宗,更远承陀的本怀,面对现实人生且直探心海,由祖之分灯禅,对教之传统和传统之行了的变革。第五第八卷的主体内容是对产生于隋唐时期的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的思想分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与评析。此外,第八卷辟有专章,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行了专门的整体论述。第九第十一卷主要论述宋辽金元时期的教。宋元时期的教,若举其大端,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一是“看话禅”,二是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三是禅教合一与禅净合流,四是教思想与儒、道思想的交融。与隋唐教诸宗派多张扬自家的思想特点不尽相同,宋元时期的教呈现一种逐步交融汇合的趋势。这种交融汇合不但表现在教内部的倡禅教一致、禅教合流,而且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及三教的相互关系中。在李唐一代,三教中的有识之士,都站在维护本教的立场上,一方面高唱三教一家,另一方面极力抬高自己。道教在“红花白藕青荷兰,三教原本是一家”的口号下,没有放松对儒的攻击和排斥,力图保住自己已有的地位;儒家凭借着自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特点等方面的优势,自觉不自觉、暗里或公开地把道二教的有关思想内容渐渐地纳入到自己的学说体系与思想模式中,过隋唐五代之酝酿,宋代终于在融摄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冶儒释道于一炉、以心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教方面,如果说在隋唐时期,主要通过权实、方便究竟等说法,试图把儒道二教变成隶属于自家所谓直显真源之究竟教的权变说,那么,到了宋元时期,这一形有了的变化。由于儒学的复兴和重新崛起,教即便在思想方面也失去了相对的优势,此时的教做得更多的,是强调和突出儒的相通处、共同点而提倡儒交融。作为结果,则是宋元教呈现出一种伦理化倾向,而这种伦理化对后世教,现代的“人间教”产生为深远的影响。第十二第十五卷主要展现与论述明清民国时期的教。明之后的中国教体上说呈衰落态势。明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政治思想统治,故朝廷对教采取既充分利用又严格控制的政策,其结果导致教一步走向衰落。明代教在中国教较具影响的,是晚明四大高僧的出现以及在他们带动下形成的晚明学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宋元时期开始的禅净合流思潮的延续。清代、民国教的一大是居士学的兴起,弘扬法的中心已逐渐由寺僧转向在家居士。其时,居士林人才辈出,、法、僧三宝之外,又有四宝之说。门之中,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印光、虚云、弘一、太虚等人影响力。尤以太虚提倡的“人生教”值得关注。此“人生教”后来演化为“人间教”,成为现当代中国流。中国教所以会历二千年而不衰且不断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它既能保持教基本精神,又能因应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自己不行调整和改铸。思想义理方面是这样,与中国代社会之政治、济、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关系亦然。对此,《通史》对教与各个时代的朝政治、社会济、民俗信仰等方面的关系行较、深入的揭示和论述。教与各个时代朝政治括历之教政策)、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分析与论述,占了《通史》相当大的篇幅万言。所以在这方面如此不惜笔墨,旨在借此揭示历代教的表现形态、思想特点及其所以然。于典翻译、僧官制度、寺院济、三教关系和教文化艺术等,本属《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史》按四个发展时期分别列有专章,力求以较实的史料和较深入的分析论述,多视角、多层面地再现中国教的发展历程。值得一提的是,《通史》对于各个时期的民俗信仰、门生活,乃较具代表的仪轨制度等,亦列有专行较详实的梳理和系统的阐述。鉴于中国教与印度教的密切关系和隋唐之后中国教对外交流的日渐增多,《通史》既对历印度来华和西行求法的高行追踪与考论,亦对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教的对外交流及其影行绍介与评析。注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通史》不局限于汉传教,而给了藏传教和南传教以相当的篇幅;对于台湾地区教,《通史》亦列有专章,简要地介绍了1895—1945年的台湾教发展状况。所有这一切努力,旨在尽可能地展现中国教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