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恩丛书·西方通史:当前时代(套装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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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著，吴宁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32534
出版时间2020-05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纸张轻型纸
页数656页
定价128元
货号110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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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索恩丛书·西方通史:当前时代(套装全2册)
【书 号】 9787520132534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 者】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著，吴宁 译
【出版日期】 2020-05-01
【版 次】 1
【开 本】 16开
【页 码】 656
【定 价】 128.00元
【编辑推荐】
评委的评选不仅表达了对具影响力的德国史学家和学者之一的尊敬，而且还激发了人们期待听到获奖者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德国人在欧洲的相互理解过程中树立起自信心的获奖感言。
——雅妮娜·弗莱舍尔（Janina Fleischer），《莱比锡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1日
全球化时代首部全球视野的重要历史著作。
——《达姆施达特回声报》在线，2015年5月4日
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以往历史的把握定位，乃是一部具有多重特点的、纪念碑式的、举世无双和文字精彩的著作。
——克里斯蒂安·里希特（Christian Richter），5 Plus电视台，2015年1月
温克勒用跨越古今和严谨准确的叙述将以往年代从我们身边逝去的历史和事件又活生生地重现在人们面前。
——阿尔弗雷德·普福斯尔（Alfred Pfoser），《蝴蝶周报》，2015年3月11日
无古人的史学工作的压轴之作……。
——温弗里德·施特雷特（Winfried Sträter），德国电台文艺部，2015年2月25日
借助这本智慧、详实、生动的历史书，人们极大地扩展了自己了解世界的视野。
——爱伦·波密喀尔克（Ellen Pomikalko），《图书市场》，2015年3月
【内容简介】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既没有变得更加简单明了，也没有变得更加充满和平。在精彩纷呈的《西方通史》*后一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教授不仅引领读者走进我们当代的历史之中，而且紧迫及时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当前的危机所在。
【目录】
前 言
导 论
上册
第*章 从高歌猛进到走向悲剧：1991～2001年
从马斯特里赫特到申根：彷徨于深化和扩张之间的欧盟／010
独步天下的世界大国：克林顿政府时代的美国（一）／029
从斯雷布雷尼察到代顿：美国、欧洲及波斯尼亚战争的结束／047
从波恩到巴斯克地区：时代转折之后的西欧／052
一个体系的崩溃：1991～1995年的意大利／070
成功或失败的考验：通往西方道路上的中东欧／083
与西方划清界限：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092
增长、恐袭、丑闻：克林顿时代的美国（二）／104
现代改革派和传统保守派：社会民主党掌权的时代／118
从阿姆斯特丹到尼斯：欧元和欧盟改革的努力／143
奔向西方的竞赛：千禧年之交的入盟候选国／155
未经授权的干预行动：充满争议的科索沃战争／164
“我们都是美国人”：从2000年总统选举到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179
第二章 从“反恐战争”到全球金融危机：2001～2008年
从喀布尔到巴格达：布什的“反恐战争”和西方的分裂／206
美国式的和平：一个“非正式帝国”对其基础的质疑／232
左翼政党节节败退：21世纪伊始的西欧／238
扩张先于深化：2001～2008年的欧盟／266
贝尔格莱德、基辅、莫斯科：欧盟边界以外的欧洲／294
山雨欲来风满楼：新世纪第*个十年后半期的“老欧洲”和“新欧洲”／310
多极世界取代垄断霸权：乔治·W.布什第二届任期时的美国／326
一个泡沫的破灭：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到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341
下册
第三章 一切安全的终结：2008～2014年
不堪重负的超级大国：奥巴马时代的美国／364
柏林、伦敦、巴黎：与危机搏斗的三国／383
面临解散考验的货币联盟：债务问题压力下的欧盟／405
令人失望的希望：“阿拉伯之春”／446
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伊朗总统易人及其后果／470
雄心勃勃：俄罗斯／473
势头减退中的新兴国家：非西方世界的“自由”和“不自由”／476
自由与安全的较量：西方面临的新挑战／487
奉行冲突路线的普京：围绕乌克兰的东西方对峙／496
一场选举的后果：寻找权力平衡的欧盟／532
恐怖主义全球化：2014危机年的西方／543
从文明规范工程到文明规范进程：回顾与展望
缩略语表／621
人名索引／626
地名索引／643
【文摘】
1 从马斯特里赫特到申根：彷徨于深化和扩张之间的欧盟
1991年12月9～10日，欧洲共同体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参加他们所经历的无数次重要会议中很难忘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结果产生了西欧一体化历目前一次质的飞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使欧洲共同体在通往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在通往政治联盟的道路上却只移动了很小的一步。
早在1991年11月6日，德国科尔在联邦议会发言时就已宣布，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现代历史中一条经验教训就是，“那种认为经济和货币联盟可以没有政治联盟而能够绵延持久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科尔眼里，政治联盟不外乎是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目标的前奏，正如他多次形容的那样，这种联盟是一个欧洲的联邦制的国家，或者是欧洲版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随着两个单独的政府首脑会议——一个是关于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政治联盟问题——定于1990年12月召开，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之路被确定下来。一年后，若想改变这一发展方向，即使花费很大的政治气力也徒劳无益了。
