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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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高宣扬 著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13157096
出版时间2016-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503页
定价89元
货号140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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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存在主义
【书 号】 9787313157096
【出 版 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 者】 （法）高宣扬 著
【出版日期】 2016-11-01
【开 本】 32开
【页 码】 503
【定 价】 89.00元
【编辑推荐】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高宣扬文集（十卷本）：
《存在主义》（已出）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已出）
《结构主义》（已出）
《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已出）
《德国哲学的发展》（即出）
《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即出）
《罗素哲学概论》（即出）
《弗洛伊德及其思想》（即出）
《高宣扬访谈录》（即出）
《艺术现象学与当代艺术》（即出）
【内容简介】
存在主义思潮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欧洲大地上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作为对两次世界大战和“上帝隐退”等对人存在本身造成极大冲击的事件而做出反应的哲学思潮，当然也发端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层，存在主义直面 “存在的危机”，探讨了诸如焦虑、死亡、烦、人的无个性以及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这些与西方传统哲学显得并不那么相称的问题，但确实是与生活于苦难与忧虑不断侵蚀存在的时代中的人们紧密相关的人生课题。这些问题经由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加缪、萨特等哲学家的思索与回应之后，汇聚成了存在主义思潮。高宣扬教授的该本专著对存在主义思潮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分析，并将此书题献给他的先师——为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付出艰苦努力的熊伟先生。
【目录】
高宣扬文集总序……1
纪念熊伟先生105周年诞辰：2016年新版序……1
1993年版序……1
1990年版序……1
引 言 作为哲学与社会思潮的存在主义……1
第*章 人生是什么？——存在主义的基本论题……41
第*节 存在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43
第二节 人生就是“此在”的自我表现……51
第三节 自己的生活全凭自己来创造……62
第二章 存在主义的思想体系……69
第*节 存在先于本质……71
第二节 人生是在“担忧”中度过的……80
一、“担忧”……81
二、“呕吐”……88
三、“黏滞”……91
第三节 “绝对自由”——人生的基本目标……93
第三节 人生的归宿是“死亡”……100
第三章 存在主义哲学的由来及发展……107
第*节 产生存在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109
第二节 第*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30年代的存在主义……113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存在主义……117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存在主义……119
第五节 存在主义的哲学的思想渊源……125
一、 齐克果——现代存在主义的启蒙思想家……126
二、 胡塞尔的现象论——存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129
三、 尼采的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的反理性倾向的楷模……131
四、 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对存在主义的影响……132
五、 经院哲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134
第四章 海德格尔及其哲学思想……137
第*节 海德格尔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139
第二节 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142
第三节 存在本体论的双向论证……149
第四节 对形而上学的改造……171
第五节 语言与存在……185
第五章 萨特及其哲学思想……217
第*节 萨特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219
一、 萨特的文艺作品梗概……223
二、 萨特的哲学著作……226
第二节 萨特哲学的特征……228
一、 虚无主义……229
二、 行动先于存在……231
三、 折中主义……233
第三节 自在与自为……235
第六章 存在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261
第*节 卡尔·雅思贝尔斯……263
第二节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268
第三节 别尔嘉耶夫……275
第四节 梅洛-庞蒂……279
第五节 阿尔贝·加缪……291
第六节 弗兰兹·卡夫卡……296
第七节 保罗·利科……300
第八节 保罗·田立克……307
第九节 鲁道夫·布尔特曼……315
第十节 罗曼·英伽登……318
第十一节 米克尔·杜弗连……320
第七章 存在主义对当代思潮的影响……331
第*节 对后现代思想家的影响……334
第二节 对当代诠释学的发展的影响……353
第三节 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369
第八章 存在主义的文学艺术观及其影响……401
第*节 海德格尔论文学艺术……403
第二节 萨特的文学艺术论……415
第三节 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观的历史演变……423
附 录 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资料……459
译名索引 ……493
【文摘】
纪念熊伟先生105周年诞辰：
《存在主义》2016年新版代序言