德国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于1990年12月在一封写给当时的理事会主席、意大利安德烈奥蒂(Andreotti)的联名信中，表明了对“一个强大的和团结的政治联盟的态度”，该联盟“贴近人民大众，坚定地走符合自己联邦制使命的道路”。然而，这封联名信终究是一纸单纯的意向声明罢了。在关于政治联盟的具体内容上，德法双方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而且，欧共体的两个成员国英国和丹麦对所谓“联邦制使命”不屑一顾。有鉴于此，两个政府首脑会议所取得的结果不尽相同：目标相对明确的是大多数成员国所希望建立的货币联盟，而在政治联盟问题上则缺乏具有约束性的共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欧洲共同体变成了欧洲联盟。从此以后，欧盟就是一个统一的框架，或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的共同的总体架构：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GASP)以及司法和内政方面的合作。超越国家范围的合作只是其中个支柱所具有的特征，除了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新协议，它还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的协议在内。第二个和第三个支柱所涉及的是政府间合作领域。
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阶段已于1990年1月1目启动，其重点是开放资本流通市场，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的调整适应。第二阶段的启动时间定于1994年1月1日，其间要设立一家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第三阶段的启动时间定于1999年1月1曰。这个阶段要做的工作是建立一种欧洲的共同货币，以及把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职权移交给共同体。将1999年1月1日定为第三阶段的启动时间是德国科尔做出的一个政治让步，他不顾德国联邦银行副行长汉斯·蒂特迈尔(Hans Tietmeyer)的顾虑和担忧，使货币联盟成了一个板上钉钉不可逆转的事实。
作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核心组成部分的《欧洲联盟条约》，以1957年《罗马条约》的前言为依据，认同“更加紧密的联盟”(ever closer union)的目标和职权辅助原则。根据该原则，更高一级机构只有在下一级机构的办事能力不足以履行相关职能时，才可以将有关工作归属到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在各国公民本身的国籍之外，增加了欧盟公民的身份，并且根据居住地原则使其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一个新设立的地方委员会为地方和地区政府机构能够声张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共同决策程序”方面，欧洲议会被赋予了针对欧洲理事会所提建议按程序行使的否决权。此外，欧盟委员会的人事任命必须经过欧洲议会的批准。
英国通过谈判，不仅争取到了不参加第三阶段货币联盟的权利，而且还在条约的社会政策章节上获得了又一个“选择性退出”的权利。缘此，该章节的内容被写进了一份由其余11个成员国联合签署的有关社会政策的专项协议中。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是“联邦”概念和不受欢迎的“F一词”的坚决反对者和民族国家主权的坚定拥护者。在外交和安全以及司法和内政领域的合作问题上，他决定性地参与了以严格的政府间合作模式为方向的制定工作。倘若在上述政治领域中，在更大程度上采取超国家的合作模式，并且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取代理事会的一致通过原则，以及比之欧盟条约中的规定，赋予欧洲议会对欧盟委员会更广泛的监督职权，也同样符合德国关于政治联盟的设想。
P10-12
【前言】
摘自《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前言
于2014年秋出版的我的《西方通史》第三卷讲述的是冷战时期的西方史，亦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四十六年。第四卷，也就是*后一卷，从第三卷结束的地方——1991年开始。本卷叙述的是从这一年起已经成为往事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亦即*新的可称为当代史的断代史。
犹如绘画中的透视技法一样，当代史是所有时间维度的消失点中*短暂的那个。本卷叙述的当代史一直讲到2014年。2014年，许多国家都在举行第*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D-Day）70周年以及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世界在2014年也历经了一场新的东西方对峙。暂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1989年和1991年之后，所有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会按照共同价值观逐步“西方化”的人都犯了误判形势的错误。
作为转折之年，2014年或许也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而载入史册。当前，一个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扩张已经造成了中近东地区冲突战线戏剧般的变化。在抗击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前提下，两个当年的“宿敌”——什叶派的伊朗和美国之间，出现了策略上携手合作的迹象：此举不啻这个世界瞩目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场革命。同时，恐怖主义的逐步全球化也给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带来了新的视角：这起事件似乎愈发显得是一个普遍不安全时代的开始，甚至是21世纪的真正起点。对美国来说，具有全球意义的太平洋地区未来可能比欧洲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凡涉及这些冲突、危机和历史过程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本卷所谈到的其他问题：许多事态还在继续发展变化之中，其结局不可预见，距离现在时间过于短暂。就*新成为过去的历史而言，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未对外开放，有关这个时代狭义上的史学论文数量少之又少。有鉴于此，与更为久远的历史阶段相比，关于当代史的所有结论都更多地带有暂时和主观的特点。