今年是熊伟先生诞辰105周年。为了表达对熊伟先生的敬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辑和哲学编辑刘旭建议我重版拙著《存在主义》。熊伟先生是中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第*大家，他本人不但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在弗莱堡大学聆听海德格尔的课程，而且也是第*位把海德格尔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从熊伟先生40年代返回中国起，直到1994年他逝世为止，先后在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名校，讲授存在主义。
从1957年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我就受教于熊伟先生。大学期间，在熊伟先生开设的选修课“存在主义”上，熊伟先生为大家讲授系统的存在主义基础知识，同时指导我们精读《存在与时间》的两个章节，为我们掌握存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本科毕业之后，我有幸以研究生的资格继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受郑昕教授指导研究康德哲学，同时也使我有更长的时间求教于熊伟先生及其他北大的老师们，使我一生受益匪浅，终身不忘。
回想拙著《存在主义概说》1978年在香港初版前以及出版之后多次在港台再版修订时熊伟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细致的教诲，恩师谆谆教导之苦心，连同他在课堂上铿锵有力、清晰准确的语音，犹闻在耳，而其和蔼质朴之表情，历历在目，使我心绪万千，感恩之情，不能自己。
熊伟先生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有极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善于通过中国传统智慧和语言，阐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把我们引入存在主义哲学殿堂，使我们敞开理解存在主义的思路，奠定了一生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基础，同时也教导我们如何做人的道理。
我记得很清楚，熊伟先生在讲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在之敞亮”时，使用了禅宗关于自身对佛法的顿然领悟时所感受的“恬然澄明”，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理解到海德格尔的用意。从我在课堂上第*次听到“恬然澄明”以后，这个*生动、*深刻和*需要亲身体会的用语，就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旅程，也同样指导我不断地提升对存在主义的理解程度。
熊伟先生一向认为，哲学道理固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论述，但它们又是直接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把握哲学的真正“窍门”就是从自身的亲在体验入手！这也就是说，理解存在主义的关键，是首先把哲学当成学会自我生存的艺术，也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那种从自身的亲在虔诚修身出发，切身体验生存于世的实践智慧。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特别从笛卡尔之后，过于夸大理性的功能和意义，致使他们的大多数只关心自身主体性的核心地位，往往忽略了对于自身亲在的存在论体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的存在问题从属于认知活动和求利行为，到头来，尽管他们自以为把握了真理，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却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把“自身亲在”这样*根本的事情撇在一旁。
当熊伟先生试图用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和禅宗语词转译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并不只是语言表达，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存在主义的基本道理不简单归结为主体性的哲学语言表述，而是使之直接变成为自身亲在的领悟过程，一种活生生的在世做人的实践智慧，就好像禅宗所说的那种“恬然澄明”的哲学智慧。真正达到恬然澄明的境界，就达到了“说”与“不说”都无所谓的程度，因为那是难以表达、也无求于表述的”的原始自然自得的境界，即所谓“有无混成”。
世界上那些有限的和可见的物质形式以及它们的有限道理，是可以用语言说出来。但“有无混成”的境界是物质与精神难以区分的*高生存状态，个人与周在的一切都自然地和谐交融成一体，惯常被人们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主体”和“客体”不再存在，呈现出*原始和*纯粹自然的存在原貌。
熊伟先生经常对我们说，中国哲学传统概念“气”，就是一种表现“有无混成”原始状态的恰当范畴，它不能用西方人现代科学语言去表达，因为西方人现代科学的一切研究，都建立在把世界物质化和对象化的基础上。但中国哲学用“气”的概念或范畴灵活地表现了世界的原始生命运动状态，深刻地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而且，物质和精神不但不可分割，它们之间简直就是在永远相互渗透中相互依赖，共同存在而发展。
谈到这里，我记得熊伟先生在1978年春对我说到了他的导师艾利斯·罗塔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教授。熊伟先生说，罗塔克曾经探询“气”的概念意义。他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感兴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哲学人类学家。我就是从熊伟先生那里第*次听到“哲学人类学”这个学科的。我当时对“哲学人类学”一无所知，以幼稚的心情请教先生。正是熊伟先生*早给我关于哲学人类学知识的启蒙。他指出，哲学人类学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考方法，它把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多学科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人与他的周在世界的关系列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因为哲学人类学首先承认：人的存在只能是“存在于世”，而存在于世就不能不探究人的存在与他物、他人以及整个周在世界的关系。熊伟先生指出：哲学人类学更细致、更深入、更具体地研究人的存在与周在世界的关系，所以，研究存在主义必须与研究哲学人类学并行；但可惜中国哲学界很少有人理解这个道理。
我在1979年之后，牢记先生的教导，为了深入把握哲学人类学，首先在法国向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学习人类学，同时也注意德国从谢勒以来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新成果，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拙著《哲学人类学》的撰写过程。当我在1992年见到熊伟先生时，他对我的哲学人类学研究给予了肯定。
当熊伟先生留学德国时，深受艾利斯·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继承了狄尔泰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想方法，而罗塔克的重要著作《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2. Aufl. 1930)和《逻辑与精神科学的系统性：哲学手册》(Logik 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Handbuch der Philosophie, München/Berlin 1926)，就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基本原理的新发展，这两本书都曾经是熊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存在主义的重要参考书。
1987年张世英先生在武汉湖北大学主持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与我同行的，有法国哲学会会长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以及德国哲学会会长赫伯特·施耐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 1936- )教授等。我们在那里一起愉快地会见了熊伟先生。会见后，我又四次单独与熊伟先生促膝长谈甚欢。
由于赫尔伯特·施耐德尔巴赫也是哲学人类学家，我向熊伟先生汇报了我多年来研究哲学人类学的心得，先生特地询问了德国在二次大战后对于哲学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哲学人类学的新动向极为关注。
为此，我向熊伟先生提及吉森大学哲学人类学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 1928-2015)的新观点，强调19世纪末以来，促使哲学人类学从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学问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对于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集中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人类学是现象学运动的一个特殊成果，也是19世纪末以来试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方法论的理论产物，它不只是满足于研究人的本质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哲学人类学应该区别于历史哲学、形而上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即“人的生活世界”。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德国哲学界的历史主义的一种“反动”。哲学人类学的出现和兴盛，说明历史主义的流行本身迅速地引起了它的反对派在理论上的抵制。
按照哲学人类学的新观点，传统历史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形而上学中研究“人”的论题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之形而上学性质，乃在于把“人”拘禁在设定的历史进程牢笼中。在传统历史哲学看来，人不是历史的主人，而是历史的奴隶；人的命运不是人自身所能确定的，而勿宁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所以，历史哲学虽然也研究人，但人的本质是在历史的逻辑中被扭曲；而且，人反倒成为在历史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广袤性的范围内被观察“对象”，人的主体性反而在历史进程中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哲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出现，就很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人的真正本质的研究，关于人的精神的本质及其活动，关于人与自然界，关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关于人的行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关于人的道德与人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所有这一系列有关人的根本问题，都不能单纯地从历史的维度加以观察分析。人固然是一个历史动物，但人的本质恰恰就在于他对于历史的积极主动的改造活动。而且，人作为人，首先并不是历史的产物，更不应为历史所限。人的本质是与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他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自身的生活方式的抉择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奥多·马瓜德在他的那本批判历史哲学的著作《历史哲学的难点》(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973)中，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历史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形式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骚扰它”(Die Geschichts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verändert; es kommt darauf an, Sie zu verschonen)。显然，在哲学人类学家看来，历史与人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对历史的态度。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由人本身的生活及其行为所决定，而且，人对历史的态度也决定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紧密关系。
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人的本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历史哲学在研究人的过程中，自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第*次正式使用历史哲学的概念以来，曾经有过一系列重要的发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可以成为两个典型代表。但是，历史哲学远没有解决关于人的基本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代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在其发展行程中，大有系统化、自我僵化和教条化之倾向，以致某些历史哲学的陈腐概念和片面的方法论，始终干扰人们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