尽管如此，对*新成为过去的历史避而不谈，不是摆脱这一困境令人信服的办法。“如果没有*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就不会有国家学方面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答案。”在希特勒时代被迫流亡、1933年英年早逝的德国法学家赫曼·黑勒（Hermann Heller），曾在其身后出版的著作《德国国家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当前时代的历史定位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看来是历史学“*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之一，尤其是当历史学以当代史作为研究对象之时。
这部《西方通史》的出发点、主导动机和文明规范的透视焦点，是关于我将之称为西方文明规范工程的问题，亦可谓之关于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问题。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不仅经历了在欧洲部分地区——深受西方教会影响的“拉丁语系”古老大陆，以及在独特历史条件下绵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且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人权宣言》中找到了它们经典的表达方式。从此以后，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便有了一个不得不为之苦心励志、努力奋斗的主题。
1789～1989年这两百年的西方历史不仅仅，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或拒绝获得构成1776年和1789年两次大西洋革命遗产的人权思想的历史。这是我在阐述过程中以之为出发点的三个观点中的第*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不仅把西方的历史看作违反其自身价值观的历史；第三个观点，而且，我也把它看成不断自我修正或富有成效的自我批评的历史。
1989年“和平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民主化动力，使围绕获得和拒绝1776年和1789年思想的斗争在西方内部取得了某种（虽然不是彻底和*终的）结果。然而，世界范围内围绕不可剥夺人权的普世有效性的争论还在继续。这场争论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重大主题之一，甚至可能成为它统领一切的主题。
近年来，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对文明规范问题的兴趣有增无减，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说是“标准规范转折”的程度。当然，这种研究兴趣并非新鲜事物。仅以历史主义鼎盛时期为例，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他于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史学》（Historik）一书中，就已经强调了一种“以道德力量和思想为依据”的历史阐释法的重要性，并在此语境中创造了一个表达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伦理水准”的新词。
尽管内部矛盾对立重重，西方民主国家依然具有这样一种共同水准，而且，它们自己也认为，应当努力将它们的价值观水准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水准。但是，它们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标准规范的全球化还相差很远。西方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承担这个结果的责任：其政治实践常常带有否定自己文明规范工程的倾向。此前，这部《西方通史》已经一再谈到这个话题，在*后一卷中还将不止一次对之加以论述。
在*后一卷也完稿封笔之际，我要再次表达我的谢意。感谢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 基金会、格尔达·汉高（Gerda Hendel）基金会、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赫（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基金会、汉斯·林吉尔(Hans Ringier)基金会、埃贝林和格尔德·布塞留斯-时代周刊基金会(die ZEIT 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感谢它们使本人可以借重自己多年的工作人员莫妮卡·罗斯托伊彻（Monika Ro.teuscher）以及莎拉·比安琪（Sarah Bianchi）、达里奥·普拉蒂（Dario Prati）、基兰·海纳曼（Kieran Heinemann）和安吉洛·达本多（AngeloD’Abundo）非常专业的帮助。莫妮卡·罗斯托伊彻、安格拉·阿布迈尔（Angela Abmeier）、格蕾琴·泽豪森（Gretchen Seehausen）、基兰·海纳曼和安吉洛·达本多把我的手稿转换成了可打印的电子版本。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于1991～2007年执教的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为我提供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对此，我谨代表其他各位向我的同事米夏埃尔·博格尔特（Michael Borgolte）、亚历山大·尼岑阿德尔（Alexander Nützenadel）和彼得·布尔舍尔（Peter Burschel）以及负责行政事务的吉塞拉·格拉波（Gisela Grabo）表示感谢。
C.H.贝克出版社的总编辑德特勒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一如既往，以始终如一的热情关注力通读了本卷。亚历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提示并编纂了书后的附录。雅娜·勒施（Janna R.sch）女士、西蒙娜·贡蒂（Simone Gundi）女士和贝蒂娜·布劳恩（Bettina Braun）女士是校读时不可或缺的助手。对此，我一并致以谢意。
*后，我想对一个“必要条件”表示感谢：没有我的夫人，我根本无法开始并完成过去十二年中一直耗费我精力的这项计划。《西方通史》在成书过程中哪些内容应当归功于她所提的问题、她的思考建议和批评意见，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因此，这里的*后一卷也同样题献给她。
柏林 2014年11月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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