正因为这样，有相当多的哲学家认为，近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发展，是黑格尔之后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的结果。赫尔伯德·斯奈德尔巴赫指出：“哲学人类学从属于那种危机的历史，在这种危机中，对于人的传统的自我解释，连同唯心主义的崩溃而衰落，因此，它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这个历史的终点”。
由于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人的问题从来就成为哲学家们的重要论题。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从哲学史的源头开始，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乍一看来，哲学人类学这个概念，在修辞学上似乎是一种重复性的语词堆砌和繁冗。哲学一词本来应该很自然地把‘人’当作中心问题来研究。在这方面康德曾经指出：人们本来可以把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从根本上算作“人类学”，因为“我可以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等*根本的问题，都同“什么是人？”的问题有关连。
熊伟先生指出，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中，对康德的上述深刻判断作了详细地分析，并重申人类学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在这本论康德的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学长久以来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而且也是涉及到人类自身及其在存在者整体中的地位的基本趋势的概念。……人类学不仅寻求关于人的真理，而且它现在也需要作出这样的判断：一般的真理究竟可以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在1929年发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第*版时，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克斯·谢勒刚刚在这以前的一年，即1928年发表他的*重要的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1928)。所以，海德格尔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斯·谢勒的一个回应。
熊伟先生非常了解德国哲学人类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内在关系，也一直关切它们之间所进行的争论。他认为，哲学人类学对“周在世界”或“环境”(Umwelt)的具体研究，加深了对“在世存在”(Sein-in-der Welt)的分析深度，同时也加强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程度。
熊伟先生屡次解释说，“存在”不是普通的名词，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生活行为，更不是某种主体化或对象化行为，而是自身恬然澄明的亲在体验过程，是自身之所以显现于世的存在论行动。记得他很形象地强调：“存在是各种事物之所以存在的那个‘在’本身”；“世界和万事万物是‘在’出来的”。“这个‘在’不是你们所现成地看到的那些‘在者’，你们千万不要把‘在’和‘在者’混淆起来；‘在’比‘在者’更为根本，或者说，‘在’是‘在者’的本体论基础”。
当熊伟先生说“在”的时候，他总是以*强的语调和*激动的态度说出来，以便突出“在”之为一切事物的根本的基础本体论性质。
我在70年代末出国前，曾经到熊伟先生中关村寓所拜访并向他告别；之后，熊伟先生先后给我寄来六封信，每封信都表达了他对晚辈学习、生活和身体的关切，体现了他对学生的一贯的严谨而仁慈的态度。
90年代初，我曾经邀请熊伟先生夫妇到香山饭店晚餐。晚餐前，我与他漫步在香山公园一角，边谈边笑，无所不谈，先生的幽默和亲切坦率情绪，他对生命存在和运动的坦然自在，使我甚为感动。
在1992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熊伟委托我在台湾出版他主编的《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书稿。这部书的第*篇，就是熊伟先生写的“代序：现象学思潮研究”。这是一篇深刻精炼的论文，寥寥数语，便把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学原理，讲得清清楚楚。
熊伟先生写道：“现象学要做的事不是要认识现成的现象，而是要研究如何让无论是什么的认识对象出现在当前，要现象出来，成为我们感性的眼睛或智慧的眼睛的对象。这就是现象学的事情本身，而这个‘事情本身’也是胡塞尔一建立现象学就提出来的口号。现象学的事情本身是要把各种不同的对象在我们当前现象出来这回事的基本结构把握清楚”。在这段话中，熊伟先生把“现象出来”用黑体字标示出来，突出“现象出来”的重要性。所谓“现象出来”，实际上就是他在课堂上屡屡强调的“在出来”。因此。“在”是自我生成的显现过程，而“在”的自我显现，就是存在本身；通过“在”的自我显现，一切“在者”才有可能“存在于世”。
我记得在课堂上，熊伟先生曾经借用希特勒访问意大利墨索里尼一事，讲解什么是存在主义所说的“在”。他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希特勒访问意大利与墨索里尼结盟。当时的纳粹分子们为之拍掌称赞，主张把希特勒访问所乘的飞机送进博物馆，而存在主义者则说，真正有历史意义的，不是元首乘坐的那架飞机，而是元首的“飞”；“飞”就是“在”，飞机只是一个“在者”。所以，正如熊伟先生所说：“现象学要摸清‘现象出来’这回事，首先就要把握天地万物‘在出来’的‘在者’。为要认清这个概括一切的‘在者’，又需更进一步去弄清‘在出’一切‘在者’来的这个‘在’是这么回事”。接着他说：“胡塞尔已经指出，要认识一切在者或在者整体，必须研究在者的抽象形式，又研究在者的具体内容，而这就是各门科学的事情；至于认识‘在’，则不是各门科学所能做到的事情，而只是哲学的事了。海德格尔就是从这个地方继续推动胡塞尔的事业去研究‘在’”。
熊伟先生在《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中进一步指明：“天地之大，谁能恬然澄明地体会到‘我在’，谁就找到‘在’；此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在’，而只能找到‘在者’而已。这个‘我在’在天地间独一无二，连‘我在’成什么样子都还不清楚的时候，我却恬然清楚的‘在’了。这是天地间唯一无二的‘我自己’，这是本真的我自己，其他到处可听说的我自己都是非本真的我自己，都只能说是武断的我自己。其他的本真的‘我自己’，也是唯一无二的，也只有他自己能够抓到。所以体会到‘我在’的‘在’即在此，因而海德格尔名之曰‘此在’(Dasein)”。
如前所述，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熊伟先生在课堂上使用的独创性用语，不但使我们深受教益，而且深植于心中以致终身难忘。对我个人而言，“恬然澄明”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自身生命体验的一种力量。
在大学本科期间，我常常在课余时间，与其他同学拜访熊伟先生，在他的中关村寓所聆听他的教诲，熊师母亲切地接待我们。当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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